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策冲突的降解之道——建构兼容性政策网络

政策由政府和其他公权力机构制定并执行,以维护公共利益、实现公共目标和发展公共事业,特定的政策经过合法程序可转变成法律。缘于环境不和谐、法律体系有冲突、目标不一致、信息难共享、彼此不信任、政策不清理等引发的政策冲突导致公共利益受损,公共政策目标渐行渐远,甚至阻滞法治环境的进步。兼容性政策网络建构多元参与者的协商对话平台,打破科层制对行政体系和公共政策的束缚,促成单项政策与其他不同层级、不同类别政策的信息共享和信任联动,形成各级政府、社团乃至个人之间的无障碍沟通渠道,降解政策冲突和整合国家整体力量,实现地方自主治理、各级政府协调一致、服务公共目标、推进公共事业发展和完善法治环境。     

论政府的自利性及其对政策执行的影响

政府是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者,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但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具有独立于公共利益的自身利益。政府利益的存在无疑会影响到政策的执行,进而影响到政策目标的实现。本文立足公共选择理论和理性经济人假设,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论证了政府自利性的存在,分析其对政策执行的影响。     

论政府公共管理政策资源及其开发

政府公共管理政策是对公共利益的一种权威性分配,是一种重要资源。政府公共管理政策资源开发,是对政府公共管理政策性财富的重组与整合,形成新的、有用的结构与功能的过程,是政府公共管理政策优化的重要途径。政府公共管理政策资源开发和利用要做到有效性与责任性有机的统一。     

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路径分析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是指地方政府贯彻执行政策、实现政策目标时所具备或所拥有的一种能力和力量,它是地方政府内在品质与外在张力相结合的一种合力.优化执行主体、扩大公民参与、强化利益整合、完善执行机制、改善执行环境,是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重要路径.     

博弈视角下的煤矿安全政策执行问题

博弈已经成为煤矿安全政策有效执行的"瓶颈"之一。利益主体博弈主要由利益差别、利益分配不均衡、特殊利益和高得益额等四个方面导致的。利益主体的博弈最终导致煤矿政策执行出现偏差、煤矿政策执行成本增加、政府利用公共权力进行"权力寻租"和削弱煤矿政策的有效效力等四个消极后果,损害了煤矿政策的权威性与有效性。为此,中央政府以后应当从加强利益整合和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削弱地方政府间博弈,加强政府间合作效应,完善行政问责,优化政策执行主体,建立健全煤矿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建设,促进煤矿政策良好执行。     

政策吸纳:理解农村低保政策执行偏差的新视角——基于黔西南M县Y乡的田野调查

我国农村低保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政策执行偏差。基于黔西南M县Y乡的调查发现，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通过政策吸纳，使得农村低保政策变成政策配角或政策便车，从基层政府的角度解释政策吸纳的发生。一方面科层体系内部的行政压力构成基层政府整合政策的推力，另一方面农村低保政策自身特性所产生的政策异化收益形成基层政府整合政策的拉力，双重力量共同促使农村低保政策的执行出现偏差。具体而言，政策吸纳导致政策对象评选标准泛化、政策资源严重稀释、政策目标彻底异化，使得低保政策的底层实践与中央层面的政策意图彻底分裂。要改变这一局面，需要基层政府转换政策执行思路，在执行政策时平衡中央政策目标与地方发展目标，明确国家政策的原则与底线，从而维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公正性与合法性。     

政策执行者主观行为偏差的模型分析

政策执行作为政策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直接影响着政策目标的实现。由于种种原因,某些政策在执行阶段往往出现偏差现象,即政策执行效果与政策目标不一致的现象,这给政府合理运用政策手段对社会利益进行调整带来很大困难。通过运用主观理性经济人假设,对政策执行者因主观因素所引致的不同执行方式进行模型阐述,以此来解释造成政策执行者主观行为偏差的部分原因,为进一步分析政策执行的偏离现象提供帮助。     

少数民族地区县级政府扶贫开发政策执行力提升研究——基于广西的调研

在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战略设计中,县级政府承担着重要的执行者角色.少数民族地区县级政府执行扶贫开发政策具有鲜明的特性,积累了可贵的经验,但也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从培育政策执行人员、定位政策执行战略、完善政策执行策略、整合政策执行组织、优化政策执行结构、强化政策执行监督等方面来提升政策执行力,以更好地实现扶贫开发政策目标.     

论政策执行成本的困境与消解

研究我国政府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成本困境,有利于我们寻求合理的控制执行成本的途径。我国政策体制的不健全,是引起政策制定系统与执行系统、政策执行系统之间以及政策主体与客体相互脱节,进而导致执行成本过高的主要原因。降低政策执行成本的路径主要在于健全政策体制,加强政策系统之间的协调,实现政策资源的优化。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策规避问题探解

目前我国政府在公共政策执行这一重要环节上，仍存在诸如政策规避等许多问题。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素质缺陷和利益倾向、政府公共政策执行机制的不健全以及公共政策本身的质量是导致政策规避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为切实解决好这一问题，必须推进公共政策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健全公共政策执行机制、强化政治社会化功能。     

美国镀金时代的社会经济政策及其影响

由于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美国政府在镀金时代推行了自由放任的社会经济政策.它一方面促进了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系列的不良后果,导致美国社会动荡不安,削弱了美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随着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自由放任的社会经济政策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基础,美国政府陆续对社会经济政策的某些方面进行调整.     

利益多元化背景下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功能

我国社会利益格局的多元化为公众参与政府公共政策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和坚实的物质条件。为了适应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化,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扩大公众参与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是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保证了公民获得维护和满足自身利益诉求的权利,并通过社会共同体内部的利益综合,进而维系了社会共同体内部的稳定,而且通过利益表达可以维系公民与政府间的沟通以及彼此间的信任,确保了政府公共决策的合法性基础。     

房地产宏观调控之政策网络研究

政策网络作为探讨政策形成的一种新兴方法,将政策过程理解为具有不同立场、多元利益的群体复杂的动态博弈过程.由于这种分析方式能反映当代社会的现状,所以近年来政策网络研究在公共政策领域受到相当的重视.以政策网络的视角来分析当前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具有现实的意义,该途径为寻求合理的宏观调控方案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解释和分析框架.     

政策网络视角下的地方政府治理创新

政策网络理论为构建全新的地方政府治理体系及解决如何扩大政治参与范围、容纳不同利益主体、化解多元矛盾等问题提供了较好的方法.为此,运用政策网络理论从政策网络分析的治理意蕴、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政策趋向和推动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政策的路径三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以期为地方政府构建一个多元参与、公平高效、以人为本的治理模式.     

我国公共政策参与中公民层面的制约因素分析

在现代社会,公民积极主动地参与政府的公共政策,除了基于自身利益追求的参与动机外,实现和促进与全体社会成员相联系的公共利益也是一个重要动机。改革开放以后,在公民个体的政策参与逐渐增多的同时,我国以民间组织为主体的各种利益团体参与政府公共政策的活动也逐渐增多。同时在我国公民的公共政策参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十分突出。公共政策参与中公民层面的制约因素主要包括参与意识不强、参与能力不足和参与的组织化程度不高3个方面。     

结构二元性：公共政策与个体理性行动之分析

公共政策作为一种宏观的社会结构制约性，它对微观的个体理性行动者进行着引导、规范和约束。个体作为理性的行动者，他们也不断对现行公共政策进行反思，并通过与政府部门的沟通或者集体性抗争的实践行动不断改进和建构新的公共政策。因此，公共政策与个体理性行动者即是在宏观一微观这样一种结构二元性中互构的。论文在分析了公共政策与个体理性行动的内在要素之后，对它们的互构过程进行了剖析。     

宏观审慎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波动

我国宏观审慎管理与货币政策的双支柱体系能否有效实现价格、金融、经济的多重稳定有待检验。实证研究发现：（1）宏观审慎政策可以有效应对信用风险冲击，减缓波动，使经济、金融保持稳定；（2）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搭配在应对不同外部冲击时的效果不同，面临技术性冲击时放松宏观审慎政策能更好地调节经济；（3）宏观审慎政策对经济波动、金融波动的影响存在U形效应。因此，考虑宏观审慎政策、货币政策的协调搭配，更为灵活地调控宏观审慎政策幅度将有助于减少我国经济、金融波动，顺利度过经济结构转型期。     

互联网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初步分析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播媒介为公众参与政治提供了一种非常方便和有效的手段和途径,为进一步扩大政治民主、实现普遍民主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随着互联网的逐步普及和公众的触网率的提高,它的作用也因而直接影响到公共政策制定程序的每一个环节,使公共政策制定更趋于理性。互联网所具有的即时性、互动性,快速的舆论聚集和放大效应等特点,使小范围的社会问题在短时间内得到广泛传播,由此形成的舆论压力能够促使政策问题尽快得到相关政府部门的确认、加速政策议程的建立、拓宽政策方案的选择空间和及时调整和改变政策。在这一过程中,互联网是通过五条路径以及三个机制即舆论倍增机制、互动机制和整合机制而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施加影响的。     

产业政策对政府行为的影响研究

产业政策对政府行为的影响及其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如何,尚少有研究给予理论关注。由于市场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政府在执行产业政策时必须把握一些关键细节:把私人部门的主动性纳入到公共政策框架中,发挥政府政策的战略引导和协调作用；政府在施策时,应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使施策过程变得更为合理,并加强私人部门与政府部门一起合作来解决生产领域的问题；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必须保持适当距离,力求使腐败和寻租最小化；为鼓励企业进行市场开拓,最优的政策是对新的、非传统产业的投资进行补贴,并将事前补贴与事后监督相结合；获得补贴的项目必须明显具有提供外溢和示范效应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