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元宇宙：一种新型数字经济的机理与逻辑

元宇宙是一种起始于游戏平台、奠基于数字货币、并由一系列集合式数字技术和硬件技术同步涌现所支持的、人类生活深度介入其中的虚拟世界及生存愿景,其核心是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一种新型数字经济的发展。元宇宙经济的兴起缘于数字技术生态和区块链对互联网底层协议的系统性变革的技术创生机理、数字孪生和数字原生开启人类叙事新可能的生存创生机理,以及数字经济在经历PC互联网经济、移动互联网经济发展之后新的范式转型的经济创生机理。元宇宙经济区隔为一种与之前的数字经济不同的新型数字经济,主要逻辑来自于数字货币的诞生与数字法币的发展,以及围绕着数字资产而展开的一系列新的经济生产和商业模式。支撑这种新型数字经济逻辑的重要架构是数字货币成为从争议性的加密货币到多国央行发行数字法币的共识。依托于区块链分布式记账技术的新型数字资产在元宇宙中以NFT或NFR形态存在,它将带来一系列商业模式变革和经济生产、流通、消费模式的重组。数字身份为数字资产的创造和消费提供了新经济模式,数字资产与现实资产的双向流通创造新经济体系。在以"认同"决定价值的元宇宙经济体系中,精神价值、历史价值、审美价值等复数价值的"资产化"兑现拥有了技术基础...     

税收优惠能否激励风险投资：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风险投资支持初创科技型企业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市场失灵,如何进行政策引导成为关键问题。以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政策(财税〔2017〕38号文)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政策效果。结果显示,投资抵扣税收优惠增加风险投资基金对初创科技型企业的投资,且对有限合伙制基金、投资本地基金、经验丰富基金以及非国有基金的正向作用更大。排除投资价格竞争、新基金设立、新企业创建以及税收套利等替代性解释后,证实投资抵扣税收优惠的影响渠道是提高基金的风险承担。风险投资基金策略更多转向初创科技型企业,说明结构性减税政策具有显著的定向引导效果。以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财税〔2011〕58号文)为对照,检验不同形式税收优惠的影响,发现整体性直接降低风险投资基金企业所得税率造成基金的初创科技型投资和风险承担下降。研究表明,相对于降低企业所得税率,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更有利于激励风险投资支持创新创业。     

同盟政治中的“牵连”风险及规避

"牵连"风险是同盟政治的特有现象,会使结盟国家付出高昂的代价并损害其国家利益,但它并非不可避免,而是可以通过采取一些措施来加以管控和规避。现有文献提出了两种相互竞争的理论,即"纠缠"理论和"行动自由"理论,来对同盟政治中的"牵连"风险问题进行解释。本文将首先对"牵连"及与之相关的另一个概念"纠缠"进行定义和厘清;然后分别论述"纠缠"理论和"行动自由"理论,对其进行比较并指出其不足;最后以美韩军事同盟为案例进行理论验证。本文认为,同盟中强势的一方更为担忧受牵连,弱势的一方更为担心被抛弃,规避"牵连"风险的措施对它们在效果上也存在差异。探讨同盟政治中的"牵连"风险问题,对于理解同盟政治和大国结盟外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感知风险对在线旅游产品购买意愿的影响分析

旅游电子商务发展迅猛,互联网购物平台的虚拟性和远程性强化了消费者感知风险,它也成为影响旅游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文章聚焦消费者感知风险,运用SPSS 19.0及AMOS 21.0软件,构建以5个维度的感知风险为自变量、购买意愿为因变量、信任为调节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变量间相关关系.结果发现:感知风险对信任的影响差异较大,仅经济风险感知与信任呈显著负相关;感知风险对购买意愿总效应皆呈负相关;信任作为中介变量存在明显的调节作用,有效地降低了感知风险对购买意愿的负向影响.     

“一劳永逸”还是“饮鸩止渴”——基于上市公司高送转的研究

  与国外公司注重现金分红不同，基于数字游戏的高送转乱象长期充斥着中国资本市场。由于高送转往往伴随着股价大幅上涨，而股价的暴涨、暴跌严重影响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特别是暴跌带来的股价崩盘风险更是给投资者财富带来巨大冲击和破坏。因此，从股价崩盘风险角度探究高送转乱象可能对资本市场运作效率产生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行为金融理论框架下的迎合理论，研究上市公司高送转行为与未来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分析师关注起到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公司基本面、外部市场态势和投资者注意力等因素对上述关系的影响。以2006年至2015年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Stata软件以及独立样本t检验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Heckman两阶段法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高送转不仅没有降低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反而显著增加了股价在未来发生暴跌的可能。基于行为金融学分析框架，认为产生这一现象背后的机理是管理层迎合投资者非理性偏好行为的存在。在此基础上，分析师关注能够显著缓解这一关系。当公司的估值风险高、送转能力差以及市场处于牛市、投资者注意力较高时，高送转对未来股价崩盘的诱发效应更为明显，说明较差的公司基本面和较热的市场环境对高送转的未来崩盘效应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比研究发现，普通送转并没有诱发公司未来股价崩盘的可能，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高送转带来的未来股价崩盘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高送转行情虽然可以短暂刺激股价上涨，但它绝不是拉升股价的良药，上市公司采用高送转提升股价并非“一劳永逸”，而是“饮鸩止渴”。研究结果对于全面认识高送转在资本市场的作用以及为监管机构加强对高送转的监管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对投资者和监管机构而言均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 不亿不信” ：信息“ 缺场” 的信任选择———论孔子的信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常识来说,信任的前提必须是对信任对象的信息有所了解,那么对象的信息,包括品格、身份、名誉等将成为信任的条件。但是,现代开放社会中面临的更多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的交往通常面对的都是对象道德品格信息的"缺场",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习惯于对信任的"不选择"或不作为,这就导致了现代社会巨大的信任危机。而在现代社会中,却存在着其他形式的信任,即基于专门知识、体制和一种所谓商业精神的信任,这些信任虽然可以允许对象信息的缺场,但是其信任的根基却是规则或契约信息的完全"在场",而非对主体本身的信任。孔子曾提出"不逆诈,不亿不信"的原则,即不随意臆测他人是否相信自己的待人原则,这恰恰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信任品质,这种无条件的信任的风险和风险的担当诚然需要社会正义来支撑,但这种作为道德的信任上升为一种当代社会的伦理精神却是必要而迫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