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歌的“移植”翻译——以庞德诗歌译本的文化“迁移”为例

诗歌翻译历来是文学翻译中的难题。翻译的文化研究理论为诗歌翻译开辟了新视角,使诗歌在不可译争论的困境中展现了生机。诗歌"移植"研究认为,诗歌并非不可译,却需译者将诗歌从语言符号中解放出来,为诗歌的种子寻找适合的新土壤,使其自然成长、开花结果,进而成为目的语文学系统中的奇葩。本文通过研究庞德诗歌译本中的文化"迁移"现象,说明诗歌翻译的"移植"策略:在目的语中寻找空白,确定诗歌移植的适合土壤;解构诗歌组成要素,确定首要还原要素成为移植种子;深入体会原诗诗境,采用有机翻译过程,令译诗自然成形,成为形神兼备的有机整体。     

从文化视角解读诗歌翻译“种子移植”论

苏珊.巴斯奈特将诗歌翻译置于自己一贯坚持的文化翻译观视阈下,提出了诗歌翻译的"种子移植"理论。文章从文化视角出发,对巴斯奈特诗歌翻译"种子移植"论的产生背景、理论源头和理论内涵进行了全面剖析,阐述了她的"种子移植"论对全球文化背景下的诗歌翻译的启示意义,并揭示了其诗歌翻译观的局限性。     

形式移植在译诗中的重要性——评江枫译诗《哦，船长，我的船长》

诗歌形式是诗歌文本区别于其他文本最重要的特征,是诗之所以为诗的标志.诗歌翻译能否保持原诗形式?江枫认为形似才能神似,并将其翻译理念付诸实践,取得了显著成就.从形式移植的角度来分析惠特曼"Oh,Captain!My Captain!"的江枫译文<哦,船长,我的船长>,揭示了形式移植在诗歌翻译中的重要性.     

论诗歌翻译的不可译因素

诗歌的翻译就是把原诗的形式与内涵用另一种语言忠实地再现出来 ,使目的语的异国读者能够从译品中尽可能获得与出发语读者相同或相似的共鸣和美的感受。诗歌的翻译在一定限度内是可能的 ,但是诗歌翻译中的不可译因素是客观存在的 :诗歌形式移植中的不可译因素 ;诗歌文学形象的不可译因素 ;诗歌语言修辞手段的不可译因素 ;诗歌节奏韵律的不可译因素 ;诗歌“诗眼”的文学内蕴移植中的不可译因素。     

形式移植在译诗中的重要性——评江枫译诗《哦,船长,我的船长》

诗歌形式是诗歌文本区别于其他文本最重要的特征,是诗之所以为诗的标志。诗歌翻译能否保持原诗形式?江枫认为形似才能神似,并将其翻译理念付诸实践,取得了显著成就。从形式移植的角度来分析惠特曼"Oh,Captain! My Captain!"的江枫译文《哦,船长,我的船长》,揭示了形式移植在诗歌翻译中的重要性。     

移植诗种——论意象是诗歌翻译的灵魂

诗歌是否可以翻译,历来聚讼纷纭.实际上诗歌是可以翻译的.中外文学理论和翻译理论及实践都证明,意象处理是诗歌翻译的灵魂.因此,发现和移植诗种,即确定和翻译主要意象是诗歌翻译的关键,是保持原诗风格和艺术感染力的关键.     

诗歌翻译中的意象转换

诗歌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诗歌翻译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交流活动。意象是诗歌的要素之一,但由于不同文化在诗歌表现手法上不尽相同,因此在诗歌翻译过程中意象是否可以转换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笔者通过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探讨,认为“形神兼备”是诗歌翻译的理想境界,但在诗歌的实际翻译过程中进行一定的变通与转换,也同样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东学西渐视域中的意象主义者及其创意翻译

由于对后维多利亚诗歌陈腐守旧的诗风大为不满,意象主义者通过创意翻译从东方古典诗歌中汲取异质养分,在西方文化中撒播下东方“杏花”种子.从此,在西方乃至世界文学的花丛中,开出了“与她(中国)的名字相称的文学”之花,意象主义者也历史地成为中国文化西传的先行者.     

诗歌的翻译就是意义的阐释和重建吗?

诗歌的翻译究竟应该翻译什么?诗歌作为文学作品,是形式和意义的统一,在翻译时必须考虑译诗的文学性,而文学性离不开传统,作为文学性的一种表现形式的陌生化总是相对于一定的传统.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语言本身的差异及文学传统的不同,拘泥于原文的"建构形式"往往会失去原来的陌生化效果,从而丧失文学性.所以,诗歌翻译不仅仅是意义的阐释和重建,而且也是形式的移植,但绝不是拘泥于原文形式.     

生态翻译学“十化”视角下文字学术语英译——以K.L.Thern《说文解字叙》译本为例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文本移植。以K. L. Thern《说文解字叙》译本为语料,从生态翻译学角度探索了汉字结构类术语和汉字形体类术语的英译。在生态翻译学视角下部分译名并不能实现文本的成功移植,对此采用“十化”译法进行改译,研究发现：翻译汉字结构类术语采用“原生化”和“补生化”等译法,对语音、语义等进行适应性选择;翻译汉字形体类术语采用“译生化”和“补生化”等译法,易于为读者接受;同时基于“综衡化”原则,提出术语通名的翻译方法,期望译文更好地在译语生态环境中“生存”甚至“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