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产权结构变迁视域下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

农地产权结构是搭建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与宪法秩序有效链接的重要桥梁.从农地产权结构变迁的视角看,我国传统土地增值收益的国有化机制实际在很大程度上符合1982年宪法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地租国有原则及地利共享秩序.然而,由于宪法土地条款一开始就被注入了地利分配具有倾向性的思想基因,长此以往便忽视了农民作为整体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另一半宪法秩序".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国家进行了"同地同权"、赋权于"民"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其实质是宪法秩序的延续而非替代,我国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主要机制仍是征地补偿制度.要实现我国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必须回到社会主义"国家—集体"一元论的完整地利共享秩序中来,并遵循实质平等的要求,通过以"人的城镇化"为目标对区片综合地价进行限定、采取倾向于农村及农业发展的"土地财政"政策、打破城乡户籍二元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方案,推动农民全过程参与、共享土地利益.     

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了吗?——基于全国446个县的准自然实验

以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作为切入点,将政策实施地区和非实施地区视为一次部分省份优化大豆、玉米种植结构的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PSM-DID模型,考察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具有显著的时间异质性,政策改革初年(2017年)大豆与玉米的面积之比显著提高6.5％,虽然2018年大豆与玉米的相对补贴额度出现大幅度增长,但大豆与玉米的面积之比仅显著提高3.4％;(2)预期相对收益的提升是2017年农户调整种植结构的重要原因,然而,经过对新制度一年的适应后,农户对种植玉米的路径依赖、补贴错位、地租的不合理增长以及大豆、玉米相对价格不理想等问题逐渐凸显,2018年农户重新调整种植决策,补贴的激励作用被迫减弱.基于此,研究结论为统筹大豆、玉米补贴机制可以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提供经验性证据,也为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大豆振兴压力下如何持续改善种植结构提供政策启示.     

基于航空竞争视角的高铁客票动态定价分析

高铁固定的定价方式是制约获得更高利润的因素,面对航空动态定价机制,高铁科学、合理的定价策略是破解盈利不足的关键.在现行机制下,构建Hotelling模型,分析高铁静态定价和航空动态定价、高铁和航空同时动态定价的均衡,比较实施高铁静态定价和动态定价的收益.研究结果表明,高铁实行动态定价能增加收益.     

需求率受推广努力水平影响的新能源汽车租赁系统协调契约

考虑由新能源汽车租赁企业和政府组成的二级系统，在需求率为随机且与推广努力水平相关的市场环境下，建立了新能源汽车租赁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博弈模型，探讨了分散决策、集中决策、收益共享与成本共担契约下的最优车队配置和推广努力水平，并对三种情形下的最优决策进行了比较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分散决策情况下无法实现系统协调，通过引入成本共担与收益共享组合契约，当契约参数满足一定条件时，该组合契约模型不仅可以实现系统协调而且可以使系统成员达到帕累托改进。最后通过算例分析，验证了模型了可靠性和有效性。     

结构趋同与“优势企业扶持”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来自于地方政府同质化竞争的解释

基于优势企业扶持策略在我国战略新兴产业中难以形成足够的创新激励这一现实观察,本文从地方政府同质化竞争的视角对此提供了解释,并在静态博弈框架下考察了结构趋同形成的完整过程。结论表明,只要中央政府在新兴产业上释放较强的绩效信号,由于地方政府产业偏好的存在,同质化竞争下的结构趋同就会在偏离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形成且表现出固化特征,从而切断了优势扶持—规模经济实现—资本形成加速—创新投入增多的优势企业扶持政策的创新激励路径,也造成产业政策的低效。     

组织间信任:收益机制、情境限制及调节策略

在以往研究中，人们通常接受这样的假定：组织间信任必然会给组织与外部的交易带来正向收益。然而，组织间信任对交易收益也可能会产生组织不希望出现的负面影响。为此，我们重新审视了这一假说并发展了更为全面的理论框架来解释这一内部机制。首先，文章探讨组织间信任的内涵要素，进而分析组织间信任中计算性成分与非计算性成分的不同组合对交易收益的作用机制，从逻辑上推演出组织间信任与交易收益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的关系；其次，提出两个重要的情境因素即信任的非对称性和环境的不确定性，讨论它们分别对上述倒U型关系的负向调节作用；再者，提出一组能够应对不同情境限制而同时仍然可增进或保持有益交易结果的调节策略；最后，讨论本研究的启示和未来研究可能的方向。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的重点省份数据的实证研究

以"一带一路"倡议重点圈定的省份(重庆和西藏除外)为研究对象,选取了2000—2015年的数据进行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研究。实证研究发现:(1)以金融发展效率为门限变量时,其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总体上是抑制效应;(2)以金融发展规模为门限变量时,当该变量跨过各个门限值时,其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由负效应逐渐转为正效应;(3)改善农村劳动力结构和提高农业科技投入可以促进农民增收。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下建议:(1)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提升金融体系运行效率;(2)增强农村劳动者素质教育,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3)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完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     

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信任:公众感知满意度的中介效应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调查数据,从政府职能感知满意度视角,考察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对公众社会信任的影响及机理。结果表明: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建设性支出降低了公众社会信任水平,而公共服务性与社会管理性支出的增加提高了社会信任水平,后两者对社会信任的挤入效应要大于前两者的挤出效应;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提供公共服务、实施社会管理、分配资源收入等方面的满意度感知对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信任关系起到中介传导作用,保护生态环境绩效的中介效应因为公众的环保意识不强而未通过检验。可以通过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和绩效带来的归属感、提高社会管理支出和绩效带来的安全感以及完善制度带来的公平感来提升社会信任。     

上证50ETF隐含高阶矩风险对股票收益的预测研究

高阶矩是刻画资产收益涨跌非对称和“尖峰厚尾”现象中不可忽略的系统性风险。本文基于我国上证50ETF期权数据采用无模型方法估计隐含波动率、隐含偏度和隐含峰度,通过自回归滑动平均模型提取期权隐含高阶矩新息(Innovations),将它们作为高阶矩风险的度量,探讨其对股票收益的预测作用。研究表明:①在控制换手率和股息率等变量后,隐含波动率对于上证50指数和市场未来4周的超额收益有显著负向的预测作用;②隐含偏度新息越低,上证50指数和市场的超额收益越高,这种预测能力在未来1周和未来4周均显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隐含偏度新息的预测能力逐渐下降;③隐含偏度风险对于我国股市横截面收益也有显著的解释能力,投资组合在隐含偏度风险因子上的风险暴露越大即因子载荷值越大,则未来的收益会越低;④隐含峰度新息总体上与股票收益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