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中未成年被害人之保护

未成年人成为刑事被害人现象的突出,使得未成年被害人保护变得迫切。未成年人本身的特殊生理特征和其在案件证据方面的唯一性、亲历性,是对其保护的必要性所在。尽管在刑事被害人保护方面已经有一般性原则,针对未成年被害人的特殊性,还应有一系列独有原则,体现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专门保护。为了落实未成年被害人保护的有关原则,需要在整个刑事司法过程中针对未成年人的情况设置必要的未成年被害人综合救治制度、辅助人制度和特殊的未成年被害人陈述收集、质证程序。     

人权保障背景下的“未成年被害人”制度的完善

在现代社会的司法过程中,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司法权益的保障正在得到加强和完善。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保护的观念,不论在学术界还是实务界都取得了充分的关注。但是,未成年被害人的司法保障权则明显不足。因此,针对未成年被害人的特点,对其权益需要优先和全面的保护。以此为原则,完善"未成年被害人"制度,建立未成年被害人法律援助以及未成年被害人法律救助等制度日显必要,以彰显人权保障的"双向保护原则"。     

澳大利亚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对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启示

20世纪中叶以来,被害人在各国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各国越来越注重强化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和保护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澳大利亚作为英美法系国家,传统上重视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但后来在保护被害人诉讼权利方面做出了重大变革,成为澳大利亚近时期刑事司法改革的特色.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存在不足,可以借鉴澳大利亚制度和学习澳大利亚注重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立法精神及制度安排,在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中进一步完善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权益保护——以恢复性司法为视角

传统刑事司法制度把对罪犯的刑事制裁视为社会正义的最终实现,同时强调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以期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双重价值,但往往忽略了对刑事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在当前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民同等重要的理念下,刑事被害人的权益保护问题备受关注。恢复性司法作为传统刑事司法的有益补充,对保护被害人的权益有着积极影响,如何通过恢复性司法保护刑事被害人权益也已成为刑事司法的重要命题。     

论对刑事被害人民事权利的法律保护

就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及司法实践来看,对刑事被害人民事权利的法律保护显得薄弱和不足。完善刑事被害人民事权利的法律保护制度应打破“先刑事后民事”的传统立法理念,树立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观念;确认刑事被害人对权利救济途径的选择权;对刑事被害人就追诉对象的犯罪事实所致损失而提起的诉讼法院均应受理;允许对应负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恢复性司法视野中的刑事被害人

被害人学理论的迅猛发展动摇了传统的犯罪观念,凸显了法律对个人尊严和人权的保护.而我国被害人保护相关法律没有与国际接轨,借鉴恢复性司法的理念能使刑事被害人在整个刑事司法过程中的权利得到有效地保护.     

精神损害应当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

我国现行刑事立法禁止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对犯罪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要求赔偿,既与宪法和民事立法相冲突,也缺乏理论根据,而且不利于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将精神损害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是法律公正精神与效率原则的要求和体现,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刑法解释僭越刑事立法的危害与规避

刑法解释僭越刑事立法的现象实践中时有发生。刑法解释僭越刑事立法不同的类型和表现形式,呈现出不同的社会危害表征。这些社会危害包括模糊了刑法解释与刑事立法的界限,不利于维护刑法的权威性;造成了社会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的失衡,不利于社会机能的实现;导致了立法解释权、司法解释权以及立法权之间矛盾重重,并极大削弱了刑法立法权。对此,应从树立正确的刑法解释观念、尽可能保障刑法立法的适时性、构建刑法解释僭越立法的撤销和避免机制等方面着手来加以规避。     

恢复性司法引入问题研究

国内对恢复性司法制度及其理念,尚存有各种不同观点。同时,我国学者目前对该项制度的理解本身存在着认为恢复性司法是个人权利对国家公权的挑战、恢复性司法的目的仅在于将社会秩序恢复到犯罪行为发生以前的状态、强调恢复性司法就意味着排斥刑事司法裁判权等误区。出于对刑事被害人利益保护、对犯罪人有利改造以及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之考虑,我国迫切需要引入恢复性司法制度,以解决传统刑事司法的弊端与无奈。恢复性司法以犯罪人和被害人为中心,以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为目的,其制度应与现行刑事司法制度并行,亦应通过立法予以规范。     

被害人利益的维度考量之刑法意义思考——以亲告罪为视角

随着"被害人学"的勃兴,被害人的主体地位、权利救济等在刑事政策的变迁中得到彰显,由此影响到刑事立法对被害人利益的尊重与考量。反观我国刑法,除了亲告罪,几乎没有对被害人主体利益特别是自我决定的尊重与保护,这不利于扩张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与贯彻刑法谦抑性理念。为了让被害人利益在我国刑法中得到彰显,不仅要在完善亲告罪立法体例基础上适度扩张其适用范围,还要对被害人承诺进行适度的法定化,明确被害人承诺的概念,并就被害人对身体健康权的承诺进行限定,以与新增设的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设置保持协调。     

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缺位浅析

保护刑事被害人,给予其恰当的诉讼权利是追求程序公正的重要环节。随着近年来各国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日益重视,许多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已逐步发展到同时保护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权利。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地位,但因相关法律规定缺乏可操作性,造成被害人权利的缺失,因而完善刑事被害人诉讼代理制度、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等措施亟待实施。     

论参与公诉的轻伤害犯罪被害人的经济风险规避

因受传统法律观念影响和公安机关规避执业风险的现实需要,大多数轻伤害犯罪案件在现实生活中均通过刑事公诉方式进行处理。由于犯罪被害人合法权益保障方面的立法、司法存在缺陷,导致参与刑事公诉程序的轻伤害犯罪被害人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通常承担着较大的经济风险,主要体现为诉讼支出的必然性和物质损失获得有效弥补的或然性。为合法规避这种经济风险,现实生活中轻伤害犯罪被害人可积极申请刑事和解并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价值分析与立法设想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作为国家建立的特殊救济制度,主要针对因刑事损害遭受严重损失但又无法获得有效民事救济的刑事被害人提供必要物质保障。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具有法理学和司法实务上的重要制度价值,需要通过立法加以规范与保障。要通过救助对象、救助条件、救助程序等方面的完备立法,进一步有效保障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死刑案件被和解的非正当性分析

轻微刑事案件可以适用刑事和解我国理论界和司法界就此基本达成共识,重罪案件和死刑案件可否适用刑事和解理论界争议颇为激烈。文章主张死刑案件不能和解,死刑被和解将违背我国死刑适用的宗旨,破坏死刑适用的标准;死刑案件和解严重背离了罪行法定原则和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不符合刑事和解的应有价值;容易滋生新的司法腐败;其本质是国家推卸本应承担的对被害人的救助责任;死刑案件刑事和解也并非控制死刑适用的良策。     

论刑事申诉中司法公信力的树立

刑事申诉是刑事诉讼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程序,在当事人对生效裁判提出刑事申诉后,司法机关应当积极予以受理,但是我国现阶段对刑事申诉程序的重视还不够,刑事申诉案件提起主体混乱、刑事申诉案件管辖规定不明等。同时社会各主体的法律意识与法律信仰不够、司法不公开、舆论绑架司法、司法行政化色彩严重以及司法工作人员的释法析理能力不足等问题突出,极大降低了司法在社会中的公信力。因此,我国刑事申诉程序应当选择刑事申诉公开审查的模式,增强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保障司法公开与公正,正确引导媒体舆论,积极推进司法机关的去行政化,提升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对裁判释法说理的能力,积极树立刑事申诉中的司法公信力。     

中外少年司法矫正制度比较

对犯罪少年进行司法矫正,关系到少年的健康成长和社会稳定.通过对中外少年违法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犯罪少年案件的受理范围、案件调查、审理、处置、宣传、司法矫治措施、中外保护少年的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比较研究,在比较中探讨出中外保护少年的优势和劣势,可以为不断丰富和发展我国的少年司法矫正制度提供借鉴.     

论刑事犯罪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对最高人民法院《批复》的思考

对刑事犯罪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是刑法学与侵权法学发展的结果;对刑事犯罪受害人的保护,仅从公法的角度对犯罪人进行惩罚是远远不够的,应赋予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我国应建立对刑事犯罪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初探

精神损害赔偿在我国民事审判司法实践中已适用得相当普遍，而刑事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却被排除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外。如何突破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的阻碍，使刑事被害人的精神权利得到更好的法律保护，是司法实践中应高度重视的紧迫问题。针对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存在的问题和司法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新现象，对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问题进行尝试性探讨。     

对少年犯司法保护应确立的几个理念

基于未成年犯罪人的特点和刑罚观的转变,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对未成年犯罪人都施以特殊司法保护原则,我国也是如此。为了正确贯彻这一原则,实现刑法的双向保护机能,澄清一些片面认识,必须确立罪刑法定理念、双向保护理念和教育为主理念,使对少年犯的特殊司法保护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     

媒体报道与刑事司法

媒体报道不仅有利于刑事司法审判公开原则的实现,还可以监督刑事司法活动,增强司法机关的公信力,然而不恰当的媒体报道也会影响司法独立,妨碍司法公正,并侵犯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在分析媒体报道对刑事司法积极和消极作用的基础上,研究媒体报道与刑事司法协调策略:坚持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人权优先原则,通过加强媒体自律,避免司法人员受媒体影响,完善刑事司法制度,协调二者的矛盾,充分发挥媒体报道对刑事司法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