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形而上学问题研究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形而上学问题,国内学者目前有三种看法：一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没有形而上学,它只提供科学的方法论,以批判与改造现实;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研究形而上学,从辩证法的存在根据与反对形而上学的后果考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离不开对形而上学问题的关注;三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形而上学,从实践哲学的角度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仍具有形而上学性质。这些研究尚存在轻视康德的形而上学革命、缺乏对相关历史进程的系统分析等突出问题。应当以这些问题为当前研究的重点,针对中国当前的社会建设寻找理论与现实的有效结合点。     

如何超越马克思正确批判过的形而上学立场

马克思哲学与"绝对的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是当代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与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联系起来思考。我们认为,一种形而上学话语的哲学性质就在于它拘执于它所反对的东西的本质之中,所谓形而上学的命题反过来仍然是形而上学的命题。人们依循着形而上学的"颠倒"来制订其解释马克思哲学的方向,这是现代性之巨大镜像,它集中体现了作为形而上学之不变本质的部分结果。只有立足于"历史科学",突破形而上学或现代性视界,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之要义,也才能正确阐发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质。     

"法哲学"观批判

目前,法哲学思想界对法哲学的学科性质歧见很大,有着各不相同的“法哲学”观。法哲学是关于法(律)现象的抽象本质和存在根据的学说,其实质就是法的形而上学,其他的诸种“法哲学”观均有悖于这种法哲学的一般本质,都是一种非哲学的“法哲学”观,不足称之为法哲学。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的思维革命

与其他哲学学科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在于它开拓了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这种集批判性和革命性的辩证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的高度融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有机结合的思维方式,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遗产。其哲学思维方式的确立,使马克思跳出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苑囿,从抽象空洞的思辨哲学走向回归现实世界的人本哲学,使立足于实践根基的马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时代的精华",最终实现哲学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变革。     

论作为部门哲学的经济哲学

经济哲学是关于经济的哲学 ,它的概念含义是哲学 ,而不是经济学 ;它不是关于整个世界普遍性思考意义上的形而上学 ,而是部门哲学。从哲学史来看 ,哲学主要研究三个方面的问题 :整个世界存在的共性方面 ,人存在的一般维度 ,不同部门领域中所包含的哲学对象。哲学史的考察表明了经济哲学何以能够成立。经济哲学作为部门哲学 ,其研究对象是经济活动领域中存在的需要哲学去研究的事实 ,具体研究的内容或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经济活动中所包含的整个世界的共性方面 ;经济活动与人存在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关系     

达米特与语言哲学 ——当代分析哲学的一个谈话录

达米特是最好的弗雷格学者,是杰出的分析哲学家。达米特的著作难懂,是因为他探讨的都是形而上学的基础性问题,他考虑的问题是先验的,考虑问题的方式是逻辑的。达米特框架是达米特对意义理论的主要贡献,关于force的理论是超出了弗雷格基本思想和理论的。达米特关于形而上学基础的讨论,关于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讨论的重大理论意义,会在今后哲学的发展中日益彰显。达米特与戴维森都在弗雷格的基础上向前走,但是二者向前走的方式不同:达米特框架和T语句显然是不同的。语言哲学所说的语言分析与一般人(包括日常语言学派)所说的分析语言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它要基于逻辑的理论和方法。哲学不是分析语言,而是借助语言分析来做事情。分析哲学不是孤立的东西,应该放在整个哲学史中来考虑。我国应该重视当代形而上学的研究。     

论冯契哲学方法论的创造性运用

冯契哲学方法论的创造性运用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以广义认识论解读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以辩证逻辑方法重建形而上学、以综合创新方法建构“智慧说”哲学体系和以转化再造方法传承中国哲学话语方式。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冯契成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努力克服研究中“左”的和形而上学的倾向,取得了重大突破。冯契以广义认识论解读中国传统哲学,阐释其“天人交互”的总特点,深化了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新认识,也为中国哲学研究提供了一条新进路。冯契以辩证逻辑方法对“转识成智”机制作了系统、深入、科学的说明;而能正确理解有限与无限的辩证法,是冯契能够对“转识成智”予以证成并实现其形而上学重建的关键。     

哲学的中国方式：追寻、反思与心态分析——中国哲学及其学科范式创新的生成性研究

中国哲学及其学科范式创新问题的提出,始终与什么是哲学、中国有没有哲学之类的问题紧紧纠缠在一起.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不仅有哲学,而且还有自己的哲学方式.在创写中国哲学史及其哲学学科范式创新要求的背后,潜伏着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的自卑心态.中国哲学的创新及其学科范式的确立是一个自然发生与客观选择的过程,具有生成性和历史性,不能被人为设定.人为确立哲学学科范式,实际上是把哲学等同于科学,是一种形而上学.过早确立哲学学科范式反倒不利于哲学创新.应该在哲学发展中解决哲学学科范式创新的问题.中国哲学及其学科范式的创新是一个认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论、存在论问题,它必然受制于现实的社会存在之体,其成熟与完备必须依赖于现代化在中国的成功和中国国家力量的真正崛起.     

语言学的哲学转向及哲学的语言转向与回归

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是众所周知的,但其前提,即语言研究的哲学(形而上学)转向则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索绪尔提出以"关系本体论"的语言观取代"物体本体论"的语言观,为语言学确立了本质主义的学科对象,即语言的本质。索氏的"语言(langue)"是柏拉图"理式(idea/form)"性质的范畴。柏拉图之后2000多年,到索绪尔才终于出现了语言研究的形而上学,或语言学的形而上学转向。索氏的语言观和关于结构与符号的思想,以及语言学整体的发展,迅速被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诸学科借鉴为模板。而所谓哲学的语言转向只是这个宏大画面的一部分,索绪尔是开创了整个20世纪哲学的重要先驱。作为一种话语类型,古希腊哲学或形而上学是基于对言语方式的关注和改造而产生的,因而20世纪哲学朝语言学的转向,也是向语言的回归。从现代语言学到哲学的语言转向,再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在这些逐渐绽开的文化波纹的中心,是索绪尔投下的思想的石子。     

形而上学:语言哲学发展的轴心

自弗雷格开创语言哲学以来 ,语言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形而上学到反形而上学再到新的形而上学的封闭循环过程。可以说 ,形而上学是语言哲学发展的轴心。这种循环现象不是偶然的 ,它显示出语言哲学的某些本质性的东西。本文从语言哲学家对待形而上学的不同态度分析这一循环过程 ,并揭示循环的历史原因和认识论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