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化缘型"供给——村级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典型案例分析

本文通过一典型个案的分析,提出村级公共产品与服务的精英“化缘型”供给模式。该模式产生的背景是缺乏集体积累的贫困村庄主要依靠外援来供给公共产品和服务,村庄精英的奉献精神与丰厚的社会资本成为供给的源头。然而,村民的漠视、两委本身的分歧、村级财务监督机制的缺乏等村级治理方面的问题将严重影响制约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的持续性与完善程度。     

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研究

文章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研究了不同发展水平的村庄其公共产品供给现状和供给模式,探索了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与村民自治之间的联系,并从社区外和社区内两个层面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促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因素与经济效应——国内研究进展与深化

梳理总结2010年以来国内关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影响因素与经济效应的主要文献,发现已有文献从个体、家庭、村庄和村级以上区域4个层面分析了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因素,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主要包括供给水平、供给效率、供给模式、农户对供给的评价、农户参与供给的意愿和方式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经济效果包括农户收入效应和消费效应以及其他方面。未来可重点拓展和深化的研究方向：一是从乡村振兴战略的视角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二是对新型农村社区的公共产品供给开展专项研究;三是剖析农村公共产品“重建设开发、轻运营维护”现象;四是注重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和高质量的数据。     

乡村精英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自主供给——基于"熟人社会"的场域

沿袭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理论中对异质性分析的思路,基于费孝通提出的"熟人社会"场域,分析该场域条件下乡村精英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自主供给问题.重点分析了在"熟人社会"的农村社区乡村精英组织参与公共产品自主供给的激励机制.通过模型分别论证了乡村精英以及其他普通成员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激励相容性,在此基础上明确了农村社区公共产品自主供给的实现路径.     

优化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对策建议

近年来,虽然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和效率不断得到改善,但是当前,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与矛盾,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着农村公共产品作用的发挥,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因此,需要进一步优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从根本上改变城乡公共产品二元供给结构;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规模,优化供给结构;健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民主决策机制;拓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筹资渠道;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从而建立起能够统筹城乡发展、缩减城乡差距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收入差异视角下农户公共产品需求分析

农户是农村公共产品的直接受益者和使用者,政府供给的农村公共产品是否符合广大农户的需要,是衡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有效性的重要标志。通过分析入户调查数据发现,目前各级政府和村庄基层组织提供的公共产品还不能满足农户的基本需求。通过的实证研究发现,家庭收入水平显著影响农户对公共产品需求度,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户对生产性公共产品需求大体呈现递减趋势,而对非生产性公共产品需求呈现递增趋势。     

创新黑龙江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对策研究

有效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业和农村的生产力水平,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阐述了黑龙江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创新黑龙江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提出了对策建议。     

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多元途径的探索

农村公共产品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它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农民的幸福安康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是在"城市偏向发展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作为农村经济发展基础的公共产品供给处于困境之中.当前西藏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过分强调政府财政供给,难以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供需结构失调等问题.本文通过对农村公共产品进行分类论证了不同类型的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认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途径应该多元化,提出构建政府供给、农牧民适当缴赍以及民间主体市场供给的多元供给格局.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发展的选择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与农民获得公共产品的难易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民生产生活水平的高低,也会影响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高度重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从人民公社时期开始到取消农业税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形式虽略有变迁,但在本质上都是以农民为主体.新时期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日趋合理,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宗旨并不完全吻合,因此需要从决策机制、供给体制及其法制化方面完善和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以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研究 ———以河北周村修路事件分析为例

国家外部资源在试图进入村庄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无法顺利地与村庄内部资源结合,完成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存有小农理性的村民在决策过程中对于公共产品供给的关联因素的权衡选择以及目前在农村实行的"一事一议"决策制度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实践偏差,是导致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执行困境的主要原因。从外部进入村庄的强制力试图通过对于村落理性的限制而解决现实困境的效果甚微,一种基于村落新的共同体认同和民间权威认同的内生约束力量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村庄决策执行的真正行动力。公共决策的顺利实行有赖于在村落中寻找基于"公"的认同而发挥约束作用的公共产品与理性追求个体私利的村民的联络点,以最终实现公共产品的决策与供给。     

散文研究:在"反规范"中求"规范"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各"体"研究中,散文研究属于相对薄弱的一支.其主要原因在于:研究者在建构学科规范过程中刻意为散文确立"规范"的做法与散文"反规范"的本质属性存在着内在冲突.当代散文研究要改变现状,首先需要排除"文体情感"对散文研究的影响,进而在尊重散文"反规范"性的基础上探索建构学科规范的可能.     

幽玄的涅磐:花的阐微——《风姿花传》的形成、意义及其转变

<风姿花传>全书七篇,以"花"为喻,围绕"能"这一戏剧形式的最佳舞台效果这一主题展开论述.赋予"花"以相应的美学意义,视客观对象存在的外在事物"花"为驯化审美对象存在,并通过表演者自身努力而实现心技一体的艺术表现力.以"花"来阐明作为观赏对象的艺术美和作为表现主体的演技功夫二者之间的存在关系.同时,"花"也被定义为聚焦于时代不断深化的美学观念而存在,具有多义性与复杂性.用"花"可以解释世阿弥毕生追求的至高艺术理想.     

试论行风评议中的"黑箱"及对策——对"公关"与"拉票大战"的思考

对目前行风评议中出现的"公关"和"拉票大战"等现象的原因进行研究.通过对行风评议流程和主要角色的分析发现,由于评议过程中监控机制不健全和评议信息在评议各方的分布不均,围绕行风评议办公室和评议代表出现两大"黑箱",在利益驱动下,评议控制方和评议对象之间通过"公关"和"拉票大战"等行为寻租和利益博弈.因此,应建立和加强评议过程的监控机制和评议信息的公开机制.     

明末清初“士人“与”优伶”关系新探——以《陶庵梦忆》为中心

在政治失序的末世、乱世或某些特殊情形下,怀才不遇的"士人"与政治之"势"的和解宣告破裂,"士人"与那些同样被"势"所压迫的"优伶"便有了某种同病相怜的心理基础。张岱的《陶庵梦忆》就可看成乱世背景下"士人"与"优伶"关系的具体呈现。深入分析《陶庵梦忆》的文本,可以发现此时"士人"开始将"优伶"当成有情感、灵魂的独立个体来欣赏,同时部分"优伶"的自我意识有所觉醒,在离乱中,从精神及物质两个方面给予"士人"慰藉和援助。随着大批"士人"的串戏活动,也使得某些下层"士人"与"优伶"的身份并非绝对的泾渭分明。这种新型的士伶关系与明末清初独特的思想、政治以及经济背景密不可分。     

千古一梦:谈“黄粱梦”

“黄粱梦”出自唐代著名传奇作家沈既济的名作《枕中记》,约作于建中二年至兴元元年被贬官期间。就各方面影响来看,堪称千古一梦。《枕中记》今传《太平广记》和《文苑英华》二本,异文中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黍与黄粱之别,后者便于在诗词用典中遣词造句,因此最为流行。《枕中记》的基本思想是人生如梦,这是古人基于人生经验形成的一种人生况味和哲理思考,这一思想导源于道家。《枕中记》脱胎于《搜神记》和《幽明录》中的焦湖庙柏枕故事,作者大大扩展了思想内涵,表现出士人对现实政治的怀疑、失望乃至批判,对追逐功名富贵的自我否定。但大梦难觉,说到底所谓人生如梦只是失意者的失落、迷惘、无奈。由于黄粱梦的巨大影响,古人在邯郸附近附会出卢生入梦之地黄粱店,并建吕翁祠,古来题咏极多。而在八仙信仰普遍流行的背景下,将吕翁附会为吕洞宾。     

从“奋笔直书”到“以文为戏”论唐代古文家的传记写作观

我国古代的传记长期以来依附于史学而存在,所以古人往往把传等同于史,写作传记只求真实.唐代,一批兼具史才和文才的古文家,以其敏锐的眼光,指出传记写作不仅要求真,更要讲求文采,这在有意无意之间为传记挣脱史学的樊篱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全文正是从传记的真实写作观到"以文为戏"的创新写作观,较为完整地勾勒出了唐代古文家的传记写作观念.     

关于“国民文学”的倡导——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诗”与“散文”观（二）

从创造社的内部差异可以看到,与法国19世纪诗歌传统相联系建立起＂诗＂的观念的,是创造社京都作家,这里有着郑伯奇与成仿吾文学批评观的深刻差异,由此出现1924年＂国民文学＂的倡导,以及翌年以穆木天为主在《语丝》上与钱玄同的论争,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次＂诗＂与＂散文＂观念的碰撞。从中可见,＂诗＂的观念,对＂诗＂与＂散文＂之不同的认识,在进入＂五四＂后的新文学独立发展中是艰难的。     

"照着讲"与"接着讲"——一个思想方法的现代诠释

冯友兰的思想,从内容上讲,与其他新儒家相比,并无多少新颖之处.然而,人们之所以重视他的新理学研究,关键在于他的思想方法.严格地说,"照着讲"只是治史,而不是治学.这是一种超逻辑、超理智的直悟方法,体现了中国人自古以来一贯的思维路进,缺乏开拓创新是最大的特色."接着讲"则强调逻辑分析、科学论证,是对"照着讲"的否定.冯友兰的最大贡献,在于把两者有机的结合,开创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一种新的方法——"真正形上学".用这种新方法所创建的新理学,不仅为冯友兰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更重要的是,它使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与发展真正具有了科学的内涵和意义.     

"功能"与"审美":人物解读方法的可行性研究

叙事作品中的人物分为"功能性人物"和"审美性人物".叙事作品中人物的功能性和审美性通常粘附在一起,只不过不同的作品其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将功能性人物的分析方法和审美性人物的分析方法结合起来的策略是解读叙事作品中的人物的一种合理而行之有效的手段.     

重“学”与重“道”:关于苏辙道德文章的考察

苏辙在文学史上的评价呈逐渐走低的态势。古代文章“一门三父子”的千古美誉,苏辙成为最黯淡无光的一位。人们通常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苏轼光环的遮蔽所致,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对苏辙研究不够,认识不深。苏辙一生重“学”重“道”,强调学道既是学习之本,更是立身行世之要;他毕生追求道德文章相统一,故其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致。苏轼与秦观不约而同地对此高度推崇,现代研究者不能熟视无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