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观台湾祭孔

台湾也有教师节,九月二十八日。直到这天受邀参加台北孔庙祭孔大典,我才忽然想到,原来台湾的教师节是有这个出处的。     

浅析祭孔活动对古代社会的建构功能——以曲阜孔庙为例

孔子是儒家文化的文化符号，祭孔活动则是对孔子和儒家文化表达崇敬之心的方式。祭孔活动对于现代社会具有教化民众、文化复兴以及培植信仰三个方面的作用。它能够培养现代人对孔子和儒家优秀传统文化的崇敬之情，并且让人们认识到祭孔活动和儒家文化对于中国有不可替代性复兴祭孔活动让现代中国人重新了解和认识儒家文化；体会儒家祭祀仪式的神圣与庄严；让儒家优秀传统文化重新受到现代中国人理解和认可；并作为民族信仰根植在现代中国人心中。     

近现代祭孔的困境及其衍变轨迹

近现代时期,传统的政教体系被撕裂。庙学制瓦解、帝制终结、儒学权威不再,祭孔的政治、思想、制度基础都轰然崩塌。但祭孔这项中国祭祀传统中意指最丰富的文化遗产,依然继续漂移在近现代历史舞台上,一方面被继续推向权力的神坛,另一方面,又向民间社会延伸。祭孔因其作为象征仪式易于搬演的灵活性使其具有被独立抽取呈现于不同的政治-文化情境中的可能性。如何在从庙堂走向民间、从政治走向文化的方向上探寻祭孔在现代社会转型的空间以及承续的新生长点,是历史留给当下的未完成的课题。     

代代相传：祭祖与祭孔的血缘性与非血缘性传统

中国传统中最重要的一种传承,便是血缘性的传承,所谓天地之道肇端于夫妇,一阴一阳之谓道,便是指此。殷周以后,血缘成形为宗法制度,所蔚成之氏族、宗族、宗庙、祖庙、太庙等,都是以血缘性为基础的传承,这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传统中一条重要的主轴。另一条重要的主轴,形成较晚,从孔子开始。孔子被后世称之为素王、宣尼公、文宣王、尼父、大成至圣、先师,不论为公、为王、为圣、为师,为殷汤后、为文化垂统之征,都是指其在文化的周道既衰中,将文化的精义在授徒中传递下来,因而开启了一种中国式的非血缘性文化垂传授受之传统。而师生的传递是一种非血缘性的传承,师生关系便成为中国文化中文化性、精神性的一种特殊性格与结构。没有这种师生的学习与传授,中国文化便不会绵绵不绝、源远与流长。祖先与子孙,是血缘性的;而文化传递,却是师生的、非血缘性的。     

祭孔与清初帝王道统形象之链接

祭孔作为中国传统社会道统的仪式化表征,自西汉以来,已转化为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根源,祭孔大典成为清代前期格外引人关注的祭祀仪式;清初帝王对于孔子的祭祀,其规格、意义远远超出了以往对孔庙的祭祀仪式,特别是由于皇帝亲祀跪拜孔子的介入,对于这一跪拜祭祀模式的认可与持续,促使祭孔的信仰及其仪式具有前所未有的道统与治统合一的意义,礼如弟子的祭孔仪式则是透过身体象征来诉求统治正当性,给统治者铭刻了道统形象;确认了政权对于道统的承袭,也就是确认自我的统治正当性.     

清初优礼衍圣公与祭孔仪式正当性

祭孔作为中国传统社会道统的仪式化表征,自西汉以来,已转化为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根源,清初帝王对于孔门后裔衍圣公的优礼,祭孔仪式中衍圣公不可或缺的参与,使得清初作为外来政权的祭孔仪式具有了正当性,并在这一过程中赋予了清初政权的道统形象。然而,清初政权对衍圣公优待的同时,又设法加以约束,其政治地位仅仅局限于对孔庙的奉祀与对家学的传承,特别是衍圣公向清初政权的主动靠拢,其实质表明作为道统象征的孔府是现实王权道统形象的陪衬。     

汕尾民俗献演惹“火”旅游区

新春期间,粤东老区汕尾城区凤山祖庙旅游区通过组织开展优秀的民俗活动,带旺旅游业。频临大海的汕尾地方文化历史悠久渊源流长,日前近10个民间艺术团体纷纷聚会景区,献演刚刚入选国级"非遗"的《汕尾渔歌》小调、渔歌剧选唱,颇具地方特色的渔家风情舞姿。该区     

论西邸文人集团形成的原因

南朝齐代的竟陵王萧子良,生前组织和领导了阵容强大的西邸文人集团。这个集团的形成,有着较为复杂的、诸多方面的原因。第一、齐武帝创建国学的举措,为萧子良组织西邸文人集团打开思路。第二,皇太子主持的祭孔活动,是萧子良组织西邸文人集团的导火线。第三,人们对办学意义等问题的认识,奠定了萧子良开办西邸的思想基础。第四,前人的许多做法,为萧子良创建西邸、组织西邸文人集团开了先例。第五,“敦义爱古,礼才好士”的个性,是萧子良组织西邸文人集团的内在动力之一。第六,“禀性端疏,属爱闲外”的特点,是萧子良组织西邸文人集团的内在动力之二。第七,众多文人具有建功立业的思想,从而形成萧子良组织西邸文人集团的大气候。第八,社会的安定,是萧子良组织西邸文人集团的重要因素。     

国家祀典类遗产的当代传承——以中日韩近代以来的祭孔实践为例

作为仪式政治的重要手段,国家祀典在王朝时代结束之后就丧失了其原有的政治与社会功能,从而变为一笔公共的文化遗产.当代人应如何保护和利用这笔遗产,使其既能发挥传承文化的作用,又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中日韩三国近代以来的祭孔实践,分别代表了国家祀典的三种传承模式:韩国的以承续古礼为目的的国礼模式,日本的完全民间化的模式,和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半官半民式的地方公祭模式.通过比较作者认为,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公祭模式不仅是历史发展使然,而且也是文化选择的结果.地方公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只要操作得当,便可充分发挥其传承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历史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