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恕-絜矩之道"与社会和谐

孔子的"忠恕之道"和<大学>的"絜矩之道"是原始儒家关于人际行为的重要规范."忠恕之道"是孔子践仁的基本行为原则,"絜矩之道"是对"忠恕之道"的继承与发展."忠恕-絜矩之道"的推行,有效维系了我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和谐.人际关系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维度,因此,对于当今建设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茗柯词》变相《风》、《骚》创作意格--论清代常州词派代表张惠言的创作实践

张惠言是清代常州词派的开创者,他以传统儒家之"忠爱悱恻、不淫不伤之旨"为其词学理论基础;以<风>、<骚>的文学精神为其创作典范"感士不遇"而又"主文谲谏",寻春惜春,以立意为本,咏物抒情,重比兴寄托.主张崇比兴,区正变,知尊体.张惠言的<茗柯词>基本上体现了他这一词论要旨.     

《墨子》"非命"与儒家的"命"

<墨子>对儒家的"命"观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并没有全面把握儒家复杂的"命"观,没有看到儒家的"命正论"因素;同时对儒家"命定论"提出的背景及其积极意义也缺乏正确的认识,儒家的"命定论"核心观点是,富贵穷通是由"时"、"命"决定的,面对选择人不应患得患失,而应"行其义"、"知其不可而为之",实现"仁者"、"贤者"、"圣者"的高贵价值,<墨子>指责的俟命殆事并非儒家"命定论"的应有之义.<墨子>的偏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儒家的"命定论"具有负面效应,尤其是在普通民众中;儒家后学也有将"命定论"引向消极的弊端;同时墨家自身理论目的是社会实践,而非理论探讨,使之无暇对儒家命观进行细致的整理分析.     

从楚竹书《诗论》之说"好色"谈《毛诗序》的旧争议

<毛诗序>之作者与大、小序的关系始终是<诗经>研究史上的热点,却由于<诗经>的传授系统在汉代以前缺乏可以论说的可靠材料,争论多停留于推测,聚讼纷纭而无进展.楚竹书<诗论>的问世,提供了先秦儒家的传诗及诗论的可靠材料,可以推动旧问题的新探讨.楚竹书<诗论>以"好色"说<关雎>,反映了孔、孟以人之情性本然为礼乐教化的基础这一重要命题.荀子坚持了这一论点.<毛诗大序>中也有这一思想的表现.但是,<毛诗小序>则完全否定情性而以史说诗,强调政治讽谏之用.因此,据说是传于荀子的<毛诗>,其中应有后人学说的掺入.而考察先秦儒家<诗>学与今传<毛诗>的关系,楚竹书<诗论>是一个重要的参照.     

《格萨尔王传·保卫盐海》中的"姜国萨丹王"与丽江木氏土司

<保卫盐海>主要描写姜国与岭国为争夺盐海而发生的战争,是<格萨尔王传>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姜"为Vjāng的译音,"姜国"即Vjāng-yui.根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及新旧<唐书>、<云南志>的记载,吐蕃与南诏间的战争应是<保卫盐海>依托的历史背景,姜国萨丹王应是南诏王的艺术形象,明代木氏土司不可能是史诗中描写的萨丹王.     

"思无邪"别解及孔子的论《诗》系统

<论语>中孔子讲"<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从汉代到现代,学术界对其中"思无邪"一语解释纷纭,因而也就妨碍了对孔子<诗>论的理解.正确理解<鲁颂·駉篇>"思无邪"的原意,结合孔子论述<诗经>的系统和春秋时期研究<诗经>的总体趋势,孔子说<诗经>"思无邪",是说<诗经>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提供了广阔的应用手段,而这一点又进一步证明了孔子论<诗>系统的纲领是普及文化,运用<诗>提高"人"的精神.     

《诗经》之"比、兴"与春秋"赋诗、引诗"关系考察

作为<诗经>艺术表现手法的"比、兴"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作诗方面的"比、兴",一是用诗方面的"比、兴".该文着重研究的是<诗经>用诗方面的"比、兴"与古代典籍中"赋诗"、"引诗"之间有何逻辑关系.古代的"赋诗"、"引诗",虽不少是断章取义,但其基本意思不能完全脱离<诗经>本义.这些"赋诗"、"引诗"的传统不但可以证实当时人们多么重视<诗经>,而且从联想、想象的立场来看,"赋诗"、"引诗"本身就反映了"比、兴"之特性.由此而论,"赋诗"、"引诗"可以说是先秦对<诗经>之"比、兴"研究的一种引申和发展.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就可以理解春秋时代的人们早已借以"赋诗、引诗"的形式广泛地运用了<诗经>.     

试论"忆语体"散文的"情性合一"

由性(理性)其情至情其性(理性),再至情性合一的自我抒情和个性张扬.本文将分析在冒襄的<影梅庵忆语>、沈复的<浮生六记>、陈裴之的<香畹楼忆语>、蒋坦的<秋灯琐忆>、余其锵的<寄心琐语>等五篇文章中,体现出的对人的世俗之情的肯定和张扬,同时又不失儒家的"中庸之道",因此可视为"情性合一".既有对传统观念的突破,又有不能免俗的一面.     

论《词源》中之"骚雅"

"骚雅"是中国词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理论.在张炎的<词源>中,"骚雅"之义在于作品立意不忘天下之事,但在艺术上要出以比兴寄托,继承<离骚>"芳草美人"的传统,取曲而不取直,取温柔敦厚而不取强烈激切.<词源>中之"骚雅"共出现三次,可视为一种论词标准和审美理想.     

禅而无禅便是诗——《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的哲学解读

在<论语>与<心经>的张力中,酝酿出中国文化史上的"儒家精神".因此,与其说中国文化是一种"儒道互补"的文化,毋宁说是一种"儒释互补"的文化更为符合事实."儒释"之间怎么能够"互补"呢?这就需要从<心经>的哲学解读开始.本文就是对此的一次尝试.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论《庄子》的"道"与"技"

庄子之"道"重在对人生理想境界的追求.然而,"道"又难以言说.故庄子以"技"论"道",用通俗易懂的故事来使人更易悟"道".庄子本无心于艺术,可是这些故事却对后世的文艺创作与艺术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中追求"虚静"的审美心胸.二是在写作方法和创作技巧上强调天人、合道艺,以实现"人艺"与"天工"的自然融会.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