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提升

鉴于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形式,能够有效化解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共识、推动社会和谐,同时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提升离不开协商民主持续发挥作用,从多角度分析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关系及其提升政治合法性的路径。分析认为,协商民主有助于论证政府权力来源正当性;有助于提升政府权力有效运作的政治合法性;有助于通过政治社会化促进公民精神复兴,提升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合法性。     

论我国民族地区社会政治稳定

民族地区社会政治稳定,是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动态稳定,是整个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地区必须通过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党的领导和完善党的制度,确保政治稳定;必须通过发展民族经济、民族文化,保证和促进政治稳定;必须通过构建民族法律体系,使党政机关依法办事,使公民依法参与政治活动,从而保障政治稳定,进而为民族地区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从政治合法性视角分析我国的“科学发展观”思想

政治合法性是指政治权力得到公众的广泛认同、信仰、忠诚和服从,是政权体系存在的基础。政治的合法性主要来源于经济增长和执政绩效、政治民主化程度、社会公正的实现程度等,对于政治权力体系的构建与良性运行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的“科学发展观”思想内含着政治合法性因素,是针对当前我国政治体系面临的合法性威胁所提出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战...     

政治合法性对政治稳定的影响

政治合法性问题是人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政治合法性的实质是统治与认同、自愿服从的关系，是政治稳定形成和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在出现合法性危机的时候，各国为了重塑合法性，进而实现政治稳定，要通过实现绩效统治、规范政治制度、形成共同的政治文化、实现政治权力合法性、建立法律合法性、采取协商机制等途径来实现。     

论多元社会的政治共识与政治整合

当代民主政治是以一定政治共识为心理基础的制度架构。西方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市场体系必然带来社会的多元化和异质化。在多元异质社会建立稳定的民主政治必然诉诸一定的政治共识,来消解利益差异,弥补阶级差距,提高政治合法性,实现民主政治的稳定与和谐。当分化、差异、多元成为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主导特征时,就预示着这个国家或社会将会面临着一个以整合为特征的政治发展阶段的来临。而这种政治整合往往是以政治共识为前提,以国家作为主要推动力,以制度化整合为核心的政治发展过程。     

现代政治文明视域下的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体现为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有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扣谐;有助于实现民主法制化的进程。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途径表现为加强对公民政治参与的正确引导,创建良好的政治文化环境;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公民政治参与制度化、程序化;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直接民主领域,真正体现民主的真实内容。     

试论政治生态视野中的和谐社会构建

政治生态作为社会构成中的重要功能系统,是实现社会各子系统之间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重要政治条件;建国以来我国的政治系统中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政治整合弱化以及政治不作为、寻租性政治腐败、“有组织的”生态政治风险以及“社会参与基础缺失”的政治合法性危机等反生态化的倾向性;因而,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综合治理这些政治生态中的不和谐要素,建立与和谐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良性政治——经济生态、政治——制度生态、政治——伦理生态和政治——社会生态。     

协商民主的价值分析

推进协商民主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促进政治参与。协商民主有助于保障政治参与权利、提升政治参与质量、拓展政治参与空间、增强政治参与效果。二是培育公民社会。协商民主要求承认公民社会的相对独立性,增强公民社会的理性化和自主性品格,确立公民社会的普遍性法律规则,增强政治国家自身的能力和权威。三是维护政治稳定。协商民主在政府与公民之间搭建桥梁,有效化解政府行为与公民意愿的矛盾,积累社会信任、避免社会动荡。四是监督公共权力。协商民主有助于拓展社会监督的广度和深度,构建“社会制约权力”的监督机制。五是提升政治权威。协商民主有助于政治系统构建认同机制,获取政治合法性、提升政治权威。      

社会转型、协商性民主与合法性重建——以合法性理论为视角

政治合法性是关于公共权力正当性和政治秩序如何持久的问题.源于古典共和主义传统的协商性民主理论,强调通过程序主义对话伦理赋予公共政策或立法以合法性基础,从而实现了对于共和主义民主和自由主义民主的超越.协商性民主在政治参与、法律监督、政治博弈、程序正义方面的优越性,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重建其政治合法性基础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     

论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合法性基础

担当现代政治系统合法性基础的是能够体现现代民主政治理念的制度规则。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些特征反映了传统思想政治工作模式遭遇的合法性危机,这些危机植根于我国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变迁及公共权力运行中的崭新变化。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合法性基础应当建立在“执政为民、依法执政”的基本理念上,在价值目标、制度创新和职能边界方面重新安排思想政治工作的合法性基础。     

权利与权力的功能背反：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症结及其消解

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化是权利与权力产生的社会基础。权利是市民社会的主体规则，权力是政治社会的主体规则。两者因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立制衡而分化互约。但长期以来，权利和权力两个概念在我国理论和实践中混淆不清，导致严重的“权利权力化”和“权力权利化”等权利与权力的功能背反现象。这是我国朝市场化、民主化和文明化方向发展中的症结所在；是全面妨碍现代化进程的社会阻力。为此，营造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分化互约的格局，把权利交给社会，权力交给国家，使权利和权力两分、社会和国家两清，便是改革的首要的和最终的使命！     

利益协调与政治稳定——西塞罗的混合政体思想及其现实价值

西塞罗认为混合政体具有保障人民权利和维护社会正义的价值,是实现政治稳定的最佳政体。他强调混合政体在制度上协调元老院和公民大会,融通贵族的权威与平民的自由权利,从而发挥了消弭不同社会等级之间利益纷争、协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作用。西塞罗的混合政体其本质是通过社会各阶层共享权力,建立利益均衡的社会关系,从而实现政治稳定,使利益协调取代以权制权成为实现政治稳定的新模式。因此,在利益高度分化的社会中,为了维护政治稳定,应该发挥国家机制与社会机制的双重作用：一方面要通过政府权威保证公共利益,另一方面要开展社会建设协调社会利益。     

权利边界、冲突及其衡平

权利内在逻辑上交叉重叠,使得在义务不确定、权利边界模糊之处易发生权利冲突,集中表现为社会主体应有权利与国家政治权力的冲突、个人权利与社会利益的冲突。因此,要以不危及政治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不损害社会公正、不影响社会协调等导向确定权利边界,并将权利冲突控制并衡平在合法、合理、适当的边界内。     

论政权与财产权

政权与财产权有着严格的差异和密切的联系,二者在互动演进中促进了社会的前进和发展。政权与财产权的结合与分离对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改革进程日益深入的中国只有在实践中实现政权与财产权适度分离,才能为宪政中国的早日实现铺平道路。     

检察权理论的反思与重新约定

检察权是检察职权的理论概括。检察职权的设置源于社会及政治需要。检察权与法律监督权是概念上的交叉关系,检察权的法律监督主要是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同时还有自身特有的内涵,即刑事诉讼参与权。     

限制与平衡：法社会学视野下的权利与权力的对话

在法社会学视野中,权力是一个政治法律概念,从渊源上讲,权力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权力乃为权利而生,为权利而设。权利与权力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社会现实生活中,权利与权力往往出现功能背反。权力与权利由对立走向平衡和统一,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原始地权分裂中的国家政权集结

土地是古代社会最为重要的政治性自然资源,以土地为中介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是分析古代社会政治生态的重要线索。原始地权在“任土作贡”的过程中分裂为法权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和土地占有使用权,这是国家化的公共权力、政治权力集聚成型并最终使社会形态发生质变的过程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环节。在土地关系变迁、赋税制度完善的基础上,夏商西周社会的国家政权被模式化、系统化,并逐渐成熟。     

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的权力机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不断深入,但是,所有方面的改革都集中到了一点,那就是权力体制的调整和社会权利的确认。目前,已进入全面深化阶段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一次既关涉到理论层面又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的改革。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什么样的权力运行机制能厘定权力维度、转变政府职能和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共赢,并能真正实现兴林富农的目标,这些都是需要加以认真研究的问题。     

对我国党权、民权和政权关系的认识

相对于立法、行政和司法这三权而言,党权、民权和政权可以称之为"大三权",党权是政权的核心,政权是实现党权和保障民权的制度形式,民权是党权和政权的基础和目的;民权监督党权、党权指导政权、政权促进民权.在我国,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大三权"的关系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东汉后期士大夫社会拯救活动述论

东汉自和帝始,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政治腐败,社会危机严重,代表社会、象征国家的皇权被两派势力异化,士大夫集团的权力和利益被严重剥夺,统治岌岌可危.作为专制政权组织基础的士大夫对此忧心忡忡.为匡时救世,他们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拯救活动,大致可分为舆论层面政治批判和实践层面对弊政进行的直接或间接的纠治和打击活动.士大夫的社会拯救活动对改善黑暗政治和维系东汉的统治起到了一定作用.因缺乏对君主专制制度本质的认识,士大夫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很少触及深层政治结构.但其批判时弊精神使专制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保持一定的舆论开放和相对独立的批评、监督力量,降低了专制制度的封闭性和随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