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多元主义：竞争民主的类型学

多元主义是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普遍共识”。就政治多元主义的理论路径来说,后现代与现代性理论家都进行了不同视角的理论阐述。后现代主义强调“异质”的多元主义,“异质”的多元意味着“碎片化”、“不可化约”,而现代性视域下的理论家更多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探讨政治多元主义的可能与整合问题。竞争民主正是政治多元主义的一种理论的“探索”和“思考”。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康诺利、杜利和墨菲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政治多元主义的可能形式进行了反思和质询,“为自我型构”、“为文化承认”、“准共和主义”是他们提出的三种不同的政治多元主义的可能路径,就其本质来说,三种政治多元主义的选择方案本身都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但他们为多元化时代如何整合政治纷争、实现民主政治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现代性: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建构的起点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建构需要我们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视角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寻求确定的研究起点。现代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学科建构的逻辑和历史起点:一方面,由现代性催生的现代社会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产生的社会场域,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前提性的准备;另一方面,现代性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现代性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学科问题意识萌生的源泉,也是学科构建、理论运思的起点。     

论作为秩序的政治文明

作为秩序的政治文明,其核心诉求就是通过政治来获得秩序,通过建立国家与政府的统一性的政治权力,来为人类的社会生活提供最广泛、最基本的秩序。建立秩序的政治是人类营造其文明社会生活的最重要的前提和最普遍的基石。因而,没有政治就没有秩序,没有政治提供秩序的民族,即是一个混乱、贫穷和受人欺凌的“无政治”的民族。成为一个政治民族是各民族国家首要的政治文明追求。同时,作为秩序的政治文明,其追求秩序的方式需要发展由单一政治中心向民主建构秩序的方式过渡,和由民主建构秩序到自由建构秩序过渡,并最终达到秩序与自由的平衡。     

韦伯与桑巴特比较视角下的现代社会起源——兼论中国现代性之发端

现代社会的起源是社会学追问的一个本源问题,马克斯·韦伯和维尔纳·桑巴特以"俭"与"奢"的精彩对决,从西方社会的文化密码中破解了现代资本主义起源于欧洲的合理性,但这对立的两极又回归至现代性困局的一致忧虑。理性的全面殖民和主体的过度弘扬,不断指向人们反思个人在现代社会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理想。较之西方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在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与本土儒家文明的冲突中演变和发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在与西方的对话与融合中,塑造中国特色的现代性,需要不断建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现代文明秩序。     

雅典民主政治的特征及对西方民主的影响

西方近现代民主政治的古典形式———雅典民主政治具有四个主要特征：实行直接民主制;主权在民,轮番为治;崇尚法治,绝禁人治;权限交叉的制约机制。雅典民主政治对西方近现代民主政治的影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原则;国家机构“三权分立”的组织形式;“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原则;国家公职选举任期原则     

市民社会对民主之共性与个性的助益性分析

市民社会历经从古代到近现代的演变过程,并在洛克与黑格尔那里得到代表性的阐述,由此形成近代政治自由主义者所持的“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观和黑格尔所持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观。在介绍市民社会发展与演变的基础上,分别分析其对民主之共性与个性的助益性,认为它在促进民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状况不容乐观,应建构适合中国国情的市民社会。     

现代主体性：西方社会组织体制建构的逻辑基础

在流变的现代性视野中,西方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是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流变为主线的社会系统的组织化过程,是“人的主体性”、“社会自主性”、“国家自主性”三者共同建构的结果。社会组织体制作为一个整合的秩序结构,评判其建构合理性的根本依据是看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公民对主体性的追求。作为内生逻辑,西方的社会组织体制主要表现为一种内生自发的秩序,由社会内生组织结合生成的“强社会”成为重要的建构主体。作为外生逻辑,国家的制度安排使这一过程具有可控性和规定性。西方经验表明,“国家自主性”与“社会自主性”可以并行不悖,未来社会组织体制的建构趋势是按照“强公民—强社会—强国家”的理路形成新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新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民主政治逻辑的辨析

以埃尔顿等人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现代民主政治国家及其本质的空间政治学分析与历史性考察,认为领土的诞生伴随着现代民主国家的诞生,民主政治的逻辑本质上就是领土逻辑,而民主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基于计算理性的空间权力政治观念。新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民主政治逻辑的分析表明,领土逻辑支配资本逻辑,政治现代性支配社会现代性,经济全球化的背后隐藏的是民主政治的全球空间政治实践。而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空间政治优势,则是我们进行经济全球化活动的根本前提。     

试论利普哈特“共识民主”对“多数裁定原则”的反思与超越

进入20世纪后,西方日益多元化的社会现实使得传统的多数民主理论难以解释西方的民主实践。熊彼特的精英民主、达尔的多元民主都从实践的角度揭示了现实中的民主与多数裁定原则之间的虚幻联系,并力求在多数民主视野之下寻求更务实的民主改进措施。相比之下,利普哈特也是从当代西方政治实践着手来分析民主政治的,他不但揭示出多数民主的裁定原则本身的不可能性,也指出在这种理念下导致的民主实践的低效率和低品质。面对现代多元主义的社会政治现实,利普哈特提出了超越简单二元区分视野的共识民主理论。共识民主承认政治社会多元对抗性的复杂性,否认简单票决的效率和效果,强调共识而不是对抗,主张包容而不是排斥,并相信通过政治实践和制度性的设计完全可以形成一个进行多元沟通、协商的平台和机制。按照利普哈特的构想,共识民主不但可以尽量消除多元对立尖锐的国家和地区以及新兴民主国家由于滥用多数裁定原则而导致的矛盾和冲突,也可以让一个同质性程度较高的社会的民主实践更有效率、更有品质。不过,利普哈特有关共识民主理论分析的依据和验证都是根据特定国家作出的,并不能证明就具有普世的效用,尽管如此,他有关多数民主的分析和批评以及提出的改进建议,对于我们深化对民主政治的认识...     

20世纪西方民主的转型及其启示

20世纪是西方民主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它实现了近代民主向当代民主的重大转化。“非国家形态民主”和“治理型民主”的形成、民主制度的改进等对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协调型与冲突型两大民主理念模式的形成使西方民主理念的模式更加丰富,“少数原则”的提出使民主的原则更加科学,普选制、利益集团与新闻舆论三位一体的结合形成当代西方直接民主的机制,实现了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的结合。西方民主的转型对我国民主政治的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在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中,应注重民主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民主理念的确立,民主理想和民主现实的统一。     

论“和谐政治”

社会主义和谐政治建设、构建的前提是承认利益多元和利益分殊。政府要把“以人为本”作为自己一切行为和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即把如何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作为自己的执政理念,把追求和实现社会公平和公正作为执政目标,把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与维护作为自己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把“依法执政”、“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作为自身建设的目标诉求。因此,和谐政治本质上是“公平政治”、“有限政治”、“秩序政治”、“民主政治”和“法治政治”。     

中国民主政治的新视角——政策民主

选举民主和政策民主是现代国家民主政治的两种形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般采取选举民主形式 ,以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从而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决定了我们不能实行西方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 ;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现阶段由于条件的限制 ,我们也不能实行选举民主 ,而只能实行政策民主 ,这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必经之路。     

中国民主政治的新视角-政策民主

选举民主和政策民主是现代国家民主政治的两种形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般采取选举民主形式，以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从而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决定了我们不能实行西方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现阶段由于条件的限制，我们也不能实行选举民主，而只能实行政策民主，这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必经之路。     

科学知识社会学视野下的“公众理解科学”问题及其评析

科学知识社会学从社会建构论的视角对传统的“公众”、“理解”、“科学”等概念以及对“公众理解科学”的测量方法作出了批判性的解读,认为应该坚持多元、开放、民主的理念,在社会语境下来具体分析“公众理解科学”问题。上述观点为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科学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作为嵌入性治理资源的协商民主——现代城市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互动规则

现代民主与现代城市治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共生关系.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民主实践采取了治理的取向与路径,形成一个普遍的制度建构行动.当下中国民主发展呈现出以提升治理和解决民生为中轴,以整合多元社会主体为取向的实践结构,使得社会发展通过协商民主实现了内生性的政府与社会互动.协商民主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把民主作为一种治理资源嵌入到现代城市治理当中,而不是单纯地建构一个具有民主形式的外在约束制度,其发展路径化解了民主与发展互为前提或者结果的外生困境,为中国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实践形式.     

论多民族国家视域中公民文化的成长与政治认同的建构

中国是“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政治认同始终是现代国家构建的核心主题.伴随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民族之间矛盾与冲突的变化,致使中国各民族政治认同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我国现代公民文化的培育和国家政治认同交织在一起,呈现出继承与创新、变革与重构的复杂态势.公民文化作为一种现代性、包容性的主导政治文化,成为加强和完善多民族国家政治认同的文化基础和新型资源.发展公民社会、培育公民意识、建构公民身份、维护公民权利,形成现代公民文化体系,是建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的必由之路.     

“以人为本”：建构中国现代性的理念支撑

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意识形态之争和发展生产力中心论。新一届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标志着“以人为本”开始成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新的理念支撑。它的精神实质就在于以发展民主政治为切入点，追求人的全面发展。     

清季民初的国民语义与国家想象——以citizen、citizenship汉译为中心的论述

民族国家是近代中国国家建构的基本目标.通过创造性地将西方citizen和citizenship概念译成“国民”,晚清和民国初年的知识分子想象了不同的国家建构路径和民族国家图景.清季部分知识分子从“国家主义”的角度翻译和创造“国民”语义,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传统的国民性和催生了现代公民意识,但其真正的目标在于建立强大的现代主权国家,国权高于民权.在反思清季国家建构方略 的基础上,民初部分知识分子从“个人主义”的角度翻译和创造“国民”语义,企图从个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角度更加彻底地催生个体的“个人主义”思想,建立类似于西方自由主义国家的民族国家.清季民初“国民”概念的移译表明了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翻译现代性”现象,即重要术语翻译的过程同时也是现代性生成的过程,它参与了社会转型过程中权力、思想和政治发展前景的重构.     

现代化、国家建构与公民教育

国家建构是现代化的政治前提。现代国家建构是现代性在国家制度体系和国家意识形态上的集中体现,也是一个国家由传统政治形态向现代政治形态转变的持续性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涉及民族国家建构和民主国家建构两个维度。民族国家的建构需要公民教育的社会整合功能以实现国家的一体化建设,民主国家的建构则需要公民教育的民主化功能以实现民主观念的传播和公民参与的培育,推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而公民教育的功能取向又往往因现代化进程中各国民族与民主建构特性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表现。     

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以权利的归属和处分特征为标准,权利划分为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主见权和私权利三种。在此基础上,民主划分为政治民主和直接民主,法治划分为依法治国和人民自治。民主解决的是法律意志问题,法治解决的是权利界限和民主效果问题,形成“决定”与“办理”的关系。因为政治民主的间接性,社会民众要高度认同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以私权利为契机来关心国家政治,实现政治和谐、秩序和谐及民主法治主观体验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