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尼茨与马克思的中国观之比较

在贸易和资本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相隔一个半世纪的莱布尼茨与马克思都热切地关注过中国，由于中国和欧洲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致使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和评价有巨大差别：身处启蒙早期的莱布尼茨几乎把中国当成审美对象，拥有积极和肯定的中国观，指认文化中国的存在及其在哲学与政治、道德实践上可学习和效法的成就；时逢两次鸦片战争的马克思，在总体性思维下看到的则是封闭保守、积贫积弱、生产方式落后并被殖民者蹂躏的天朝帝国———既是道义上值得同情的对象，按照历史逻辑又是必然被瓦解并借助革命运动终将迎来曙光的国度，因而他克服了启蒙后期否定的中国观而走向辩证的中国观。然而，二者对中国的观照又有一致性：都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秉持人类主义的普遍立场，把中国看成世界的一部分，力图使中国世界化，构建各自进步主义的发展模式；都各为所用地把希望目光投向中国，探寻摆脱生存危机的文明之路，以期开显或拯救现代性。     

20世纪初中国人对马克思思想解读的再评价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的思想就传入了中国,梁启超在传统大同思想与社会主义贯通中对它进行解读;早期国民党人在批判资本主义,建构民生主义中对它进行评价;无政府主义在反传统中认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虽然各有局限性,但又各有自身的意义。以十月革命的经验解读马克思主义,遮蔽了对马克思思想早期传播的研究,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对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重要意义。     

对马克思资本主义生态批判思想的实践解读

在生态问题日益严峻的今天，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态批判思想对指导我们科学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生态文明、打造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是全面的生态批判，包含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对资本主义农业的生态批判和对资本主义消费的生态批判三个方面。马克思从生产和消费维度对资本主义展开生态批判，形成了科学而深刻的资本主义生态批判思想。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态批判思想不是抽象的生态批判思想，而是实践的生态批判思想，即是在实践中产生、随实践发展、解决实践问题的生态批判思想。要理解和把握马克思资本主义生态批判思想的实质，就要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对资本主义农业和对资本主义消费的生态批判三个维度进行实践解读。     

马克思自由思想视域下人工智能诠释的三个维度

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表现出对自由的张力和限制，亟需以合理的视角审视人工智能，为人工智能的应用正本清源。事实上，马克思自由观为诠释人工智能提供了立体化呈现维度。以自由劳动之维观察，人工智能下的劳动消解传统分工，使劳动复归自觉，具有科学性和社会性动向；以自由时间之维观察，人工智能延伸了通往自由王国的自由时间；以自由个性之维观察，人工智能的终极指向是生成自由自觉的类存在，这三个诠释维度之间彼此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正视人工智能时，也要警醒人工智能技术在资本逻辑驱动下容易成为异化人和削弱人本质力量的工具，只有这样才能从人工智能的变革中挖掘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     

马克思与但丁人文精神比较

但丁的人文主义思想主要表现为强烈的批判精神、积极的理想主义以及丰富的人本思想。但丁终生对意大利乃至西欧的社会变化与市民思想行为进行尖锐评判,并强烈批判教会腐败,愤怒谴责贵族的堕落与政治纷争;在早年从政与后期流亡途中,但丁通过系列著述与勇敢斗争,展示了追求和平统一的理想;但丁将人们关注的重点从对上帝和天堂的盲目崇拜转向对世俗生活的赞美,充分肯定人的情感、理性与尊严,其人本主义思想明显超越了中世纪晚期的宗教神学。马克思最喜爱但丁,终生以“下地狱”决心投身政治经济学研究。不过,马克思更关注普通劳动者,其共产主义理想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超越了但丁仅关注社会上层的狭隘性;与但丁晚年的消沉保守相比,马克思理想更为坚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持续终生,整体上突破了但丁人文主义思想的宗教束缚与神学局限,表现出更为全面彻底的人文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的劳资利益关系思想

近年来，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领域就业人口的逐渐增多，劳资矛盾冲突问题越来越突出。劳资关系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核心，通过分析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构建起来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大厦。马克思恩格斯的劳资关系思想主要包括劳资关系形成的基础、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与劳资矛盾、资本对劳动的权力、资本积累收入差距、工会在劳资关系中的作用、世界市场与国际劳资关系等内容。     

人类解放的终极关怀：论马克思解放论的本体论追求

解放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元问题”，其根本在于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传统本体论表征着人类摆脱自身的无根化、追寻存在根基的终极关怀，它构成了理解解放论的终极追求的思想前提。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与其本体论的演化逻辑是一致的，是在马克思劳动本体论思想的形成过程中逐步展现的。正确地认识资本逻辑运动的辩证规律，才能真正抓住马克思解放论的革命性之所在，从作为人的现实实践活动的生产劳动出发，不断超越现实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生产关系，去构建新的通往未来的共产主义的终极道路。     

马克思理论视阈中的“现实的人”——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文本考察

现实的人是马克思新哲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也是马克思对整个思想史上各种“片面人”的颠覆性阐释，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和经验论决裂的标识。它不同于性恶论或性善论或既无善亦无恶论，也不同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人，更不同于费尔巴哈的“类”。与黑格尔思想及其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等人思想交锋的过程中，马克思分别通过以所有制为轴线动态考察历史发展和以分工为轴线静态考察社会的结构性存在两条线索来阐释“现实的人”的内涵，并以生产工具为红线，对资本主义社会下“现实的人”的静态结构和动态发展予以微观透视。由此，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说，以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决定文化的序列构成的结构性存在来解释人才是马克思所谓的“现实的人”。     

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的逻辑进路与方法论意义

随着现代性社会的兴起，物化处境也逐渐得以生成。马克思拜物教批判思想旨在回应这一物化处境。通过三位一体的拜物教批判，马克思深刻揭示了商品、货币和资本等物象对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掩盖。拜物教批判的逻辑展开，不仅是现代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解剖，而且是意识形态批判的具体化和深刻化。马克思拜物教批判思想的方法论意义在于，一方面用关系性思维取代实体性思维来进行拜物教批判；另一方面，在现代性社会中要就现实层面和观念层面双向展开拜物教批判。     

赫斯和青年马克思的人道思想对比

赫斯和马克思是生长在同一个时代和社会背景下有着相近思想兴趣的两个人,因为都有着对当时社会中人类苦难的特别关注与极度怜悯,而有了寻找苦难根源及寻求改变当时人类苦难之良方的志向,他们一生都在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可以说"人道问题意识"是他们心头共同的用一生的行动探寻和思索的问题意识。如果再追问他们是如何探寻"人道问题"的,则发现他们一直在试图克服"受苦者的目光",即试图解决人的个体存在与类存在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