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意论——对天人和谐的一种大写意式阐释

通常,我们把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哲学概称为"天人合一"。事实上,"天人合一"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因而是一种不恰当的生硬表述。将传统和谐精神表述为"天人合意"再恰当不过。"天人合意"是一种大写意式的表述手法。"天人合意"的和谐哲学旨在说明,"天之意"理应是"人之意"的基础,"人之意"必须合乎"天之意"。必须循天之意。敬畏万有,和谐八方,方能达"天人合意"。"天人合意"表达了人们对万有存在之最佳存在状态和发展趋向的期盼。     

“天人合一”思想在科学发展观中的价值维度

"天人舍一"的基本涵义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充满"和合"综合思维的"天人合一"观所蕴含的"天人同类,全面发展"、"天人同性,和谐一致"、"天人同健,自强不息"思想.为我们正确认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最终实现人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依据和思维模式,"天人合一"思想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价值维度.     

论余光中写景散文的人文关怀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使得两种文化在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一般来说有天人合一、天人相分两种基本哲学气质。中国历来把天人合一(确切地说应是天人和谐,它力求建立的是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作为中国人文主义传统的表现,西方则认为把人从自然的神秘性中解放出来才是人文主义。余光中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认识正是在吸取了中西方文化不同的观点后产生的。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融入自然,这是余光中散文对待自然的基本态度,也是典型的中国文人“天人合一”的情怀。但他的写景散文不同于中国历代文人的作品,中国散文较少…     

从"天人合一"的源处追寻其原初价值意义--兼评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天人观

西汉大儒董仲舒为适应西汉统治阶级的需要,全面改造了儒学,从而使儒学由一名地位卑下的小卒变为一家"独尊".董仲舒最先提出"天人合一",他的天人观是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为宇宙观和方法论,以"君权神授"为旨归的.深得西汉统治阶级赏识的核心价值便是"君权神授",因为它既说明了君权来源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又便于西汉统治者实行中央集权.至于说他的天人观是阐述人与自然和谐的自然观,则是没有根据的.     

论"和"的传统内涵

从儒道两家思想透视,"和"的传统内涵主要有宇宙自然之和谐、人与自然之和谐、人与人之和谐以及人的身心之和谐.宇宙自然之和谐、人与自然之和谐、人与人之和谐以及人的身心之和谐,构成了中国哲学的"普遍和谐"的观念,这种"普遍和谐",即是"太和"."太和"是"和"的最高境界.     

"天人合一"的误读与中国生态危机的出路

"天人合一"在古代主要是一个宗教命题,并由此展开为一种政治追求.但当今学界不少人却把它误读为追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并视之为解决自然生态危机的良方,这并非对症下药.中国当前的自然生态危机与政治生态弊端、社会生态乱象是一种流与源的关系,只有正本清源才能为解决自然生态危机提供现实出路.     

儒家"天人合一"观与现代人天和谐观之比较

儒家的"天人合一"观中具有丰富的环境保护观念,体现了其积极的思想内涵.但是由于它产生于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的封建社会,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的局限性,从而与现代的人天和谐观有着根本的不同它以内省自思的思维方式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忽视了其冲突的一面,过于强调自然的伦理道德意义而忽视对自然规律和奥秘的探索.而现代的人天和谐观则从认识和实践的结合出发,立足于实践,既要求科学认识自然,又要求积极探索、改造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天人关系:中国古代人学的本体基础

哲学的本质是人学。中国古代哲学,也是一套人学理论,"天人关系"是其本体基础,中国古代天人关系有三个层次：1．"绝地天通"的人神关系;2．天人合一的人与自身的关系;3．天人相分与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绝地天通是统治者垄断了人与天（神）的交通;天人合一则经历了从效法说到一体说的演变,有从自然主义到人文主义的过渡,也有作为本体的和作为过程的天人合一的两重含义。     

礼文化中的人与自然之和谐观

中国礼文化的本质特征是追求人、自然、社会三者关系的和谐有序。其中,人与自然之和谐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和谐的基础。“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礼法自然”是人对自然的领悟与仿效,“立中制节”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则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理想目标。     

解读“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可以从天人感应,天人合德,人与自然相和谐统一等不同层面来理解其特定意蕴.西方文化强调天人相分,彰显的是认知理性精神,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凸现的是实践理性精神.天人合一观成为解决当前生态环境危机的指导性哲学依据.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全”、“都”和“全都”

从实际语科出发，详细分析了“全”、“都”和“全都”用法的异同，总结了它们各自适用的场合。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江”“河”词源义试探

“江”“河”是两个常见的形声字，随着词义的发展和汉字的变形简化，声符“工”与“可”的表意性被忽略了，很多人认为其只起表音作用。实际上“江”“河”两词所表意义即源于其声符“工”与“可”，其声符具有示源的功能。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关系到关系资源--对丁村、胡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实地调查

本文将研究视角放在微观层次上,选择关系资源为分析路径,同时结合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动力分析,拟以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形式,来探析农村社区阶层分化逐渐发生、发展的过程,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特别是以安徽为典型形态的中部地区农村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探讨转型期关系资源与农民阶层分化的关联,并将就实地调查中所获农民阶层分化的具体情况,探析"关系"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向关系资源转变的过程,分析关系资源在农民阶层分化中扮演的角色,对这一微观层面的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并尝试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为相关社会决策提供参考。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