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升级版

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与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加速相伴随。在人口老龄化前期,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四十多年,得益于第一次人口红利。而从2030年开始,人口红利视窗即将关闭,我国在中等收入阶段进入加速老龄化时期,这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由于人口结构变迁的不可逆性,只有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才可能实现富裕与老龄化的同步,解决"未富先老"问题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失去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中国经济要保持增长必须着眼于人力资本投资,升级人口红利,从而促进经济升级,而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制度改革等方式又能填补人口红利消失所产生的增长缺口。因此,"人口红利升级"和"经济结构升级"同步螺旋式升级,两者相互促进,成为后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增长动力。     

中国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的特色与应对策略

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是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发展造成的正面与负面效应,通过与其他国家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进行比较,进一步认识中国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特色,并提出了开发人口红利与应对人口负债的策略,应在调整产业结构、建立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加强培训、调整教育结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退休制度等方面做好工作。     

“经济新常态”与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人口红利的释放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从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的发展历程来看,人口红利也同样是"东亚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人口红利体现在劳动力供给充足、国民储蓄率稳步提高、年轻人比例较高、劳动力配置效率较好四个方面,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我国即将进入人口负债期,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和老龄化形势推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的增长受到抑制,取消计划生育政策,转向鼓励生育已经迫在眉睫。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应适应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和发展

30年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为经济增长提供劳动负担小、劳动供给充裕、储蓄充足和巨大消费市场的人口红利。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和持续低水平,促进了未来人口向老龄化、劳动负担加大、青壮年劳动力减少的年龄结构发展,粗放的依赖廉价劳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将不能够得到支持,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与之适应,由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技术密集型和人力资本密集型转变;经济结构将逐步向满足养老服务和老年人需求的方向转移。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历史镜鉴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开始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青壮红利"渐减,引发部分学者对老龄化的担忧,"人口红利"骤然成为学界与社会的流行话语和政策意识形态的主流话语。"人口红利"基于"不断增长的人口所形成的庞大的自然人劳动投入和大规模消费促进社会生产需求,从而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一理论,但这一过程必须以地球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作为假设前提,这就引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人口—资源环境"安全问题。中国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发展愿景,提出了人类社会人口与资源环境平衡发展的全球议程,也提出了以人类文明史的"长时段"视角研究人口—资源环境安全的中国立场,这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下人口—资源环境安全问题的议程设置。随着21世纪30年代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人工智能带来的科技革命性创新将极大冲击单纯依靠人力(体力和智力)劳动投入的传统理论,并重构未来人工智能环境下汉娜·阿特伦所说的"人的条件",也将深刻改变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基础结构。因此,应该重新审视有关人口增长理论的逻辑前提,总结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经验,并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全球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下建设全球协同性的"人口—资源"平衡机制,同时为全球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预留政策空间。     

印度人口老龄化及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策略研究

印度是近年来经济发展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之一,在经济变革过程中形成独具特色的养老保险制度。同时,印度也是金砖国家(BRICS)中还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之一。从人口年龄结构、老年人口比率和老年人口赡养比入手,对两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趋势进行比较,介绍了印度养老保险制度的演进过程和内容。目前印度的社会养老是"高覆盖低水平"——社会养老替代率低,印度经济水平低,却实现了除农村外的养老保险高覆盖,这对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人口红利的本质、衡量与中国考察

人口红利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是人口发展中形成的良好的人口年龄结构条件,通过劳动力、储蓄和人力资本等促进经济增长。仅依靠传统的人口抚养比衡量人口红利存在较大缺陷,通过就业人口修正以年龄界限作为划分生产性人口与消费性人口的缺陷,得到有效抚养比,再以人力资本为突破口,抛弃生产性人口的个体和时间同质性的隐含假设,得到能力抚养比。同时使用三个抚养比,对中国人口红利发展进行考察,发现中国仍存在一段时期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可以通过鼓励农村隐形劳动力转移,改革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深挖存留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同时需加快积累人力资本,努力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     

中国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研究成果述评

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日益严峻。人口性别年龄结构问题是造成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之间冲突的根本原因之一。梳理了国内外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的研究成果,以厘清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研究的历史、现状、方法、结论及研究方向。在人口性别结构研究上,重点集中在性别失衡及其原因、生育意愿及生育性别偏好、婚姻挤压等问题上,并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研究成果;在人口年龄结构研究上,重点集中在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养老服务等相关问题上,并取得了阶段性的研究成果。     

“人口红利”、劳动者利益与我国经济转型——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分析

"人口红利"是由西方学者提出的一个概念。从马克思经济学视角分析,"人口红利"源于劳动力的价格与价值趋于一致的时滞,在量上是劳动力的价格与价值的差额。由于这一差额被资本家所占有,劳动者利益和资本家利益相互对立,经济增长与劳动者利益之间存在静态矛盾。在动态分析中,"人口红利"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改善了劳动者利益。"人口红利"消失,实现经济增长要求向"创新红利"时期的转变,但同时也要兼顾劳动者利益。新时代我国经济转型,是由"人口红利"时期向"创新红利"与"分享红利"交融时期转变。实现这一转变需要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养老金缺口等相关问题,化解中国经济转型的风险;需要主动适应中国经济的新常态,积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践行共享发展理念,为"创新红利"模式的发展注入持续驱动力。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历来为人们所关注。文章利用五次人口普查及各次人口抽样调查的分年龄组数据,及各地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以人均GDP的增长率为因变量,各年龄段人口比重、人口自然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财政支出增长率等指标为应变量,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及转变对全国及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目前长三角地区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使长三角地区快于全国进入了“人口红利期”,为该地区的经济建设创造了较好的人口条件。     

人口结构转变、家庭教育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

从一个两期的世代交叠模型入手,分析并通过数据模拟验证了在家庭和社会两种养老模式共同作用下人口结构转变对家庭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人均储蓄率正相关;而家庭赡养支出比例与人均储蓄率负相关;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教育投资率负相关;而家庭赡养支出比例与教育投资率呈倒U型变化;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家庭赡养支出比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确定。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在当前条件下,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促进经济增长,而家庭赡养支出比例增大抑制经济增长。     

陕西“人口红利”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人口红利"的发展和吸收与当地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通过对陕西省人口红利现状、特点及不足的分析,指出开发陕西"人口红利"的关键在于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希望借助"人口红利"的影响,能够推动陕西的经济迅猛发展,帮助陕西实现"三强"目标。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结构性演变趋势与影响

近年来,我国老年人口呈现基数高、增速高、抚养比高、高龄化以及城乡规模倒置、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结构性特征.模型预测显示未来我国老年人口规模"高增长"、结构"高龄化"和抚养"高负担"趋势将更加突出,农村老龄化问题将更加严峻,人口老龄化区域不平衡将进一步扩大.这将对我国劳动力供给、经济持续增长、养老护理服务和人才培养、养老金收支等形成较大冲击.要通过加强人口发展顶层设计、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积极挖掘人口综合红利、创新养老模式、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养老机构规范化和标准化建设、加强养老护理人才队伍建设、完善老年福利法律保障以及培育新时代养老文化等举措,应对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维护经济社会和谐稳定.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与我国“人才红利”开发

中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我国因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而产生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即将消失。为应对中国老龄化问题,顺利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第一,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第二,建立政府、高校、企业和大学生四方联合互补反馈的创新机制;第三,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和联合培养的新机制;第四,大力培养"90后"大学生,推动我国高等院校创新创业型教育改革,培养更多的创新创业型人才。     

辽宁省人口转变效应分析——基于人口红利理论的研究

近年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根据人口红利理论,使用辽宁省相关数据,对人口转变引起的产出效应、消费效应和储蓄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辽宁省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辽宁省居民消费与人口抚养比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是引起辽宁省储蓄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人口红利期结束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从人口红利期进入人口负债期,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效应开始减弱,从2010年起,中国GDP增长速度开始逐年放缓。选取总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测度指标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人口红利期结束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的挑战与机遇,研究发现带来的挑战有:经济增长的减弱、需要更长时间来完成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急需转型。而人口红利期结束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机遇有:少儿及老人消费市场的扩大,人均收入增加、收入分配更合理,劳动力数量减少、经济增长转型期就业压力减小。我国需要积极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工资上涨与生产率增长同步,保证经济的增长势头,为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好基础。     

维吾尔族人口问题综合研究

维吾尔族人口数量增长日渐加快，死亡水早已降到较低，生育率正在缓降，但仍属高生育模式，年龄结构正处在年轻型向成年型的过渡中，未来人口数量仍将快速增加，抚养比较重，育龄妇女基数加大，老龄化滞后，未来人口控制任重道远。应继续加强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发挥资源、地缘优势，大力发展经济，加速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的进程。     

中国应着力开发二次人口红利

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格局已趋于终结,一次人口红利正逐步衰减,将来要想为经济高增长提供人的支撑,就必须转向二次人口红利开发,着力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在这一方面中国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借鉴美欧日韩等国家二次人口红利的开发经验,我们发现,开发二次人口红利的关键是：延长义务教育,强化职业教育,矫正高等教育,优化在职培训,加强健康保护,打破劳动力流动障碍。     

人口红利与家庭幸福感——论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和完善

计划生育政策自20世纪70年代施行以来,对我国的经济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宏观层面,计划生育所带来的低生育率既开启了中国"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但同时也开启了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进程。老龄化的过快发展将带来人口红利消失等一系列经济风险;微观层面,独生子女政策也带来失独家庭、中年空巢等新的社会现象,影响家庭幸福感。计划生育政策应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完善,逐步放开二胎政策,做好面对老龄化社会的准备是我们政策改进的方向。     

中国人口新常态与新型人口红利研究

进入21世纪1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发生了结构性与趋势性的转变,主要表现为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走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少子化和老龄化并存、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和人口文化素质提高等为主要特征的人口新常态.在人口新常态背景下,我国曾经以充足劳动力和较低抚养比为主导的传统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以人口结构调整、人口素质提高和人口城镇化水平提高为主导的新型人口红利正在产生.对当前新型人口红利的开发与利用可成为支撑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来源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