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交替的瑰丽画卷——《崇祯十七年》评论

崇祯十七年即公元1644年,这一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上吊自杀;满洲人步步为营,逼近山海关;张献忠占据四川,大肆屠杀士绅百姓。这一年是农历甲申年,史书习惯称之为甲申之变,在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中,这样描述这个值得纪念的年份:"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     

明末流亡日本二遗民朱舜水、戴笠生平考二则

明清之际流亡日本的反清志士朱舜水、戴笠,是学术界研究甚多的两个人物,但其生平事迹仍有疑点。在古文献中朱舜水除号、斋号各有一种记载外,名有三种记载,字有四种记载,令人眼花缭乱,实则名之瑜,字鲁璵,号舜水,斋号溶霜。将其名记为"之璵"、"之璵"者,及将其字记为"鲁屿"、"楚獊"、"楚璵"者,皆属讹误。戴笠赴日时间,在清代的中国文献中,多记于崇祯年间,而日本人东条耕《先哲丛谈续编》将之记为顺治十年(1653)。其后者是可信的。崇祯年间之说,当出于忠于清朝人士的有意假造。     

崇祯皇帝的性格缺陷与帝国的灭亡

明朝的灭亡有着许多的原因,其中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一起冲击着病入膏肓的农耕帝国,使它轰然崩溃,惊诧之余,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明帝国在经历了二百七十六年之后为何亡于一群小民之手？个中原因太多。但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崇祯的性格缺陷与大明帝国的灭亡有着重要的关联,崇祯的刚愎自用,猜忌多疑,嗜杀成性直接摧残了帝国的肌体,使它丧失了许多为王朝拼死效力的文臣武将,加速了帝国的灭亡,这即是帝国的悲哀,也是崇祯本人的悲剧,本文就这些主要性格缺陷做一探讨。     

《杨嗣昌集》整理的底本及其版本考查

《杨嗣昌集》整理的主要依据是旧钞本《杨文弱先生集》 ,它是崇祯末年刊刻本基础上的整理誊钞本。《贩书偶记》等文献记载的崇祯刊刻本《杨文弱集》应该实有其书 ,并很可能已经失传。有充足理由证明杨山松兄弟在崇祯末年搜求整理过先人遗稿 ,前人的相关记载是有根据的     

关于明代的几件地契

本院图书馆收藏有几件明代地契,原是六十年代初期从上海古籍书社购买来的。其中,崇祯十五年一件,加盖的朱红色油泥方形官印“歙县之印”,除一角外,清晰可识。隆庆三年一件,因年久油泥脱落,官印的字迹比较模糊,其“之印”二字尚可辨出,其第一字左边,上为“(?)”,下为“(?)”,中间应为“(?)”,此字的右边虽已模糊不清,但从左边即可推知其为“歙”字,且其官印的大小、字形与崇祯十五年一件相同。据此,这件地契为歙县地契无疑。正德六年一件,契上加盖官印的字迹已不可识,     

李自成农民军襄城战役日期纠误

襄城战役是李自成农民军几个著名战役之一,它继项城战役之后“再破秦师,获马二万,降秦兵数万,威震河、洛。”(《明史纪事本末·李自成之乱》) 但是,诸有关史籍中对于襄城战役日期的记载很不一致。大致上有两种不同说法:一为崇祯十四年十一月说;一为崇祯十五年二月说。现将有关记载摘录如下:     

李清《三垣笔记》及其引诗选释

本文介绍了明末学者李清的《三垣笔记》，肯定了其史料价值。对其中引诗进行了分析研究，并作了选释，指出这些诗作是明季腐朽社会的缩影，正确理解这些诗作，对深入认识崇祯、弘光两朝倾覆的前因后果，鉴前世之兴衰，不无裨益     

羽卫黄昏：崇祯朝与南明时期勇卫营研究

勇卫营设置于明末崇祯年间,由四卫营、勇士营改编而成,是崇祯帝即位后京营改革的关键一环。勇卫营虽称天子禁卫,却常年四方作战,或北御清兵,或南征流寇,战果颇著,是明廷倚重的重要军事力量。崇祯十五年（1642年）,督理勇卫营太监刘元斌因“杀良冒功”被崇祯帝诛杀,成为勇卫营重要的转折点。“杀良冒功”并非刘被杀的真正原因,是否存在杀良冒功之事亦存疑,这恰是崇祯朝政治气氛的独有特色。甲申之变后,南明各政权亦设勇卫营,但其战斗力不可与崇祯朝勇卫营相论,且常成为各方夺权斗争的主角,其命运与各政权兴衰息息相关,并最终与南明政权一起灭亡。勇卫营的历史是晚明军事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晚明政局的发展变迁,也是晚明朝廷政治公信力崩溃的真实体现。     

论《金瓶梅》“廿公跋”的作者当为鲁重民或其友人

《金瓶梅》“廿公跋”,无论对于理解“崇祯本”系统《金瓶梅》各版本之间的关系,“崇祯本”与“词话本”之间的关系,还是对于《金瓶梅》作者研究等重大问题,都是关键之一。作者认为,“廿公跋”的矛头是指向“弄珠客”序的,最早见于内阁文库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廿公跋”写于崇祯末年;作者当为鲁重民或其友人。     

明代宗科进士辑考

明代宗室进士登科,始于天启二年(1622).天启、崇祯两朝共有13名进士.他们是天启二年壬戌科的晋藩朱慎(鉴),崇祯元年(1628)戊辰科的宁藩朱统鉓,崇祯七年甲戌科的宁藩朱统銍和蜀藩朱奉(金伊),崇祯十年丁丑科的宁藩朱统鐼和代藩朱充(鲰),崇祯十三年庚辰科的宁藩朱统鉟和周藩朱在(卶)、朱朝(圭),崇祯十六年癸未科的代藩朱廷壻、朱鼎(泸)和宁藩朱议汴、朱统(銄).     

黄宗羲戏曲观探微——兼论其学术观对戏曲观之影响

黄宗羲是清初著名思想家,同时他对中国古代戏曲理论也有一定的贡献。黄宗羲前期对戏曲持肯定态度,其戏曲观的核心是重本色当行、重情、重俗重真,是晚明戏曲观的延续;晚年则极力排斥戏曲。黄宗羲戏曲观前后的转变,与其前后期学术思想的转变有关。其学术思想的转变是由早年的明学转向后期的清学,其戏曲观的转变也与此相对应,由明人戏曲观向清人戏曲观转变。     

论党项羌人王翰及其诗歌创作

王翰,元代河西诗人,党项羌族。他出生于将军世家,少袭官职,青年之时即有能名,后留居全闽守将陈友定幕府。陈友定为朱元璋所灭后,王翰不愿臣服明朝,遂隐居于福建永福的观猎山,教子、赋诗十余年,创作大量诗歌,首首都值得吟咏诵读。在被明朝查知行踪、强征其入朝时,以自刎之举表达了自己不事二主的决心,体现了一个羌族人的刚直与守义。本文对王翰的身世与诗歌作了考证与分析。     

沈德潜格调论诗及影响

明代提出的格调说,以唐人为其诗学圭臬,着眼于诗歌的气格声调,其艺术因素较为明显,而沈德潜则强化了伦理道德因素,意味着儒学对诗学的统摄与控制,这与清初期文化背景与沈氏个人经历与诗学趣味有关。     

陶宗仪的家世与陶氏宗族

陶宗仪是元明之际重要的学者、文学家,在他的著述中,追步陶氏宗族前贤并希望将陶氏宗风发扬光大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他的学术文艺成就的取得,他与元、明两代政权始终保持着一种疏离的态度,都与家世和家族文化的熏染密切相关。     

沈惟敬初入日营交涉事考

万历朝鲜战争期间（1592-1598）的对日和谈首席代表沈惟敬是当时东亚和平事业的一个关键性人物,但关于其对日交涉活动的具体情况,实证研究仍显不足。文章主要利用朝鲜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李元翼状启》考述万历二十年（1592）八月底沈惟敬初入日营交涉的相关情形,认为其当时的对日交涉获得了成功。     

试论王夫之词中的屈骚情节

明清易代之际的时代环境与屈原所处的时代环境极为相似,王夫之自身又有着与屈原相似的人生境遇与人生理想,高洁的人格品质,因而其词作中表现出浓厚的屈骚情节,体现在词作主题中所蕴含的爱国精神和高洁的人格操守,以及意象的选择和比兴手法的运用。王夫之将屈骚情节融入词作之中,使得明词境界得到拓展,也为后代词派开拓了先导之路。     

清人的宋濂文学接受

与明代宋濂文学接受经历先扬后抑再扬的波状起伏不同,有清一代,宋濂文学赢得普遍赞扬,但出现扬文抑诗现象,从初期的“明代第一文人”到清末的“文章冠冕”,人们对宋濂散文成就一致称赞,推扬极高,但由于《萝山集》失传,清人对宋濂诗歌评价不高。     

屠隆的道教活动与晚明江南文人道教环境

在晚明的文学思想史上,屠隆是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在文学创作和仕途追求之外,屠隆对晚明不同的道教潮流几乎均有触及,甚至因为对求仙活动的极端追求被视为异端。这些宗教活动的展开除与其思想上追求朴拙的倾向有关,亦受到晚明江南文人之间亲疏不定的群体关系和地方道教环境的影响。本文在梳理屠隆的道教活动和宗教思想发展的基础上,希望将之置于晚明江南“文人道教”的环境中加以理解和考察,以反思明清文人道教传统中对与道教相关的信仰活动的多元表达与实践的困境。     

《姑妄言》与李渔小说

曹去晶与李渔,一个在清代前期从事长篇小说创作,一个在明末清初进行短篇小说创作,两人的作品在体制、主题、情节、人物、语言等诸方面存在着相似之处,很显然,曹去晶在创作《姑妄言》时借鉴了李渔小说。     

望国孤忠徒自愤,持身直道更何求——王翰遗民心态初探

王翰是一位生活于元明之际的少数民族遗民诗人,元亡后他屏居远迹,栖止龙泉,一直处于压抑苦闷的愁绪中。他通过对贞洁之物的吟咏来传递其对故国的坚贞之情,通过醉酒、与方外之士的交游等方式试图缓解这份故国愁思,但这都没能让他最终从故国的哀伤中得到解脱。聘书至门后,完成延续宗嗣的孝的使命后的王翰毅然选择自刎这一激烈行为报君亲恩,为其遗民生涯画上一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