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类学视域下的青铜礼乐器社会教化功能述论

社会教化是一种化诱万民以维系社会统治的政治工具与社会软调控手段,为历代统治者所重 视。从历史人类学视域下观照,先秦礼乐社会时期,时人创见了“外物以饰内情”的社会教化方式,青铜礼乐器 成为这种教化方式的物质载体,并承载了道德教化、伦理教化、政治教化、警示教化等丰富的教化功能。这种 社会教化方式与礼乐文明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对先秦社会的良性运行、中华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论李二曲讲学生涯与社会教化使命

李二曲的经世意识经历了一个嬗变发展的过程,其成熟期的经世思想主要是以“明学术”、“醒人心”的社会教化思想为重心。李二曲认为讲学的基本宗旨在于“洞识真我”;社会教化之使命则在于“明学术、正人心”;社会教化的实现方式则是以灵活多样而又“循诱各异”的教化和讲学方式为主。二曲“明学术、正人心”的社会教化思想为现代教育和现代人的生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式。     

汉代社会教化模式探析

社会教化是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古代社会政治统治的重要方式。汉代统治者非常重视社会教化,通过发布诏令、行为示范、兴学定制、设置三老以及发展私学等措施来推行之。这些措施保证了汉代社会教化的顺利实施,而且形成了为后代社会所继承的模式,从而对我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论传统器物的教化功能

传统社会里人们通过多种方式"藏礼于器",并借助这些器物来实现特定的教化目的。器物教化的主体表面上是"物",实际上是"人",因为器物是人造的,其中的"礼"也是人赋予的,器物只是教化的中介或工具。器物教化是道德教化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种辅助性的教化方式。器物教化为当前的道德建设提供了新思路,既不同于传统的"人教人"的"物教人",也为伦理学研究提出了诸多新课题。     

南宋理学教化方法浅析

当代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社会道德水平却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呈正相关发展,社会教化问题突出。南宋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其教化方法值得我们关注。本文从南宋理学教化实施的社会背景出发,论述了理学家身教、自化、外部强化三种教化方法,并揭示出其教化方法的三方面特征：教化对象主动化、教化范围扩大化、教化内容世俗化,丰富了对南宋理学教化的研究,对当代社会教化方法的探索有一定借鉴意义。     

历史上儒家关于民众道德教化方式的省察

历史上儒家关于民众道德教化的方式可以梳理为五种类型。这些道德教化方式表现出 ,“德治”是实现民众教化的基本方式 ,“孝悌”观应该是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 ,道德教育其实质是教育人如何去“爱”人和“敬”人 ,将家庭“孝悌”伦理视作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基础 ,可实现家庭、学校与社会道德教育内容的统一和一元 ,但也造成了“孝悌”观念泛化的流弊     

出土汉代儒学题材画像和铭文的整理与早期民间诠经的范式及价值研究

汉画是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墓室壁画及其上面所刻文字的合称。在汉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汉画成为儒家教化思想的重要载体。作为一个时代的道德教科书,汉画通过圣贤人格宣扬、礼乐传习、孝道思想灌输等方式来对社会进行教化,构建了一个不同于现行哲学化、学问化诠释方式的、既内在又超越的系统,于人伦日用中演绎儒学教化的深厚义蕴,特别有利于儒家教化思想的传播及其功能的实现。汉画弘扬儒家教化思想的经验启示我们,在思想观念上从西方窠臼中解放出来,从生活、情感、体道群体的角度来确证和反观儒家教化思想的本质,将有利于儒家教化思想的现代转化和发展,有利于儒学学科当代形态的重建。     

当代中国社会树典型活动的文化传统探析

当代中国社会树典型活动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思想渊源,作为一种权力运作方式,树典型活动主要源于大一统传统、道德教化传统、义务价值观传统和旌表传统。大一统传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大特质,树典型活动源于大一统的需要;伦理规范与道德教化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道德教化传递着德治思维模式,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树典型活动是道德教化传统的延续;义务价值观形成于家庭本位的价值思想,规避权利而强调义务,是臣民价值观,当代中国树典型活动改造了义务价值观的传统,在重视义务的同时,对权利也更为重视;旌表制度是树典型活动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化表达,通过对道德典型的彰显与标榜,达到倡导封建礼教,美化风俗,教化民众之目的。当代中国社会的树典型活动延续了旌表制度这一传统,在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充分继承和发扬这些文化传统。     

隐士对汉代社会的教化作用及当代价值

两汉政府重视教化,隐士在其中扮演了独特角色。一方面政府有意识利用隐士来宣扬教化;另一方面隐士自觉或不自觉参与其中,方式包括因教化俗、道德感化等。隐士们大多幽居民间,他们或以身作则,或以善化恶、因德化民,对乡里民风的纯化起了积极作用。乡里民风的纯化,有利于基层组织的稳定,进而有利于整个国家的治理。两汉隐士的社会教化功能及隐士精神,对我国当下的道德建设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生活伦理”论

“生活伦理”是相对于“教化伦理”而言的一种全新的道德类型与道德结构理论。生活伦理与教化伦理在主体、追求目标、伦理精神和价值取向、调节领域、意识形式和传承方式等方面均是不同的。教化伦理要以民众的生活伦理为基础,民众的生活伦理也要自觉认同国家教化伦理的价值导向和规范作用。一个社会的完整道德结构应该是国家教化伦理与民众生活伦理的统一。     

地方官社会教化实践与唐宋时期的礼制下移

唐宋时期,地方官社会教化实践活动逐渐全面展开,推行教化的记载在典籍中频频出现,与此前朝代相比,俨然成为一种潮流。在这些礼仪教化的事例中,无论是从推行祀典之时的由禁毁淫祠到封赐庙额、劝谕旌奖孝悌之意由长吏随方诱劝到张挂榜文于乡村,还是推行婚丧礼文之际由明列科防到解说婚丧之礼,都可以看到,唐宋地方官社会教化实践中已经表现出了日趋细致具体、贴近百姓生活实际的趋向。唐宋时期,正是通过地方官社会教化活动的不断展开,官方礼制渐趋由文本付诸实践,由朝廷推向民间,逐步实现了礼制的下移。更深层面的问题则是朝廷的统治力量渐趋下延到了基层社会民众之间。     

马复初哲学中的“全体大用”探析

马复初（德新）是明清时期“以儒诠经”的回族穆斯林经师之一,他不仅继承了王岱舆、马注、刘智的哲学传统,而且结合其游学天方伊斯兰世界获得的最新成果,把这场“回儒对话”推到了一个崭新高度。马复初哲学思想中的“全体大用”借用朱熹的概念,但与宋明理学认知宇宙本质的直观知识之认识有所不同,被赋予了伊斯兰教天堂和后世的理性。     

从《湘山野录》《续录》看宋初佛教的贡献

佛教在经过隋唐的吸收和消化后,降及宋朝,虽然处于中国社会发展由盛转衰的转折期,但是其对当时社会、文化发展的作用却不容忽视。文章通过历来较少受学人所重视的笔记———《湘山野录》《续录》来探讨宋初佛教的贡献,认为其主要体现为:巩固政权,维护统治,促进两宋佛教的发展;促成了佛教在宋代的居士化,为宋型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佛教思想的进一步传承。最终为宋代佛教和宋型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加快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战后日本家庭教育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战后日本家庭教育的成功经验对当今我国家庭教育的主要启示是：家庭教育须将礼仪、孝亲教育放在首位;家庭教育须重视忍耐、挫折教育;家庭教育须重视孩子自立、自信品格的培养;政府必须给与家庭教育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借鉴日本PTA经验,积极探索我国家庭、学校、社会合作的新途径。     

论宋元戏曲中文人仕婚观的差异

宋代南戏和元代杂剧所表现出的两代文人之仕婚观念，有着明显的差异：宋代文人社会地位高，他们只求做官，不求做人；为了做官，不惜负心婚变，攀婚高门，他们对待仕婚矛盾的态度是仕高于婚，婚姻是为仕宦服务的，其婚姻带有明显的功利思想，这是宋代科举大盛的一个恶果。元代文人社会地位低，他们只求做人，不为做官；为了做人，他们重婚轻仕．追求理想的婚姻生活，并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净化，这是蒙元中断科举给元代社会道德风尚带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宋元戏曲中文人仕婚观的差异，是宋元社会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制度、不同道德风尚的形象反映，尤其反映了两代文人尊卑的道德情操和人生追求。     

论古代文学作品中骷髅意象之嬗变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有许多人遇骷髅的故事,其骷髅意象明显经历了从先秦魏晋散文所展示的道家至乐逍遥思想,唐宋以后宗教视域下的空幻机巧,以及世情理念下的怪异、教化性特征等几次大的演变。骷髅意象之嬗变,与道家、宗教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是特定时代社会背景下作者心理特质的反映。     

论孙奇逢《理学宗传》的性质

孙奇逢的《理学宗传》作为一部总结汉唐宋明儒学的编著,以排斥释老之学、合通儒学派别之异为标旨,是孙奇逢理学观的直接体现。其中,孙奇逢的主要关怀在于建构合同汉宋、朱王的儒学道统,这一点充分体现在《理学宗传》的结构和标准中,并最终决定《理学宗传》学道的性质。进一步说,《理学宗传》和《明儒学案》的性质呈现出道与术的不同旨趣,黄宗羲以《明儒学案》的编纂标准来评价《理学宗传》,不免失之偏颇。     

《呐喊》的生命解读

就文学创作而言,1917年文学革命发轫后,虽有一些白话诗出现,但毕竟是晨鸟噪春,不一定令当时规摹唐音宋调者多么佩服。但是鲁迅《狂人日记》一出,敏锐的青年已经受到"两种的语言,两样的感情,两个不同的世界"的精神震撼,他们感觉"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丽的阳光",或者比喻为"譬如从薄暗的古庙的灯明底下骤然间走到夏日的炎光里来,我们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鲁迅说,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发表后,"便一发而不可收"。由此连声呐喊,喊出了新文学的一片新天地。这种呐喊有何种生命的根据?根据看完社戏后吃了阿发家和六一公公罗汉豆?根据故乡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根据大队军警架好机关枪,围住土谷祠抓阿Q?……还是根据这一切,都被关锁在一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而要掀翻这铁屋子?总之,鲁迅的《呐喊》,曾被推举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之首,总应给出它的生命根据来。     

中国古代数学家李冶数学文化及教育思想研究

李冶是中国数学史上宋元四大名家之一,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而且也是一名著名的教育家。他先进的数学文化及教育思想对现代高校数学教育仍然具有很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本文主要从李冶辉煌的数学成就、先进的数学文化观和认识论、先进的数学教育理念以及卓越的实践教育活动等对李冶数学文化及教育思想进行系统研讨,旨在从中得到新的教益和启发。     

从凡人到神灵：白英形象的演变及诠释

明朝汶上老人白英,因辅助宋礼治理会通河,济运保漕,受到明清二代封赐,其祠庙先是＂从祀＂宋礼,后演变为＂从祀＂、＂专祠＂同享,再后＂专祠＂,在清代更是被封为＂永济神＂和＂白大王＂。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白英的形象和身份越来越高大,故事也越来越多。白英的祭祀活动开始主要由官方主祭渐渐发展为官方、运河过往船只人员和周边群众共同的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