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儒相通的三重内涵

医儒相通有三重内涵:一是儒学中包含有一定的医学.主要是养生学知识;二是儒学充实了中医的人文性内涵,主要是构建了中医医学伦理学;三是儒学赋予中医学的思维特征:中庸调和、直觉体悟.深刻理解"医儒相通,通在何处"是中医哲学的关键问题之一.否则,不仅医学难以深入,儒学也难以人流.     

什么是中医的科学性？——从阴阳五行论的解释框架说起

中医学是中国哲学智慧在医学上的精妙运用,是非科学的.脱胎于近代西方哲学传统、崇尚自然科学研究方式的西医和源于"天人一体"哲学智慧、崇尚辩证治疗的中医之间是没有可比性的.否定中医现象的屡屡发生,是西方文化中心论和科学主义世界观在中国蔓延的一个必然结果.     

胡安国《春秋传》的礼学观

<春秋>与礼关系密切,礼的本末、常变关系,历来是<春秋>学讨论的热点.礼有本末之分、文实之别,礼有常亦有变.胡安国的<春秋传>提出了"正身治人礼之本、威仪文辞礼之末"的思想,强调"礼以敬为本"观点.胡安国认为,礼之"本"与"实"是不可更改的"礼之常";而礼之"末"与"文"则是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的"礼之变".在"礼之常"与"礼之变"之间,有一个基本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那就是"变而不失礼之正,则犹可矣"、"变而不越乎道之中".     

尼采：为了重新赢得“变易”的清白

"变易"是西方哲学的根本问题.但是,自从阿拉克西曼德开始,"变易"一直就被消极地笼罩在"罪与罚"的阴影之下.为了重新赢得变易的清白,尼采不仅借赫拉克利特游戏和审美的哲学废黜了这种笼罩在变易之上的"罪与罚"的乌云,而且还进一步对变易所带来的消亡和毁灭做了狄俄尼修斯般热情的肯定与讴歌,并把所有事物的"易逝性"看作是高涨洋溢的权力意志"对生产和毁灭之力的享受",看成是"永无止境的创造"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一类二阶变系数微分方程的解

通过变量变换 ,将变系数线性常微分方程化为常系数线性常微分方程 ,再利用常数变易法给出了一类二阶变系数非齐线性微分方程的通解。     

中医外科学治法的哲学思辨

中医外科学在历经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发明和保存了极其丰富的内、外治法,颇具中医学的特色.从历代医家对其进行的诸多深刻研究中,充分体现了中医学的整体观念,且蕴藏着哲学的理论原理.传统思想认为中医学是术,而哲学是道;若以术体道,悟道导术,乃互促互进,利利循环.     

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理论渊源

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有三:《周易》的通变思想、邹衍的"五德"说和董仲舒的"三统"说。《周易》的通变思想是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哲理基础,为其解说历史的重要思想依据;邹衍"五德"说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史记》所构建的五帝、三王和秦汉历史系统采纳了"五德"说,同时《史记》宣扬的革命思想也符合"五德"相胜之义;董仲舒"三统"说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包括《史记》受"民皇帝王"论的影响而创立五帝、三王古史系统、以"三道"循环变易来解说三代的历史、以"三正"循环而倡导汉朝"行夏之时"和强调变道的历史发展观等四个方面。     

中医学是象科学的代表——访全国著名中医哲学研究专家刘长林研究员

刘长林,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002年退休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哲学,在中国传统科学观、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医方法论等学术领域造诣颇深,对中医学的学科特点、前途与发展方向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主要著作有《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中国系统思维》、《中国象科学观——易、道与兵、医》。     

马一浮对熊十力《新唯识论》中《明心》章之影响

熊十力<新唯识论>初稿的基本思路本是承续<尊闻录>而"以变易为体".但马一浮对这一思路却明确而强烈地表示反对,致使熊十力对原有思路渐生疑虑,并在撰写<新唯识论>后半部的主体部分<明心>章时觉得下笔甚难.熊十力最终请马一浮替其改定<明心>章且"从之不疑".马一浮的改定使<明心>章放弃了"以变易为体"的非现成性本体论思路,逐渐转向马一浮所主张的"变中见常"的现成性本体论思路.     

或"变"或"常":流动的概念

"变"与"常",对于文学艺术而言,是一个古老的传统问题,也是一个年轻的现实问题. "变"与"常"是先秦时代中国哲学里就出现的一组命题,与阴阳、天人、古今、知行、名实、动静、心物等等一起,构成了诸子百家研究讨论的几大范畴,在后来引导了中国思想的苯酚主题和思维方式.     

毛泽东的"三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哲学基础

改革开放近30年来的伟大理论成果都可以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哲学基础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以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三论为代表。具体说,毛泽东的实践认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开山斧";其矛盾分析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解剖刀";其群众史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石"。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瑰宝,将继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挥其哲学指南作用。     

论人类本质问题的"过程性"

人类本质问题在哲学界中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但马克思从"劳动"、"社会关系"、"需要"三方面作出的若干经典回答,可作为研究的参考;"过程性"的视角,用时间链把三方面结合起来,有助于全面而具体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类本质问题".     

哲学“幻想”、意识形态“常识”与政治“实践”——葛兰西、柯尔施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比较研究

葛兰西和柯尔施的意识形态理论,是通过其关于哲学的“幻想”、意识形态“常识”以及政治“实践”等范畴和思想而得以体现的。在哲学“幻想”中,他们通过对哲学以及哲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等问题的探讨,对庸俗唯物主义哲学的各种思潮和表现进行了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即实践哲学式的理解范式;在意识形态“常识”中,他们通过对“常识”等日常心理和思维因素的分析,提出了意识形态理论探索的新维度,即文化和具体层面的意识形态问题,这也是他们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一次西方马克思主义式的阐释;在政治“实践”中,他们通过对“市民社会”、霸权、政治与意识形态(主要是上层建筑与基础)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政党和知识分子等问题的探讨,从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他们的实践哲学思想。     

从"生活决定意识"看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性质

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根本性质的问题关系到马克思学说的基本意义。马克思学说的最高成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开启当代哲学问题的基本视域。在这个视域中,人们必须真正进入对知识的存在论性质的思考。惟有通过这样的思考,一个向来被“对象世界”所遮蔽的“生活世界”才可能呈现出来。由于这个世界的呈现,历史唯物主义以之为前提的哲学革命才能被认识清楚,并进而能够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导向一种新类型的知识,而这种“真正的知识”应当通过建立“生活世界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去获得。     

“历史之谜”的历史性剥离与马克思哲学的深层内涵

马克思自《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历史之谜”的问题之后,实际上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这一问题的哲学探索,包括其后期的经济学研究阶段在内。意识到这一点,即马克思后期的经济学研究特别是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经济学研究与其哲学思想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为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深层内涵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理论视角。通过考察马克思解析“历史之谜”的方法从人本的、逻辑的到历史的转变过程,可以发现,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中的双重向度即客体向度与主体向度在经济学的视域中获得了根本性的统一。     

从“物化”到“座架”——试论海德格尔现代技术批判理论的哲学轨迹

海德格尔从他的"基础本体论"出发,接触到了"物化"问题.他通过对工具的深入思考,找到了现代技术迷失的根源--笛卡儿的主体哲学.他认为,近代主体哲学采取的抽象化、形式化和合理化的思维方式是"物化"的根源,现代技术和它的体现物--工具,都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物".通过对词源学的探究,海德格尔引出了"座架"一词,从而把他的"物化"理论深入到了对现代生活的整体批判上."座架"的思考方式在当今已经统治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只有"诗"与"思"才能摆脱"座架"的辖制.     

旧瓶装旧酒--论马一浮的哲学思想

马一浮的哲学思想主要是“旧瓶装旧酒”,其思维框架、哲学话语、哲学观念大都是先儒的东西,不论是天人合一、心本论还是理气论都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种“走回儒学”既不同于暗渡陈仓式的“旧瓶装新酒”,也不同于换汤不换药式的“新瓶装旧酒”,而是一种接近于原汁原味的陈年老酒,是一种具有“完全的文化保守主义”性质的传统儒学形态。     

中庸与华夏文化“一”、“二”、“三”

"极高明而道中庸",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实践理性的反映。但是,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等各种因素的耦合,使传统文化具有了复杂性。重视实践理性的民族性和"一"于"道"、"一"于天理、"一"于礼义的封建性在中庸思想里都有典型体现——所谓"叩其两端竭其中",就是这种"一"于"道"的封建性本体论趋向与"叩问"二元的现实实践趋向的多重交叉,形成了"一"中有"二"、"二"中有"一"、以"一"为体、以"二"为用的中庸思想结构。其缺陷是"中"与"庸"即"用"失衡、封建教义与现实实践失衡、封建教义之"一"与现实实践的一定程度的多样性之"二"失衡。我们认为,庞朴先生"中庸"即"三分"的观点,是消解这种"一、二、一"僵化结构的时代性创新,具有实践主义的现实指向。     

《墨经》"义,利也"校诂

《经》文以“利”释“义”,即用“利”字为“义”下定义;意思是:凡“义”即“利”而非非利,非“利”则非“义”。《经说》三句:(１)“芬”字,毕沅释为“美”,是;其他还有一些解法,则不必是。(２)原文本无讹误,下一“能”字,实应训“安”,是把“义”定义为“能安利”“天下”。(３)墨子实在是十分汲汲于用世的,虽又主张“爱民者非为用”,但并未绝对地排斥“用”,“非为用”也绝不是“必不用”;这里的意思是,“利”天下不是为了“用”天下,即“不必用”而“利之”,是“以天下为芬”而“利之”的。     

“上帝之死”与“作者之死”——作为解构主义哲学基础的尼采

本文以尼采的"上帝之死"与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两个哲学命题的相似性为切入点,对解构主义与尼采在哲学思想上的渊源进行了探讨,证明解构主义理论中对于作者权威的解构以及文本终极意义的不确定性等基本观点皆可自尼采对理性以及宗教的解构中找到根据。因此,可以说,尼采是现代以及后现代解构主义思想的理论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