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办报”概念的百年演化与话语创新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一个世纪的历史，仅就如何履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办报的角度说，实际上是一部不辍探赜、创新与实践“政治家办报”话语体系的历史。“政治家办报”概念的孕育与发展，蕴涵着新闻与政治、学术与时代之间的交光互影：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其经历了一个概念形成—理念泛化—共识重塑的概念体系创新过程；从新闻与政治关系的视野看，其经历了一个政治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演进历程；从历史演化逻辑的维度看，时代发展命题与“主旋律”始终是其价值要义不断得以峻擢的原动力，政治诉求始终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     

劳动作为出路——新中国成立初期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问题史

1957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文章《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其中指出，1957年仅有小部分初中和高小毕业生能升学，绝大多数将不能升学，主要出路是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由此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以这一社论为切入点，通过对1957年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这一问题的讨论，可呈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中小学普通教育和适应国家治理需求的历史实践过程。其典型表现是将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劳动视为“做新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的重要议题，那么，如何对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作出时代性回应就成为理解这一问题史的关键。     

语言演变中的语素化与去语素化——基于称呼语“亲”演变过程的考察

基于历时角度,"亲"的用法可大致区分为古代单音节词"亲_1"、构词语素"亲_2"和单音节称呼语"亲_3"三种。"亲_1"到"亲_2"和"亲_2"到"亲_3"语言演变过程分别是语素化与去语素化。语素化与去语素化符合人们对"亲"认识的范畴化、去范畴化、再范畴化认知机制。     

疫情中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问题的几点思考

突如其来的疫情,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带来了挑战.以某大学生在疫情中的亲身经历为案例,分析大学生面对疫情出现的心理问题,继而从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道德教育和采取切实有效的心理教育两方面,提出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具体措施.     

协商民主与政治发展

本文对比了中西语境中协商民主出现的理论动力和历史条件,来说明协商在不同制度中可能承担的不同功能.不同于西方背景下为了弥补聚合式民主存在的问题而产生的纠偏机制,协商在中国的出现是为了回应政治发展在不同阶段的功能性需求.自全球范围内的殖民统治时期开始,到中国获得独立并过渡为现代国家,协商在制度安排和政治话语中的内涵不断发生着变化,并呈现为谈判、咨询、治理机制三种样态.它与民主之间的联系,也并非一开始就存在,而是在发展过程中被逐渐建立起来的.     

东西对峙视野下的周初战略部署诸问题

以"夷夏东西说"解读商周时期历史进程,可视为以殷商为代表的东部势力与以周族为代表的西部势力的对峙态势。商周嬗代是西部势力对东部势力的一次重大胜利。周公东征延续了西部势力的胜利,并使东部势力彻底臣服于西部势力。周公分封诸多重臣于东土、营建洛邑调整周王朝上层权力结构等政治手段,大抵可视为周公应对东部势力的战略举措。周初政治军事格局变化与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于东西对峙因素的发酵与影响。"夷夏东西说"亦反映出中国古代军事战略与政权嬗递之间的强烈相关性。     

以史为鉴：《赵氏孤儿》有效“走”进欧洲原因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显著增强的综合国力与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为中国文学走向海外创造了有利契机。然而，“西强我弱”的话语格局使中国文学“走出去”面临巨大挑战。鉴于此，分析历史上中国文学有效“走进去”的成功案例至关重要。首先，系统梳理了《赵氏孤儿》在18世纪欧洲世界的译介脉络；其次，阐释其在此基础上实现的文化增值；再次，基于美国学者理查德·布雷多克（Richard Braddock）的“7W”传播模式，分析该剧异域之旅成效显著的深层动因，以期为有效提升中国文学对外传播力提供参考。     

清代的六谕诠释传统

清初顺治帝重颁明太祖的六谕，使六谕在清代获得合法性，清初地方官及理学名臣均重视以六谕行教化，延续明代诠释传统并形成了《六谕集解》等新的注解文本。康熙九年圣谕十六条颁行后，逐渐取代了六谕在乡约中的核心位置，但六谕仍以潜流的方式在族规家训等文本中存在。19世纪，六谕被重新提倡，地方官员、儒学士人以及宗教人士对六谕的兴趣被激活，在清末更出现了《宣讲拾遗》《宣讲新篇》《圣谕六训集解》等新型体裁的六谕诠释文本，脱离乡约而趋向于善书。     

超越主权：跨国公司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影响与重塑

当今世界正处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深刻变革的进程之中。跨国公司作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行为主体,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与重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以高科技、互联网等产业为代表的非传统型跨国公司的影响力和冲击力更是不可小觑,具体表现为:非传统型跨国公司掌控的社交网络工具成为凌驾传统政党的政治运作平台,试图超越传统生产力以谋求全球化技术统治;大数据集权成为重构国家与市场的第三种力量,金融剥削与数字剥削构成新的盈利方式;同时客观上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关联合作,维护了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基本稳定。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跨国公司特别是非传统型跨国公司权力参与下,呈现出一些转型特征: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的权威将更为分散、行为主体将更为多元、发展差异将更为明显、竞争态势将更为激烈;与此同时,合作空间依然存在,且主权国家仍将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跨国公司虽然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具有能动的塑造作用,但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其仍然无法超越主权而单独存在,也只有在主权的引导与规范下,跨国公司才能更为有效与积极地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塑过程,从而更好地为国际社会各参与者提供经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