制度风险的法律维度: 突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瓶颈

以风险理论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行法律制度,根据风险产生根源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风险会表现为制度运转失灵风险、制度功能偏差风险和公平性缺失风险。化解制度风险,形成制度风险的维度,不可基于同一个标准,而是需要在大的框架之下论及制度风险的法律管控,需要有针对性地创构"建立私权,善用公权"的多元法律控制体系,并在体系内引入技术规制,创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权",推动民间习惯法与法律制度、公法与私法的互动式发展。     

内部治理视域下世界一流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新定位

"双一流"大学建设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新一轮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现代化的大学治理体系是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思想政治教育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着巨大的凝聚、感召和动员作用,也是解决各种矛盾的有力武器,是推动一流大学建设的磅礴力量,可以在政治定位上、价值引领上、机制建设上助力大学治理。因此,必须要让思想政治教育在一流大学内部治理的设计中提升引领力,在运行中强化感召力,在反思中增加信誉度。     

基于质量意识的复杂产品质量控制激励策略

激励在复杂产品供应链中对主供协同合作关系及质量控制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研究基于主制造商在复杂产品生产研发前按照客户要求形成的质量意识的激励策略是否可以实现复杂产品质量控制问题。考虑具有质量意识的主制造商和其系统供应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建立以主制造商为领导者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分别讨论无激励和存在激励时的主供生产最优决策。基于激励方式的不同，将激励策略分为根据供应商产品质量水平激励以及根据主制造商质量意识水平激励两种方式。研究结果表明激励是供应商加强协同合作、改进产品质量的内在动力，主制造商根据质量意识激励供应商可以进一步促使双方协同合作，提高产品质量，使双方获得更高的利润从而实现供应链整体利润最大化。此外用灵敏度分析发现提高主制造商质量意识水平可以增加双方协同合作努力程度，有效提升产品质量水平并实现帕累托改进。     

合理配置政治监督评估与“内控评估”的持续探索——中国40年政府绩效评估体制改革的反思与进路

回溯40年来中国政府绩效评估工作,这项改革事业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有着鲜明的"政治性监督"特征,第二阶段呈现了"管理的工具主义"特征,第三阶段属于因地制宜、模式纷呈时期,第四阶段出现了改革的"高位震荡"。从96个政府绩效评估实践案例的关键事件锚定结果来看,这4个阶段主要采用了纪委负责、人事部门负责、编制委员会负责等8类绩效评价体制类型。未来要进一步发展政府绩效评估事业,就必须遵循体制改革的基础逻辑,将政治监督评价、内控评估应用到合理的范围,有针对性地推进由党委、人大、政协、纪委、本级政府、上级政府等负责的不同体制类型的绩效评估改革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