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权力本源看刑事侦检关系

侦检关系是我国刑事司法程序改革面临的重要问题。检察权的本源是公诉权,侦查权是公诉权的必然发展。世界范围内的侦检关系表现出在职能分工上的相对独立性、在实际运行中的紧密合作性和在发展趋势上逐渐走向一体化等特征。我国现有的侦检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错位现象,应从侦检督导型改革出发,以侦检一体化为目标重构我国的侦检关系。     

轻微刑事案件侦、捕、诉联动机制构建

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既有诉讼职能的一致性,也有职业思维与能力上的差异性。侦查权应然层面属于行使公诉权的检察机关,而具体实施侦查权的主体则应当多元化。在现有刑事诉讼体制不做大的修改之前提下,侦检关系的务实抉择是构建切实可行的侦、捕、诉联动机制,以使轻微刑事案件办理既符合诉讼效率的要求,又不偏离公正的轨道。     

辩护权与公诉权在刑事诉讼中的互动关系

在刑事法治的发展中,侦查权、公诉权、辩护权和审判权四者之间的互动是核心,而公诉权和辩护权的良性互动又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关键。但是,辩护权和公诉权的互动关系不应笼统地以控辩平等来概括之。因为在不同的诉讼阶段,二者的具体关系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目标追求,各有其特点。就我国当前的改革来说,重点在于如何进一步完善辩护权的实现机制和保障机制。     

简论刑事公诉制度的定位与改革

根据起诉主导权的归属,刑事公诉制度可以分为司法控权与检察控权两种模式.我国刑事公诉制度具有司法控权模式的外观,但在实质意义上,却表现出更多的检察控权模式的特点.以此制度定位出发,我国刑事庭前审查程序的改革,应以促成庭审实质化为目标,走向彻底的起诉书一本主义.     

检察机关对国有资产流失案提起民事公诉的再认识

从法律监督权与公诉权的关系问题出发，重新论证了检察机关的职能范围，并对检察机关能否以提起民事公诉的方式保护国有资产，以及如何行使民事公诉权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论我国主诉检察官制度的深化改革

主诉检察官制度是为弥补检察活动与检察制度中的诸多缺陷和不足而展开的一项改革活动。主诉制度的改革实践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存在较多的问题。通过分离公诉业务活动与公诉管理活动并调整主诉官与科(处)长和检察长的关系,明确赋予主诉官更大的独立办案权进而增强公诉活动的司法性、减少行政干预。主诉制的深化改革还应增强公诉检察官的客观义务和司法审查属性,并应在检察机关构建公诉庭制度,实现在办案组织形式上与法院的对应与协调。     

论法院和检察院的权力配置关系

以我国宪法规定为基础的法检权力配置关系,在法律解释上失之模糊,在制度实践中对于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多有窒碍:检察院依抗诉权启动再审制度削弱司法终局性原则;检察官“监督者”角色打破法院中立的“三方结构”;宪制设计中的“两院”关系引发法检双方角色认知冲突;审前羁押审查制度分割法院司法审查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权有碍法制统一。要推进实质性改革,应考虑重构法检双方的权力配置关系。通过修宪取消检察院“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回归公诉机关的专门化职能,检讨并清理因“法律监督机关”定位而衍生的相关制度,将审前羁押的司法审查权赋予法院,扩大公诉权范围以强化检察机关的“公益代表人”职能。     

我国建立公诉权制约机制的设想

为了防止公诉权的滥用,必须建立公诉权的制约机制。这一制约机制包括对积极公诉权的制约和对消极公诉权的制约。我国有必要借鉴国外成功的立法经验,重构公诉权制约机制,同时扩大目前推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范围,开辟一条制约公诉权的新机制。     

公诉权的概念新释与权能分析

公诉权的概念及其权能是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基础性问题,也是存在较大争议甚至普遍性迷思的理论问题。公诉权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法定的专门机关代表国家依法决定是否起诉犯罪,以及如何起诉犯罪和请求法院做出实体判决的权力。在现代社会中,公诉权是实体性审判请求权、私诉替代性权力、公益代表性权力和审判范围限制性权力。公诉权的权能主要包括:提起公诉权、不起诉权、支持公诉权、公诉变更权和上诉权(抗诉权或者提请再审权)。     

论法律监督与我国检察机关公诉权配置的改革

公诉权作为检察权的主要权能之一,在检察机关的工作中举足轻重,但是关于公诉权的性质和归属问题,历来争议较大。公诉权的性质界定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公诉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定位;二是公诉权的运作特征和表现。无论从公诉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定位,还是从公诉权的运作特征和表现分析,法律监督均是公诉权的本质属性。公诉权的具体配置和实际运作应当以实现公诉权的法律监督属性为原则和目标。但是,由于司法理念认识上的偏差和立法的不完善,公诉权在权力配置和实际运作中存在着诸多缺陷与问题,导致公诉权的行使未能回归理性状态。针对公诉权在配置和运作中存在的缺陷与问题,应当更新公诉理念、扩充公诉裁量权的范围、增设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健全撤回起诉制度、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行政公诉权和完善量刑建议制度。     

检察机关不认罪案件办理机制之实证研究

实证分析表明,与认罪案件相比,不认罪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相对更细密,检察官的案件处理较为积极,但在出庭支持公诉环节差异不大.此种状况一方面与认罪案件和不认罪案件的侦查案卷所载证据整体上的特点不同有关,另一方面也和检察机关实际的证明障碍与证明负担较低相联.从公诉权的合法性与有效性的角度审视当前不认罪案件的处理,显示的问题是公诉权的合法性因被追诉人权利保障机制的不完善而存在不足;公诉权的有效性也由于公诉权行使方式的粗疏而受到了影响.不认罪案件处理程序应该朝权利保障程度的提高与权力行使精致化的方向改革.     

论公诉案件被害入上诉权的功能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确定了公诉案件被害人诉讼当事人的主体地位，但没有赋予其上诉权。本文认为被害人上诉权具有纠错、防错功能，安抚、说服功能，平衡利益关系功能．保障司法终局性和权威性功能以及维护司法统一适用等功能，被害人上诉权的功能决定了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之必要性。     

构建我国侦检关系的思考

学界对我国现存的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互相配合、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关系提出了质疑。在借鉴西方国家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 ,可以提出优化我国侦检关系的有效方案。而就侦查权和检察权的性质来看 ,我国应实行“侦检一体化”。     

完善公诉权运行机制的思考

公诉权是人民检察院的一项重要职权,而我国的公诉权能又有其特殊性,不仅具有追诉功能,而且具有监督功能,所以,要保证公诉权的正确行使,必须根据我国的宠政制度和司法实践,应从公诉引导侦查、强化外部监督和程序内监督等几方面着手,不断完善公诉权运行机制和操作规程.以实现既能追诉犯罪又能保障人权的目的.     

论我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

我们仅在刑事公诉权的范围内讨论检察官自由裁量权是不全面的，在立案侦查权、刑事诉讼法律监督权以及民事、行政案件抗诉权之中，我国检察官也拥有自由裁量权。检察官自由裁量权有行政与司法的双重属性，行政权的扩张性要求严格控制行政性裁量权，司法权的中立性使得司法性裁量权应适当扩大。法律还须加大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范围的程序性控制。     

刑事审前法官制度的中国语境分析

刑事审前法官制度的缺位,不仅导致我国侦查程序中非法侦查行为屡禁不止,权利救济机制处于空白状态,侦查程序不具诉讼形态;也使得公诉权缺乏应有的控制,公诉方式改革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还造成庭前程序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能落实,证据展示程序难以运行以及庭审法官的预断不能排除。     

试论我国民事公诉制度之构建

民事公诉制度应当成为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一方面,我国缺失民事公诉这一保护民事公益的强有力制度;另一方面,我国民事公益受损日趋严重化。检察机关提起和参与民事公益诉讼,对于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理论上讲,建立民事公诉制度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立法精神。从实践上讲,建立民事公诉制度,不仅国外具有可资借鉴的经验,而且国内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我国可从拓宽起诉资格的范围、赋予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充分的权利、取消诉讼时效的限制、改革诉讼成本制度、确定民事公诉的范阉等几方面构建民事公诉制度。     

法治推进中的希望与隐忧——周梅森《国家公诉》简论

周梅森<国家公诉>触及了我国现实生活中权与法的斗争,表现我国法治进程中的艰难、希望与隐忧.揭示了在国家生活中,法律应处于唯一准绳的地位的主题,提出了法律与党的领导权和政府行政权是怎样一种关系和怎样处理这些关系等重大问题.     

公诉制度的效益价值分析

随着西方经济分析法学的兴起，法律程序中的效益因素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公诉制度是刑事诉讼活动中富有代表性的过滤机制，包含着丰富的效益因素。因此立足于我国公诉制度的实际，借助经济分析法学的研究方法，分析公诉制度中的效益问题，对促进刑事公诉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着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论自诉担当

自诉担当作为国家公权力协助被害人私权利的一种基本形式,对于保障被害人自诉权的有效行使,正确处理国家公诉权与被害人自诉权的关系,以实现刑事自诉制度的宗旨具有重要价值。俄罗斯及我国台湾地区刑诉法都明确规定了这一制度。我国增设这一制度具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践根据,应当借鉴域外的先进做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自诉担当制度,加强自诉案件被害人人权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