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控制政策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综述

人口生育政策不是人口增长状况的唯一决定因素,人口增长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从生育政策到人口增长再到经济增长与发展存在复杂的传导机制.人口控制政策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贡献很大,但并不意味着"高经济增长、低人口增长"是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永恒模式.从经济学家关于危机和反危机的理论与一些国家的实践经验看,适当的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长期处于准繁荣状态,而持续低迷的人口增长不是长期经济增长的福音.     

生育率转变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经济效应评估——以四川省为例

生育率的变化引起人口再生产的变化,进而影响人口的规模和结构的变动,最终会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形成重大影响。因此,准确评估生育率转变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经济效应,对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战略"极为重要。利用人口—经济动态均衡模型,通过情景模仿可研究由计划生育政策所引发的四川省人口生育率急剧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经济效应。研究发现:1982—2011年间,四川省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为经济起飞和迅速增长创造了积极的条件。如果没有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四川省人口规模将比有计划生育条件下多出1635—4020万人,这对资本快速积累、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力负担减轻以及GDP的增长是极为不利的;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人口结构变动对四川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为突出,比无计划生育条件下(比较方案一)多贡献了2.76%。但同时,由"低生育陷阱"所带来的人口老龄化风险、人口结构风险,将对四川省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口政策演变探讨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国人口政策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是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体系向现代生育文明转变的分水岭.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人口政策可分为三个时段:1966年至1968年,政治动乱导致整个社会处于无序状态,传统的生育文化体系在社会上占支配地位,人口生产处于一种无管制的增长状态:1969年至1972年,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政府适时提出了"有计划地增长人口"的口号,但只是单个部门的单独行动,没有形成完整的政策体系,所取得的成果有限;1973年至1976年,国家在"有计划地增长人口"的基础上形成了"晚、稀、少"的人口政策,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取得了较好的预后效果."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口政策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和生育价值取向,奠定了现行人口政策的根基.     

低生育率背景下安徽省青年人口结构变动与发展趋势研究

青年人口(14～35岁)的结构变化,不仅决定着未来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的结构变化,也会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基于1990—2020年4次人口普查数据,利用年龄移算模型,对安徽省青年人口结构变动与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安徽省1990—2020年4次人口普查青年人口规模和占比出现“双降”局面,2020年较1990年减少超600万人,且14～19周岁低年龄段青年人口性别比偏高尤为明显。预计未来青年人口仍将进一步下降,且下降速度不会放缓;2055年,全省青年人口将不足1 300万。与此同时,安徽省青年人口发展还面临婚恋意愿下降、家庭生育观念弱化、外流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分布失衡等突出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建议未来应持续完善生育政策配套体系,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积极建设以生育友好和促进就业为重点的青年发展型城市,以促进安徽省青年人口均衡发展。     

放开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通过描述我国人口低生育水平低惯性增长以及人口变化趋势,讨论了人口结构严重失衡对我国经济社会国防国力的消极影响。同时指出,新形势下,完善人口政策必须从改变思想观念开始;必须从放开生育政策,废除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唯有这样才能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     

从少数民族生育率看停止从严控制人口政策的急迫性

在我国,少数民族(广西壮族除外)一直实行的是宽松的人口政策,通过分析各少数民族的生育水平发现,大多数民族的实际生育率都低于政策生育率,主要是受生育障碍和主动放弃生育机会、受教育水平低、城市化水平低等因素影响。同时,宽松的人口政策能有效降低出生性别比。要根治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不但需要停止计划生育,而且需要改善民生、降低养育成本,在治理性别比的同时也提高生育率。建议尽快停止计划生育政策,并出台有利于人口发展的经济、社会、文化政策。     

中国生育率低都是高房价惹的祸?

<正>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在一次活动上说,一线城市的高房价,会影响生育率。姚余栋说,我国目前的生育率大约是在1.28%。日本和韩国是生育率比较低的国家,日本的生育率是1.4%。我们比日本还要低。或许有人觉得奇怪,中国人口已超过14亿,生育率下降对控制人口增长不是有利吗?其实,我国人口的确不少,但存在着结构性问题:一方面是,国内年龄结构不合理。五六十年代鼓励生育政策,使很多家庭拥有     

伊朗人口政策的演变及特点

1979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伊朗政府根据自身民族宗教文化和政治经济现实,不断调整本国的人口政策;先鼓励人口生育,提倡早婚早育,增强本国人力资源储备;两伊战争结束后,鉴于本国资源与环境压力,通过提倡和鼓励的柔性办法减少人口生育,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效;2005年以后,由于人口增长率下降过快,为了预防将来的老龄化危机,伊朗逐步取消限制生育的政策,目前基本改为鼓励人口生育,但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压力下,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育愿望很低,生育成本加大,人口增长不会太快.     

低生育率是把双刃剑

生育率数据到底是多少,这是决定一个国家人口政策的重大问题。必须指出的是,人口政策的选择不完全取决于目前的生育水平,更取决于在无限制情况下,群众的生育意愿是在什么水平上。人口问题有一个规律,如果当一个问题出现的时候再来解决,可能已经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     

人口转变、低生育率与人口发展战略思考 ——兼评马尔萨斯人口思想

在梳理人口学领域重要的宏观人口理论——马尔萨斯人口论、传统人口转变理论以及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新人口现象——长期持续低生育率现象,讨论现代人口变动的基本规律及其对认识当今中国人口问题的借鉴意义,纠正对我国未来人口发展的几个错误认识,提出关于人口发展战略的一些建议,即在充分尊重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人口实际情况,以"问题"为导向,以"平稳发展"为目标制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政策。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人口生育率问题研究

以成本-效用理论为基础构建一个人口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来考察经济发展对人口生育的影响。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在稳定状态下经济发展与人口生育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实证结果验证了理论分析的正确性。     

稳定低生育水平战略决策的回顾与前瞻

我国提出计划生育政策和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战略决策有深刻的历史背景,是对我国国情的理性判断.而当前我国的人口问题已不同于实行计划生育以前的人口问题,除了人口数量依然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外,人口质量、结构、流动迁移等问题比以前更为复杂多样,也需要得到充分关注.如果不能把低生育水平稳定住,各种人口问题会变得更加严峻,因此,稳定低生育水平是我国在人口问题上重大战略决策的继续和完善,是理性的选择.通过节约人口投资、推动城乡改革、提高我国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缓解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为提升两代人的人力资本创造条件.稳定低生育率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社会的和谐进步.此外,稳定低生育率还为我国庞大的人口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创造条件.虽然继续稳定低生育率也必将伴随一些负面影响,但总的来说对我国今后经济社会发展利大于弊.生育水平并不是越低越好,根据人口发展的特点,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总和生育率(TFR)稳定在1.8左右在一个时期内是较优的选择.     

Low Fertility and the Housing Market: Evidence from Swedish Regional Data

The long-term effect of low birth rates is a decline in the population share of children and young adults. How will such changes in age structure affect the housing market? In this article, panel data sets for Swedish municipalities from 1981 to 2006 are used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The use of panel data makes it possible to control for the effect of national-level policy shifts and macroeconomic events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fixed time effec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population aging could lead to less rapid house price growth in the first decades of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compared to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se results also hold when local population growth, income growth, and educational levels are controlled for.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可持续发展战略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为主向集约型为主的根本转变,这是对邓小平同志发展观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改革开放的实践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是我国实现跨世纪目标的重大举措。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是正确处理速度、效率和可持续性三者之间的关系。粗放型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是以对效率的损害为代价的。粗放型的高速增长引起并加剧经济波动,导致经济效益长期低下。给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压力;高速低效的经济增长严重损害了可持续增长的物质基础。 促进我国经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途径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是寻找一条使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兼顾当代人和子孙后代利益的发展道路。     

我国经济增长与人口出生率的计量分析

目前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是否对家庭生育意愿产生影响,是当前较少触及的问题。国内大多数学者研究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而采用人均GDP与人口出生率指标分析经济增长对人口生育产生影响的研究却较为少见。研究得出,我国经济增长对家庭生育意愿确实产生了负作用;G ranger因果检验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快速增长的确是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原因;并对二者进行协整检验,也显示出二者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负均衡关系。     

工资增长率之影响因素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运用索罗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影响工资增长率的决定性因素,得出工资的增长率不能高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的增长速度或跟上物价上涨指数的结论。并用中国近十几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实际验证和分析,得出中国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低的原因主要是工资基数过低,以及工资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联系不够密切的结论,且在此基础上给出调整中国职工工资的政策性建议。     

江苏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主要指标状况比较分析——以2006—2012年指标值及无量纲值为依据

通过对江苏省2006—2012年可持续发展指标进行历史纵向比较及与其他国家地区的横向比较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江苏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固定资产投资率很高,产业结构逐步优化,但经济发展的效益及工业企业效益不高、科技创新成绩显著、进出口规模增长较快、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有所缓和、城乡收入差距呈扩大态势。(2)江苏社会发展中贫富差距较大、失业率有所下降,社会保障程度不高,人民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地区尚有不小差距。(3)江苏人口总量大,密度高;人口自然增长率接近零,未来随着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江苏省人口出生率可能会有所上升,但结果仍需长期观察;人口文化素质、教育结构改善较显著,与发达国家地区还有一定差距,但差距正在缩小;老龄人口绝对数量大、人口老龄化速度快,势头猛;人口从业结构有较大改善;人口城镇化水平还不高。(4)江苏资源环境状况尚不容乐观。森林、水等资源亟待保护与合理使用;资源使用效率较为低下,能耗过大;城市环保任务仍很艰巨。     

“合理经济增长率”的消解——一个经济伦理的视角

经济增长极限的仍然存在，说明任何一具体的经济增长率都是通向极限的阶梯。代际关系上的经济增长率的合理性过份依赖于技术乐观主义，人与自然关系中的经济增长率的合理性只是形而上的玄想，代内关系的经济增长率的合理性只能衍生于单一的效率价值取向。这说明合理的经济增长率在经济伦理的应有视角里是虚幻的。人类必须在人口、科技、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制度结构方面建立起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经济伦理观。     

中国人口控制政策的历史变化与改革趋势

在解放后至今的半个多世纪中,我国不同历史阶段的人口控制政策不同。从控制人口数量增长这个纬度而言,1966~1976这十年成果显著;1977年以后的激进指标增加了完成国家计划的难度,故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政策的波动;1988年以来政策多元而稳定,终于迎来了低生育水平的局面。从现阶段看,不能简单地将中国“计划生育”理解为“一对夫妇一个孩”;从长时段上看,中国在降低人口增长率方面为世界总结的最重要的经验是“晚、稀、少”。面对生育率的持续降低,应考虑选择恰当时机改革现行政策。     

经济衰退的人口学影响--以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为例

人口经济学关于经济变量对人口变量影响的研究大致存在两个不足一是关于经济对生育率以外的其他人口变量的影响研究不够;二是对经济大幅度衰退时的人口学影响研究不够.文章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经济与人口发展状况的分析,认为经济衰退对人口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其中主要表现为人口增长率的降低、人才外流和人口素质下降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