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蜀学的“人情为本”论

三苏蜀学是北宋中期一个重要的儒学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三苏(苏洵、苏轼、苏辙)认为,"礼"的精义是"顺人情",圣人制礼的目的就是以礼来调适人情。三苏把"人情"作为古礼的本质内容,他们在解经时往往以人情为原则。表现在政治上,苏轼、苏辙以王安石为不近人情者,用"人情"、"公议"作为攻击王氏的武器。     

苏洵史论文的儒学底色

三苏父子是宋代蜀学思想的领军人物,苏洵作为苏轼、苏辙的父亲,在宋代蜀学的形成之初发挥了重要作用。前人考察苏氏父子的创作多将关注的焦点定位于苏轼,而于苏洵、苏辙略有缺憾。作为忧乐为天下的北宋士人群中不可忽视的一员,苏洵的文学创作深染时代风气。特别是他的史论文创作秉承“其义一,其体二”的原则,将道统与政统的追索贯彻于史论中,成为影响苏轼、苏辙史论文创作的思想前导。故以苏洵史论文的宋学色彩作为探究,对全面理解三苏蜀学思想和两宋史论文的发展将提供极为宝贵的经验。     

“三苏”家训研究——以诗文为中心

[提要]中国人重视家训,因为家训是体现一个家庭或者家族信仰的符号,是家的精神根基,是根植于内心的行为准则,家训的继承和发扬关系到家庭的稳定甚至国家的兴衰。宋代四川眉山苏氏家族因其清正廉洁的家风和经世致用的家训培育出了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今天我们很有必要对“三苏”家训的内容、内涵和特色加以研究,从文化背景、地域特征等方面挖掘出“三苏”家训产生的条件,以期为中国的童蒙教育改革、为社会风气的引领、为以“三苏”文化为代表的宋代文化在国内外的传承找到可资借鉴的途径。     

洋洋钜制巍巍丰碑--读《三苏全书》

苏洵、苏轼、苏辙是中国文化史上成就全面的“文化巨擘”，也是中国古代史上成就 最高的“父子明星”。作为宋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经学家、政治家，研究“三苏”是 研究宋代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但是，纵观古今，三苏研究多集中在苏 轼身上，而对“老苏”、“小苏”注意不够；对苏轼的研究，又多集中于文学，对其学术思 想 则多付阙如。而由语文出版社出版、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曾枣庄、舒大刚两位教授主编、十 余位 从事古籍整理研究的专业学者参加编纂而成的《三苏全书》，在全面、总结性的学术研究已 成学术时尚的…     

三苏父子的蜀道之旅及其影响

唐宋时期的千里蜀道是培育三苏父子的文化纽带。三苏父子的蜀道之旅,经行蜀道最多者是苏洵。苏氏父子三人由蜀道来回往返一次。嘉元年(1056)经蜀道进京,嘉二年(1057)由蜀道返乡。苏轼、苏辙兄弟二人经行蜀道一次,他们携手于宋神宗元丰元年(1068)经蜀道入京,此时苏轼三十三岁,苏辙三十岁。从此之后,兄弟二人再也没有经行蜀道,也未再回过故乡。苏氏父子经行的是蜀道多条线路中的金牛道、故道。     

《宋代眉山苏氏家族研究》印象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是苏东坡游庐山印象。读《宋代眉山苏氏家族研究》,使人油然而生此感叹。以往海内外有关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的研究非常广泛,可谓硕果累累,研究领域涉及三苏文学、艺术成就、政治思想、生平、后裔等多方面。仅古今中外有关苏轼研究成果,就有苏学大家曾枣庄等著《苏轼研究史》专书洋洋几十万言介绍。然而就研究者们的学术出身来看,则大抵系出文学,史学出身者不多,研及三苏日常生活者更是少见。本书作者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对苏氏家族进行深入而广阔的系统研究,让习惯了对三苏进行文学解读的人们看…     

初探苏东坡对科学的贡献

一九六四年,我们敬爱的朱德委员长视察四川眉山县时,参观了“三苏公园”,对北宋大文豪苏洵父子留下了赞美的诗篇。 诗云: 一家三父子,都是大文豪; 诗赋传千古,峨媚共比高。 朱委员长诗中赞颂的“三父子”,即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他们父子三人都是宋     

宋代三苏的史论

宋代三苏文史兼长,史论作品极为丰富。史论是三苏史学的重心所在,主要包括史事评论和史学评论两部分,前者以观风察势为核心,以借古鉴今为目的;后者以苏洵的经史观、苏轼的正统论和苏辙评论《史记》最有名。三苏史论在形式上笔势纵横,议论横生,在内容上喜言得失成败,罕及纲常伦理,与理学家的论史尺度迥然不同,不仅在宋代占有重要地位,在宋以降的历史长河中亦有很大的影响力。     

晚明张燧《千百年眼》征引苏轼、苏辙著述考

张燧《千百年眼》中有三十个条目源自苏轼、苏辙之文：或完全抄录苏轼之文,或简单删改、节录苏轼、苏辙之文。张燧抄录苏轼、苏辙之文的原因是：“二苏”相关著述在明代的刊刻,为张燧学术研究提供了载体;学术识见或学术观点的相近;明代中叶以后“苏文”评点热潮的兴起。     

玲珑鲜活说三苏——《眉山苏洵》、《眉山苏轼》、《眉山苏辙》三书小序

三苏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我们应当弘扬的辉煌灿烂的重要文化.刘川眉的<眉山苏洵>、刘小川的<眉山苏轼>、熊朝东的<眉山苏辙>是最近完成的研究三苏文化的重要成果.这三部书稿的作者都是眉山当代作家,他们对三苏的研究饱含着对乡邦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的激情.他们研究的视角新颖,作品鲜活通透,采用立体用笔,展示了中国文化如何造就了三苏,三苏又如何增添了中华文化的光彩,启迪我们今天该如何去认识与弘扬三苏精神.     

过三苏祠

抬头看见匾额上那三个遒劲、丰润的大字“三苏祠”。迎门两株树叶扶疏、直凌天宇的银杏。缓步前行。里面楹联无数。大家都想追慕大文豪。继续缓步前行。石板小路曲径通幽,新篁成林摇曳含笑。那曲径通幽的小路,就象我们的传统文化,深不可测。观赏新建的碑亭,浏览了三苏生平展厅,然后转至珍藏三苏墨宝的启贤堂。启贤堂前边是正殿,殿中有三苏的彩色塑像,苏老泉居中,手捋长须;苏东坡居右,手不释卷;苏辙居左,铺纸于膝。苏轼兄弟起名很有意思,轼,是车轮上的东西,用意是让他不要太锋芒毕露;辙是车轮轧过的痕迹。记起《三字经》里的“苏老泉,二十七,…     

苏轼的诙谐与幽默

苏轼（1037-1101）,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人称苏东坡。他一生仕途坎坷,但在诗、文、词、书、画方面却有很深的造诣,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父子三人均入“唐宋八大家”之列。苏轼为人洒落出尘,言谈之中不乏诙谐与幽默,下面的几则故事充分反映了他的这些性格。一、“开口便是罪过”宋王明清《挥尘录·后录》载;苏轼从黄州转迁汝州,途中起官为登州知州,乘船经过泗州时,偶作一词:“何人无事,燕坐空山。望长桥上,灯火闹,使君还。”泗州     

从“乌台诗案”看苏氏兄弟的出版活动

从出版史的角度看 ,“乌台诗案”是以印本书的盛行为文化背景的 ;《钱塘集》的雕印刊行是北宋中期民间出版空前活跃的表现 ,也反映了印刷出版业初步繁荣阶段管理上的失控 ;遭受诗祸的苏轼、苏辙深刻反思了他们的著述与出版活动 ,这是苏辙生前未刊行其集子的重要原因。元年间 ,“痛定思痛”的苏轼、苏辙在外事活动中均遇到了宋朝书籍外流的问题 ,这一现象激发他们对政府的出版管理政策进行认真的思考 ,并提出一些建议     

一副对联学十点知识

有位教师曾自编对联:读三苏、诵三曹、研三袁、探三玄,志求三乐;温四史、展四库、惜四孟、度四美,心美四君。此联一气呵成,读来琅琅上口,而且妙在涵盖了文史方面共十个知识点。三苏:指北宋文学家苏洵(亦称"老苏")与其子苏轼(亦称"大苏")、苏辙(亦称"小苏")三人。其中苏轼的成就最高,在诗、词、文各方面都有重要地位。三人皆     

浅谈苏轼的“骂”与“谑”

苏轼有才、有识、有胆。黄庭坚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豫章黄先生文集》卷19 《答洪驹父书》)曾敏行说:“东坡多雅谑。”(《独醒杂志》)苏辙说,苏轼作诗为文“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确实,苏轼的诗文多有寓讽于骂或谑的。“骂”、“谑”、“讽”是苏轼诗文战斗性的统一内涵,也是苏轼诗文的艺术特色之一。     

重“学”与重“道”:关于苏辙道德文章的考察

苏辙在文学史上的评价呈逐渐走低的态势。古代文章“一门三父子”的千古美誉,苏辙成为最黯淡无光的一位。人们通常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苏轼光环的遮蔽所致,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对苏辙研究不够,认识不深。苏辙一生重“学”重“道”,强调学道既是学习之本,更是立身行世之要;他毕生追求道德文章相统一,故其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致。苏轼与秦观不约而同地对此高度推崇,现代研究者不能熟视无睹。     

解读苏轼《寒食帖》

历史的车轮走到11世纪,在中国的天顶上出现了一颗耀眼的彗星,姑且不沦他在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单就文学艺术而言,他给宋代历史带来的影响是任何人都无法企及的。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为“三苏”,嘉(?)二年(1057)进士乙科,官至端明殿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谥号文忠。苏轼学识渊博,才力雄大,实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人完美人格的典范。他一生坎坷,入狱、贬谪、流放、最后客死江南,一生都在颠     

论苏辙的辞赋创作

在北宋后期的文坛,苏辙是一位相当重要的人物.他的辞赋观和苏轼相近,相当重视辞赋在造就、展示文人胸襟方面的价值.苏辙赋与苏轼赋一样,追求情、理与物象的相融,以展示脱俗的澄怀见长.苏辙赋有相当独到的地方.他的赋风格平淡渊雅,与苏轼赋的横放飘逸有别.他的赋善于铺排描写,尤其善于描写悠远明净的境界以表达心灵的闲适超然.对待辞赋传统,苏辙继承的一面要多于苏轼.苏辙的四言赋相当有特色.     

苏轼诗歌创作的分期问题新探

苏轼诗歌创作的分期问题新探方然学术界历来十分重视苏轼诗歌创作分期问题的探讨，然而众家持论多异。苏辙以为：苏轼“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谪居于黄（州），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又说：“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①大抵以苏...     

明清家礼变迁的内在逻辑——以《家礼·昏礼》为考察中心

朱熹《家礼》深刻影响了明清家礼的编纂，促成一种不同于礼学研究的知识门类———家礼学的形成。《家礼》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学问，重要原因之一是该书本身的不完备。作为朱子“早年未定之本”，《家礼》不但对古礼存在误读、曲解之处，还有不少不易施行、不合人情的仪式设计。其中，《昏礼》删“六礼”为“三礼”，回避了他所理解的六礼矛盾;设计“从下做上”的亲迎礼序，以体现先卑后尊的礼义;改三月庙见为三日，混淆庙见之礼与拜祖之俗。这些问题成为明代家礼聚讼之处，学者试图补完六礼以全古意，却发现《家礼》对六礼名义的理解无法包容问名、纳吉;试图补入拜祖礼俗以安人情，却发现《家礼》无处安置两次庙见。明中期之后，学者对《家礼》的质疑与反思愈发深刻，终于在清代汇集为一场批判、重构家礼的风潮。随着相关问题的穷尽，家礼学在清中期后丧失理论活力、归于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