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化视域下自然保护地立法的制度建构

自然保护地在维持生态平衡,实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的主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供给存在一定差异.《自然保护地法》立法工作须依赖理论上对自然保护地的类型化,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对应型的规划建设、运营管理等方面的具体制度.因此,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供给的空间差异,可以将当前相互重叠、缺乏体系的自然保护地划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自然保护小区等四种类型,搭建"1部基础法律+4部类型化条例(或法律)"的自然保护地法律体系,并可以通过体系化公法、私法制度工具强化自然保护地的有效治理.     

近现代日本的“满洲风土”暨自然与社会文化调查书写评析

近现代日本在率先成为亚洲经济与军事强国、走向帝国扩张之路后，从日俄战争开始至1945年战败，由于其把对我国东北作为其“帝国生命线”和侵略目标，故接连不断地对东北进行以帝国主义扩张为目的所谓“满洲风土”包括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暨社会文化在内的调查、书写与刊行。伪满洲国建立后又有“满映”的“文化映画”和科教纪录电影参与了对“满洲风土”的映写，还有近现代日本作家文人的“满洲想象”与现地叙写，构成了数量庞大的文化殖民主义文献。这些调查刊写总体的性质和目的都是为日本侵略中国的政治“国策”服务，隶属于“帝国”视域的知识生产体系，具有文化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逻辑与装置以及东亚殖民主义症候。当然，这些调查书写也包含和留存了某些具有知识性与学术性、历史性与方志性暨地域文化的较为完整的珍稀史料文献，对东北和内蒙古边疆史地研究及地方志修撰具有借鉴参考价值，宜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对其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与评析。     

理论创新的阐释学路径 ——以李泽厚的"积淀说"为例

李泽厚的“积淀说”是中国当代最有影响的美学理论。回顾和反思这一理论的产生过程，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李泽厚的美学思想，同时也可以让我们从中窥见李泽厚进行理论建构的方法和路径，从而更好地推进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李泽厚的“积淀说”并不是他单向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和批判康德哲学的结果，而是他把马克思的“自然的人化”理论和康德的批判哲学相互融合的产物。这种融合使得他把康德思想的概念和框架带入了马克思的思想，由此构成了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和倒转。但从理论创新的角度来看，这种误读实际上是一种创造性的阐释，是他把自己的先在视域与马克思原有的思想相互融合的产物。这种视域的融合必然产生意义的增殖，从而构成新的理论建构的起点。就此而言，李泽厚创立“积淀说”的过程清晰地展示了一条理论创新的阐释学路径。     

21世纪马克思主义视阈下共同体的当代建构

在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视阈内,从虚假共同体向真正共同体的迈进要经历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建设什么样的共同体,如何建设共同体,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实践中不得不回应的课题,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理论使命。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以21世纪马克思主义审视共同体的当代建构,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转变的现时代,着眼于人与自然界共生共在的应然态势、民族国家的客观现实存在、世界历史的必然潮流,自然生命共同体、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是必要的建构选择。     

谶语歌谣的话语建构与传承机制

在中国古代歌谣中,谶语歌谣因其与历史、信仰的复杂互动构成一种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既有研究或是站在史学立场上视其为政治史的佐证,或是从文学视角分析其对叙事文学的影响及其文化意味.若从民间文学的角度,将谶语歌谣还原为一种民间口头讲述,在历史脉络下爬梳其文本形态的层累,则可钩沉其谶示意义权威性、合法性的建立过程,并分析在这种观念信仰之上,人们试图借此理解、阐释甚至建构历史的丰富话语形态.基于口头文化传统的"资源库",谶语歌谣构成古人认知历史的观念框架与交流工具,并由此作为古代歌谣的特殊类型,为当下讨论口传文学与传统知识、信仰与历史的关联提供新的案例与视野.     

回到亚当·斯密:法律经济学的古典起源

本文对亚当·斯密及其先辈对法律制度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构建进行思想史的追溯,从而得到如下的启示:古典经济学家理解法律以及司法制度的演化和作用,是着眼于商业社会的性质与发展来落笔的。在这种演化的过程中,商业社会的法律以及司法制度是由对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之维护而逐渐被需要出来的,然后通过在城乡之间的劳动分工,而逐渐由城市扩及到农村地区,实现普遍的良好的政府治理秩序。反观当代法律经济学的定义与发展,我们可以看出当代法律经济学的主要着眼点,在于从科学的立场、乃至实证的角度,寻找最优的法律体系建立,或者检验既有法律的效率高低。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科学方法的应用与推广,但是,却也使得法律经济学在思考的深度以及对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活之穿透力上尚且有所欠缺。因此,当代法律经济学亟需从启蒙运动以来的诸位先哲中汲取更多思想的力量,为一个更为深远的基于生产的制度框架下的法律研究提供持续发展的动力。     

论俞铭传诗歌的传播及其“世界性”意义

自闻一多《现代诗抄》之后,西南联大诗人俞铭传在汉语学界长期处于沉寂状态。而早在1940年代,他已引起西方学者的关注,并被当作是"中国诗人中最为年轻的一代"和"最具希望的诗人"加以译介,其多首作品在英语世界流传。俞铭传得以在海外传播虽有各种内外因素,但究其根本,还在于他诗歌写作的"世界性"。俞诗的"世界性"主要表现为语言符号的跨界性;意象与典故的跨文化性;抒情方式的客观化与非个人性;叙述模式的东方与西方、科学与人文的对话性。探讨俞铭传诗歌的传播,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发现这位现代诗人的文学史意义,也为我们思考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