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国际投资法的转型——兼谈中国的状况

后危机时代,国际投资法的转型表现在国际投资条约内容的新发展和仲裁实践的再调整.这种转型的推动力是各国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以及学者和非政府组织对国际投资体制的批判.中国兼具资本输入国与输出国的双重身份,是国际投资法转型的代表和中坚力量.国际投资法的转型表明,国际经济新秩序在国际投资法领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承认,但实质上只是对国际既有经济秩序的改良而已.中国在考虑制定新的高水平BIT范本时,应当审慎平衡投资者和国家利益,完善对二者的保护.     

意识形态法治化及意义

法治是现代政治的运行方式,是化解社会矛盾、解决权力运行失灵的有效方法,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势在必行.然而,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完善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过程中,我们首先需要改变传统的以权力为核心的政治意识形态,树立与现代政治相适应的法治意识形态.并将当下的政治意识形态根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所确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行动方案进行法治化塑造.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是当下最大的政治.中国社会需要在法治意识形态指导下进行决策,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确定深化改革的措施,从而推进中国社会的法治化转型.     

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现代化转型的法律分析

中国是全球缔结双边投资条约最活跃的国家之一。目前中国经历了三次双边投资条约的现代化转型。当下国际投资协定在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全球化理论及环境、社会治理理论发展的趋势下，正经历较为剧烈的变动。国际投资条约的持续改革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从传统的规则接受者角色转变为重新设计BITs的规则制定者角色。因此，通过对三代中国BITs的分析，阐述了条约内容在不断更新过程中的背景、原因、特征及其内在缺陷，总结了中国BITs现代化转型的背后原因，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BITs现代化改革中的路径选择，提出在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加强国家监管以及推进可持续投资理念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国别差异视角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的统计分析,采用拓展投资引力模型实证检验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并分析其国别差异.研究结果显示:整体而言,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有显著正向影响;沿线国家营商环境与中国OFDI呈"倒U"型关系,即沿线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营商环境可以显著吸引中国OFDI,而沿线发达国家营商环境与中国OFDI为不显著的负向关系;中国对不同类型国家投资动机各异,对沿线发展中国家投资主要是劳动力导向,对沿线转型国家和发达国家投资主要是战略资产导向.     

善治视阈下中国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研究

追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必然选择。在善治视阈下,要深刻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探寻影响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因素,找准改革的着力点,加强顶层设计,建设公民社会和法治社会,以此来构建民主法治、公正廉洁的国家治理体系。     

国际投资法前沿问题与中国投资条约的完善——“中国与ICSID”国际投资法与仲裁高级研讨会综述

在“中国与ICSID”国际投资法与仲裁高级研讨会期间,专家围绕国际投资法与仲裁领域热点和前沿问题进行了研讨;认为国际投资法正处在持续深化和不断发展之中,国际投资法在价值定位、条约形式和具体规范等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同时也面临诸多的争议;国际社会应该以和谐共生、共同繁荣的理念,兼顾不同的利益需要,共同致力于构建一个和谐的国际投资法律秩序;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大国,应该在国际投资法治建设中发挥更加主导性的作用.     

我国法治转型:挑战与任务——基于政治生态学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展现出新的景象,开始步入法治转型的关键发展时期。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法治转型开启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新阶段,在深刻改变我国国家治理方式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将我国的法治转型视为一个独立的政治生态系统,分析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引发的原有政治生态系统结构失衡和功能异化现象,提出发展经济、完善体制、引导文化、全面优化政治生态的应对方案。     

国际仲裁实践的挑战与美国国际投资协定的晚近发展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传统上美国注重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与发展中国家签订高标准的投资协定。晚近，随着NAFTA的生效，美国被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诉至国际仲裁庭。针对国际投资实践对东道国利益的漠视，美国国际投资协定开始转型，注意平衡投资者权利与东道国利益。中国是世界上资本输入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吸取美国国际投资协定发展的经验，保护中国国家利益不受外国投资者的挑战。     

论监狱管理体制的改革

我国现行监狱管理体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很不适应当前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的要求,必须进行改革.应建立统一的国家监狱管理体制,明确监狱机构体系的归属,确立监狱机构体系三位一体,这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在高度全球化的当下,国际国内大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同步交织、相互影响。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习近平总书记从法治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从法治保障国家战略目标实现的维度,从国际秩序调整和全球治理完善的角度提出的重要命题,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命题之一。这是中国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佳选择,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必然选择。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一方面要运用法治方式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另一方面要积极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推动国际法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工业遗产的技术消费价值认知

技术消费是技术品、技术服务进入消费领域的主体经济行为和个性创造过程。如果把工业遗产看作是工业文明的历史凝固物,那末工业遗产的技术消费遗存编码就构成了他的精神内核和遗存标志符号化系统。从技术消费角度解读工业文明的孑遗,从技术消费价值认知过程探索工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内涵将是一个有学术前景的方向。     

从党的先进性视角解析苏共亡党教训

苏共亡党的原因很多 ,但最重要的是没有按照党的先进性来建设党 ,从而失去了它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 ,削弱乃至丧失了执政的能力 ,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 ,也葬送了党的自身。从党的先进性视角 ,解析苏共亡党的深刻教训是有借鉴意义的     

政治运行法治化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当今我国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已成为构建现代宪政法治秩序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运行法治化将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共三代领导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论之比较分析

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探索,经历了三个前后相继的认识阶段,即毛泽东的"基本矛盾动力论"、邓小平的"改革动力论"和江泽民的"创新动力论",反映了党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上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基本矛盾—改革—创新的动力轨迹表明我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探索历经艰辛,日趋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