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福利学：中国现代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与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目标

2021年是中国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新时代元年。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制度建设、现代社会福利共识、科学精准疫情防控、重塑国家形象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等，需要共同聚焦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现代宪法福利学议题应运而生。文章首次探讨宪法福利学内涵外延、主要构成要件与基本特征；界定宪法福利学、财税制度与福利国家制度范式历史发展四个阶段与时代特征；简述宪法福利学纵向研究的全球、地区、主权国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方社区和个人家庭福利体系七个层次；探讨政治福利，宪法福利，立法、司法与法律福利，政府与行政福利，财税福利，公共福利，社会福利和生活化福利八大领域；探讨现代宪法福利学理论范式、中国现代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与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国家目标之间的社会制度逻辑，以期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宪法化福利制度与福利化宪法制度基础。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是我国治理体系的重要政治架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与人民的选择,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党的领导和发扬民主相统一、协商民主与集中高效相统一、互相监督与团结和谐相统一的特色和优势。分析和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历程、理论基础和实践效果,认识和把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对新时代加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工作专业建构:一个制度嵌入视角的分析

西方社会工作虽然也是作为国家制度的组成部分,但其在自下而上的发展中经历了专业化与职业化的过程,模糊的专业属性是为了更好地契合人类的需求,回应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建立了本身的专业界别与专业权威。作为舶来品的社会工作进入中国后,在国家安排和政策制度的催生下,通过自上而下的推动得到了迅猛的发展。通过对G市近十年的政府购买服务与社会工作发展的政策文本的分析,以各项政策制度及蕴含其中的专业规制为切入点,探讨中国情境下嵌入于宏观国家制度环境与属地化的社区治理体系中的社会工作的专业建构过程。研究发现,在模糊发包的国家治理、内卷化的社区治理体系与不明晰的专业制度的互动中形塑了一种工具性的专业主义。     

论农村空心化治理的多重逻辑

农村空心化是城乡发展转型过程中农村青壮年人口持续流向城镇后农村经济社会陷入衰败的现象。其中土地抛荒和留守家庭问题是新闻媒体、政策部门和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文章从组织制度角度探讨空心村治理的多重逻辑,分析相关利益群体的行动逻辑及其相互间的竞争和合作过程,解释目前空心村治理困境的生成机制,从而为探求一个更为合理的治理框架提供理论思路和政策建议。     

我国政府督查治理的制度变迁、实践逻辑与机制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督查在解决政策堵点、问题难点，保障中央政策权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日益成为推进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式和工具。从制度变迁角度看，政府督查总体上经历了国家“政治行动”主导下的孕育期、党务督查引领下的发展期、政府重塑下的确立期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下的成熟期。新时代政府督查是在沿革和发展原有督查制度基础上的创新，形成了以促进政策落实为驱动、以解决具体问题为导向、以优化政策决策为面向和以依法行政为指向的实践逻辑。推进政府督查治理需要进一步完善督查组织的协调协同机制、健全督查过程信息的多元反馈机制、强化督查结果正向激励与负向惩戒相结合的应用机制、提升公众参与的技术赋能机制。     

我国家庭农场的缘起与发展

随着我国现代农业的全面推进,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一类,得到国家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正在成为我国农业规模化发展的基础性力量。从家庭农场的内涵与外延出发,通过追溯国营农场到家庭农场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深入揭示了我国家庭农场产生与演变的内在逻辑,分析了家庭农场制度变迁的动因和条件,并总结了当代中国家庭农场发展的主要特点与现状。     

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地制度创新浅析

实行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但由于我国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差别很大 ,制度变迁的约束条件不同 ,因而不能制定统一的土地政策 ,采用相同的农地制度模式。中、西部内陆地区目前实行适度规模经营的条件还未成熟 ,其农地制度创新的重点 ,仍放在进一步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内部制度及改善农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上     

西方国家家庭补贴制度的发展与改革

家庭补贴制度作为一种儿童保护政策,日益成为西方国家儿童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补贴制度起源于西方国家经济政策改革,萌发于工薪阶层工资补贴制度,其建立和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西方国家家庭补贴制度经历建立、发展和改革等阶段,已经形成了丰富的内容体系,包括普遍性家庭补贴、基于雇佣关系家庭补贴、免费和免税.西方国家家庭补贴制度的发展实践表现出鲜明的国别性,并在制度目标、体系与功能方面具有显著的特点.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政策变迁:演化、特征与经验——基于1978-2019年国务院政策文本分析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础,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政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在国家治理体系变迁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治理方略和中国经验。基层社会治理政策涉及的领域众多,为准确提炼出其核心内容,本文基于文献关键词的主题聚类结果,选取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的政策文本,通过发文时间、类型分布等计量分析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政策变迁总体脉络。运用NLPIR汉语分词系统对政策标题进行文本深度挖掘,根据政策热点主题和政策变迁趋势等,将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政策演化分为恢复重建阶段、宏观调控阶段、重心转移阶段和系统推进阶段。基于多源流理论探析政策变迁中问题源流、政治源流与政策源流的耦合特征,发现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政策从形式、动力、主体和目标四个层面逐渐形成了突发性变迁与渐进性变迁并存、内生性驱动和外在性拉动结合、党依法执政与政府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问题为导向创新的中国经验,为发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政策优势提供有益借鉴。     

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议事协商制度的变迁与建构

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任务是乡村治理制度、执行机制的建设和完善。乡村议事协商制度是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以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作为历史范畴观察,我国乡村议事协商经历了制度更替、渐进转型和适应再生三个重要的制度变迁阶段;伴随着乡村议事协商主体关系的变化出现了传统精英主导型协商、民主动员型协商、公社集权型协商、村民自治型协商和多方共治型协商不同制度类型。虽然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带动了国内相关话语转变,但我国乡村议事协商制度有其内在的变迁主线。国家与农民共同构成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形式与结果变迁的行动主体,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则影响着我国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变迁的秩序基础,制度摩擦出现与制度自身模糊性凸显是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变迁的结构动因。进而,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背景,可从加强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建设的体系性、提高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实践的适配性、明确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功能的边界性、坚持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创新的灵活性等方面,进一步思考新时代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建构。     

儒家文化圈背景下的家庭价值观与社会保障制度

儒家文化圈有浓厚的家庭观念。以新加坡为首的儒家文化圈国家和地区坚持走“先家庭保护，后社会保障”的路子。在社会保障政策设计中融入家庭价值观，运用减税（费）、家庭内部转移支付、住房优先等激励性政策维系家庭的健全与稳定，维护家庭的保障功能，减轻国家社会保障的负担。这种以家庭为中心构建社会保障制度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我国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制度中都可以引入“家庭”这一概念，以维系家庭的保障功能。家庭保障和社会保障共同发展，我国才能以低成本度过人口老龄化高峰。     

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三重逻辑：思想、理论、现实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具有思想、理论和现实三重逻辑。在思想逻辑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治理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思想之核，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思想之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社会治理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思想之源。在理论逻辑上，坚持党的领导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重要前提，实现不断创新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重要表征，共建共治共享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重要精髓。在现实逻辑上，顺应时代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基本要求，完善理论体系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基本特质，助力国家治理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基本精神。新时代党和国家对社会治理理论的不断深入发展与完善，将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理性制度为何无法取得理性结果？——产业扶贫政策执行偏差研究的三种视角及其启示

产业扶贫是提高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实现可持续脱贫的重要保障,但实践中却出现了"理性制度无法取得理性结果"的执行困境。现有研究分别从主体行为、制度结构与治理情境三个视角对此进行了解释。其中,主体行为视角从行动主体的利益诉求、角色定位与执行能力等方面分析了影响政策执行的直接因素;制度结构视角从治理体制、组织模式与制度逻辑等方面挖掘了"形塑"该问题的制度基础;而治理情境视角则探讨了造成各地产业扶贫政策执行差异的要素禀赋、产业选择、产业运作模式及关系网络等情境性因素。现有研究虽较全面地甄别了影响产业扶贫政策执行效果的各因素,但仍存在着缺乏整合的分析框架,忽视基层行动者的调适功能,理论提炼与对话稍显不足以及难以识别影响政策执行的共通性因素等问题。后续研究可借鉴制度分析和发展(IAD)框架中的多层次分析思想,建立整合三大视角的统一分析框架,挖掘治理情境中的调适性因素,探讨治理情境与行动者的不同互动模式,寻求与已有政策动员及国家治理理论对话,并采用多案例比较分析方法来验证理论假设,以实现理论的整合与突破。     

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新时代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纲领性文件。学习《决定》内容,领会《决定》精神实质.     

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统一战线制度体系建构研究

新时代在面临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风险挑战下，更需要集中各种统战力量和智慧，运用立体思维整体建构统一战线制度体系。文章通过对江苏省统战组织成员的调查，认为新时代统一战线制度体系的建构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在内涵体系架构上，应发掘和梳理统一战线传统文化基因的历史逻辑，发挥其对完善新时代统战理论、改善统战治理方式的夯基固本价值；应在广泛调研基础上，根据近期基层统战组织体制短板及治理难题，揭示有关问题产生的根源及辨识思路；应明确统一战线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安排取向，强化统一战线制度体系对化解社会矛盾的规范治理功能；应构建党的统战理论政策传播推广话语体系，引导提升统战成员的参政议政能力；应加大防范公共安全危机的统战有效投入，推进新时代维护公共安全的统战治理现代化。     

现代中国家庭之变化

正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家庭经受了三次冲击:20世纪初指向家庭制度的批判,1949—1976年间指向家庭情感的政治运动,30年来从结构、制度、价值观指向家庭的全面侵蚀。在三次冲击和经济社会剧变的背景下,家庭问题需要进入国家的视野,需要建立支持家庭的政策体系。回顾过去的百年,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家庭制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生态文明与政治文明建设的制度化结合

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是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在明确生态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关联性和耦合性的基础上推动两者协调发展和制度化结合。作为新时代的重大政治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需要长远的政治思维和政治行动,应着力从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全球生态治理等方面贯通党的领导优势、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生态治理逻辑,不断推动党和政府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自觉转化为政策体系、各界共识和行动方案。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中国实践。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具有丰富的生态意蕴和广泛的世界意义。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我国学前教育督导制度变迁研究

完善学前教育督导制度对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具有奠基性,是实现学前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迫切需要。依据我国教育督导制度发展的关键时间节点,学前教育督导制度变迁历经依附阶段(1977—1995年)、探索阶段(1996—2012年)以及独立阶段(2012—2022年)。我国学前教育督导政策变迁深受政教体制、经济体制建设以及人口发展结构等深层结构因素影响。制度成本效应、学习效应、适应性预期及协同效应塑造了学前教育督导政策变迁的路径依赖。基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制度变迁经历了先上(高等教育)后下(学前教育)的独特背景,未来我国学前教育督导政策体系应当坚持渐进性变迁,强化协同效应,共同构建有利于幼儿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友好环境。     

中国环境政策变迁逻辑与展望——基于共词与聚类分析

基于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政府需要以环境政策等社会规制手段进行治理。自1973年以来,国家及各部委先后颁布了三千余项环境政策（不包括各省市区的环境政策）,用以全面推进环境治理,提高我国环境质量。运用共词与聚类分析的研究方法可以展示政策聚焦点的变迁轨迹,反映出我国环境政策的变迁逻辑。研究发现：中国环境政策变迁经历了“开创”、“调整”、“战略发展”、“深化”和“稳定成熟”五个阶段,显示中国环境污染治理尤其是大气污染治理能力日益提升。同时表明,生态保护政策在特定时期成为政策热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日趋完善以及环保标准体系日益健全等政策演进规律,这对以后的生态环境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制度变迁与社会共识的分析框架——基于对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的分析

通过构建一个基于社会共识视角审视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为推进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参考。结果表明,制度变迁与社会共识存在相互作用、动态演进关系,通过交易成本的负向效应,社会共识在制度变迁的“收益—成本”动态平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制度变迁引致的制度环境变化通过“个体认知—群体共识—社会共识”过程反作用于社会共识。另外,《土地管理法》修订（修正）历程表明,我国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改革社会共识经历了“匮乏—显化—强化”三个演化阶段,新发展阶段下,深化改革共识持续发酵。基于此,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改革应从事前、事中、事后环节逐步突破改革社会共识中存在的困局,凝聚全社会的价值共识,巩固制度改革思想基础;推动行动共识,破除制度改革利益藩篱;逐步形成一般化的制度共识,强化制度改革监督保障,为深化改革提供有利的共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