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神权法思想的源起、发展与演变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始于夏商两朝所宣扬的的神权法思想以及西周时期周公旦提出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等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历史发展发生重大变革,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学派和众多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其中儒家重视道德教化,主张先富后教、德刑结合,反对轻罪重罚、族刑诛连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形成有较大贡献。神权法思想也开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儒家所倡导的重民轻神的主张,发展到汉朝时期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给君主至尊无上的地位和实施统治提供理论依据,使得神权法思想为随后形成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所吸收,长期起着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重要精神支柱作用。     

最后的“青天” ? ———清代京控制度研究

许多研究者把当代中国的上访认为是古代直诉制度在当今的复活和延续.由秦至清,古代中国创造出一套高度发达和精巧的权利救济制度,其中清代的京控(至京城控告)是其发展的最高峰.文章采用历史考证和比较研究方法,依次对京控的概念、京控案件审判方式之变迁以及京控在清末法律改革中的命运等方面予以探讨,并通过京控与民初大理院审判的比较,力图从现代法的角度勾勒这一传统社会独具特色的司法制度.     

从西周诉讼制度论中国古代刑、民诉之区分

文章认为，我国西周虽然刑诉胜于民诉，但并非民、别不分。其实，在西周已分设了不同的执掌刑、民案件的司法官吏，分别以＂德＂或＂威＂为其理论出发点，按照不同的诉讼程序，办理各种不同的刑、民诉讼案件。     

中国古代亲属法文化滥觞与传承

在“诸法并存,民刑有分”中国古代法律中,亲属法突出反映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特征。中国亲属法文化滥觞于古代的习惯和礼,进而在长期的自然经济社会发展中具备了法的形式;中国古代亲属法文化的特点最能反映中国古代法律的文化根基,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对我国当前的亲属立法具有深刻的传承意义。     

民刑交叉案件财产保全规则的衔接与完善

摘要：新刑事诉讼法虽然在附带民事诉讼财产保全规则上实现了和民事诉讼的进一步接轨,但是却忽视了民事诉讼财产保全规则自身的缺陷及刑事案件的特殊性问题。与此同时,民刑交叉案件“先刑后民”审理模式的缺陷并未得到改变,财产保全规则在其他民刑交叉案件中几乎无法有效适用。因此,未来应当从财产保全的功能、民刑交叉案件的审理模式及特殊性入手进行规则完善。     

《唐律疏议》中的“法”考辨

《唐律疏议》中的“法”出现频次极高、分布极广，绝大多数表达了与“法律”相关的含义。各篇“序疏”中的“法”指称较为广义的“法律”、较为抽象的“法”或特定法典及其篇目；律典条文中的“法”表述形式复杂，但整体特征清晰，皆有明确的规范指向，即指称律、令、格、式以及其他法律渊源中的具体规范。“罪法”“理法”“正法”等较为特殊的表述形式，仍与“法”表意的整体特征及具体用法一致。以“法”指称具体规范是立法或注律的常规模式，此种指称围绕“正刑定罪”展开，是传统法发现、论证具体规范不可或缺的技术手段。     

在司法中民间法与法律方法的勾连

随着学界对民间法研究转向司法实践,民间法与法律方法的勾连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民间法研究中重要的内容.正是在法官对大小前提的建构过程中,民间法与法律方法的勾连成为一种可能,与此同时也为民间法司法运用提供了方法上的支持.具体而言,民间法可以通过法律发现进入司法,作为法律的解释源进入司法,通过利益衡量补充法律漏洞,作为经验法则认定案件事实,以及作为法律论证的理由.深入研究民间法与法律方法的可能勾连,有利于建立起本土化的法律方法论体系,从而促进法律方法论学科的建设.     

清代社会视野下的图赖现象研究——以嘉道时期题本刑科档案为例

清代社会存在着广泛利用尸体泄愤或获取利益的图赖行为,这类行为的出现自乾隆朝开始显著增多,从类型学的研究方法来看,案件的处理较为复杂。清代有专门规定禁止图赖、恐吓取财与威逼人致死的律例条文,其中经历了例文与司法实践相互调适并进而修改的立法过程,大体而言,立法旨趣逐渐趋于具体化。图赖案件在清代的具体时空分布,以乾嘉道时期所占比例最高,而嘉道时期社会失范趋势加速,故以嘉道时期刑科题本中"图赖"案为中心的研究,分析图赖者利用尸体的产生方式、尸体与图赖者关系以及图赖发生原因,对清代图赖现象进行微观考察,可以从社会与司法等方面剖析其生成机制,借此展现清代中央司法官员在案件审理中司法运作的实态。     

中国古代法制中的礼与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会法

众所周知,基督教会法(以下简称教会法)在中世纪的欧洲产生过重大影响,一度构成了当时西方法律中最具影响的部分,其作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甚至超越了世俗法律,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与此相仿,礼长期在中国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头等大事,构成中国古代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礼虽然从未被称为法,但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实际上具有根本大法的性质,所谓“礼刑并用”,“德主刑辅”,这些都可以看出礼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的重要地位。     

公法传统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一在中国法制发展史上,成文法的传统由来已久。早在公元前六世纪的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新兴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便率先打破“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的习惯法传统,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公布成文法运动,鼓吹用法律的形式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中国成文法起始时便有明显的公法色彩,即重刑轻民。公法与私法划分是西方学者根据法律的调整对象不同而作的一种划分。所谓公法主要是调整法律地位不平等的当事人(即国家与普通个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着眼于维护国家利益及社会整体利益,它通常通过国家的力量来保证实施,现代法律体系中的宪法、刑法、行政法…     

先秦秦汉司法术语中的“辟”

"辟"是先秦秦汉常见的法律术语,其在司法中的含义有三种:一是法或刑;二是罪;三是执法、断罪。"辟"用作"法"、"刑"和"罪"等含义,在文献中比较常见,而用作动词"治罪"的含义,在先秦文献中却很少见到,却大量出现于秦汉司法材料中。     

循天理、随势变 ——方苞法律思想论析

方苞是清代著名的古文家,被尊奉为桐城派三祖之一.基于对天理与人性的认识,方苞的法律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主张法应循天理,随势变,形成了"道不可异"与"制可更"相结合的法律时变说、"以道明民"与"下无遁情而罚必中"相结合的司法观以及制度建设与识才技巧相结合的选举论.他将对治法的理想追求与现实需要紧密结合,体现并适应了时代潮流.     

包拯的法治思想与断案特色

包拯在从政过程中重视以法治国,维护法律的尊严,提出法存画一、赏德罚罪、防微杜渐、严惩赃吏等一系列针对时弊的法治思想。传世的包拯亲自处理的民刑案件并不多,但从中可见包拯司法实践中智慧、刚正、廉洁断案的特色。后来流传的包拯上百个断案故事,掺杂许多虚构、夸张或迷信的成分,不过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方面的特色。     

试论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适用的正当性

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适用具有正当性。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案件中适用的法律根据是刑法第5条规定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刑法第61条规定的量刑依据,政策依据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关刑事和解在死刑适用的司法实践也表明了其合理性。     

质疑成说,重述法史——四种法史成说修正及法史理论创新之我见

随着法律文献挖掘、整理取得重大进展,支撑法律史学的许多传统观点能否成立面临检验。本文在简述法史研究缺陷和需要重新审视的各种成说的基础上,重点针对至今影响颇大的"中国法律儒家化"说、明清《会典》"官修史书"及"行政法典"说、明淸"律例法体系"说、古代"司法判例制度"说逐一驳正,剖析其认识误区,论证新见之理据。呼吁学界以"质疑成说"为突破口,重述法史,并就如何推动学科理论创新提出建言。     

民国时期黔东南民族地区审判主体的多样性及其原因探析

黔东南是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地区。民国时期,黔东南地区审判主体比较多。除了法律规定的县长、审判官、检察官等人可以审判民刑案件外,县乡军政官员、保长、甲长、理老、寨老等人也可以审判民刑纠纷。民国时期黔东南审判主体较多的原因主要包括政局动荡、吏治腐败、交通不便及历史传统的影响等几个方面。探讨民国时期黔东南民族地区审判主体的多样性及其原因对当前的法制建设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非法集资投资人地位及投资合同效力的反思与破解

当前,我国法律框架对非法集资案件中投资人诉讼地位及投资合同效力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使得不同案件的裁判尺度难以统一,再加上此类案件普遍存在刑民交叉的特点,处置程序缺乏相应规范成为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严峻问题。针对投资人诉讼地位,可结合法益保护、刑事被害人的正当性及有利司法实践原则,将集资诈骗罪中的投资人界定为被害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投资人界定为证人。针对投资合同效力,可结合民法典及刑事立法精神,将集资诈骗罪中的投资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则应结合当事人的主观意图等对投资合同的有效性、是否可撤销等进行具体区分。同时建议设立公告程序及诉讼代表人制度,充分保障非法集资案件中投资人及第三人参与诉讼的合法权益。     

法美学生成的时代背景及理论基础

法美学在现代人文理性的基础上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法律生活,它集中体现了科技理性与伦理理性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生产方式与人性的统一,目的在于把人的法律世界还给人本身,使人在法中能够诗意地栖居,使法能够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但是,现代人生存的困境却直接动摇了现代法律存在的根基,"现代性危机"直接导致了法律的"总体性危机".科学理性造成了法律的科学化倾向,伦理理性造成了法律的伦理化倾向,后现代的非理性更是造成了法律的非法律化倾向.传统的"上帝中心论"、"人类中心论"、"生态中心论"法学范式无力解决现代法律的"总体性危机",也无力引领法学步入更高的境界.这就迫切需要我们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科学发展现的指导下进行重大法学理论创新,通过构建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的法美学,为中国现代社会提供法理依据,为现代人提供一种可能的审美的法律生活.     

"比较热"下的冷沉思——中西比较法在法律史研究中运用状况之评析

中西比较法在法律史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表现为笼统定性,力证西方的法律制度或因子已存在于中国传统法中;二是表现为简单地以西法为模式,而苛责中国传统法的简陋.这都悖离了比较的原理和要求,而落入了"比附"的俗套.在创造和构建今天中国的法文化中,法律史研究需发挥文化的主动性和自觉性,遵循比较的原理和要求,竭力探寻和破译中华法系的社会文化遗传密码,摒弃"比附",寻求中国法律史的"自我".     

划分部门法传统标准的经济法思考

自从经济法随着改革开放在我国兴起以来,关于经济法的地位特别是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的关系,一直是法学界争论的话题,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调整对象的划分上.在经济法学界,出现了种种"调整对象说".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我国法学界长期受苏联法学的影响,以调整对象和方法作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众所周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济法作为20世纪世界法律体系最重要的创新和发展之一,是在全球范围内适应时代需要应运而生的,是市场经济内在矛盾运动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