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决策与礼义认同——《洪范》在朝鲜王朝中的历史地位

朝鲜王朝立国初年,太祖李成桂因袭箕子受封的传统,接受明太祖朱元璋赐封"朝鲜"的国号,借着中、朝主藩关系的建立,巩固其治权的认受性。在这政治决策底下,箕子在朝鲜半岛的历史地位大大提升,也基于《洪范》是由箕子写成,因而备受朝鲜王朝君臣重视。明朝认为箕子受封于周武王,所以,他是朝鲜民族的首位国君,也是朝鲜民族始祖,但对于朝鲜民族的由来,朝鲜君臣有其民族自主的一面。通过朝鲜历代王朝谱系的重建,朝鲜王朝揭示檀君的出现远远早于箕子,檀君才是"东方始受命之主"。同时,朝鲜王朝溯源朝鲜教化的历史传统,宣扬《洪范》在礼义文教的功用,尊之为朝鲜半岛的礼义教化的基石,在肯定《洪范》传世价值的基础上,强化箕子的先圣形象,使他成为朝鲜民族的"始兴教化之君"。     

传说、历史与认同:檀君朝鲜与箕子朝鲜历史之塑造与演变

朝鲜半岛对于其古代根基历史的认识经过了一个漫长过程.自朝鲜王朝以来,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极力推崇箕子崇拜,到独尊檀君朝鲜,当下意识与认同是决定这种变化的关键.朝鲜王朝作为明朝的藩国,处于中华世界体系之中,箕子作为来自中原王朝的教化之君,将朝鲜提升到"小中华"的地位,是朝鲜实现"由夷入华"的关键人物,因而受到极度尊崇,与之同时,檀君则处于被贬斥的地位.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与日本殖民势力的侵入,中华世界解体,大韩民族国家的形成,箕子被抛弃,檀君作为民族祖先的地位得以确立并被强化,成为韩国加强民族凝聚力的灵魂.因而,现实需求与民族认同是解开韩国根基历史塑造的一个重要视角.     

朝鲜族大宗教评述

大宗教是一种信仰朝鲜始祖檀君的宗教。20世纪初,朝鲜正面临着深刻的民族危机,不愿当日本亡国奴的朝鲜人民纷纷起来排日抗日。这时,长期统治朝鲜人民的外来宗教也相继受到挫斥,随之而来的是新兴的民族宗教大量涌现,大宗教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于朝鲜南部地区的。 一、大宗教在朝鲜族地区的传播 朝鲜族大宗教是从20世纪初,从朝鲜南部地区传入中国东北部地区的。大宗教的传播范围比较广,除中国东北地区外还波及到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和蒙古一些地区。     

吴明济《朝鲜诗选》的文学价值简

明清时期,出现了多种由中国文人编选的韩国古代汉诗选集,明代文人吴明济编选的《朝鲜诗选》则是其中的第一部。《朝鲜诗选》收录了统一新罗至朝鲜宣祖时期的各体汉诗340首,体裁多样,内涵丰富。由于中国与朝鲜半岛同属于汉文化圈,文学关系密切、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而《朝鲜诗选》编选于明抗倭援朝的特定时期,是明朝与朝鲜时期文人通力合作的产物。因此,《朝鲜诗选》体现了中、韩古代诗歌及文化的交流与关联,同时为韩国古代汉诗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它的刊印也促进了韩国古代汉诗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从而使这部诗选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扶持自有宗祧力,会见松都业更昌——朝鲜历代汉诗概观（4）

谚文诗歌的兴起打破了汉诗一统天下的格局,但对于汉诗的继续繁荣却并无大碍.李氏朝鲜五百年的汉诗,多关注民生疾苦之作,不乏讽刺暴政之声,在反抗外敌入侵的战争中,更关切国家民族的命运,较之前朝作品,现实主义色彩更为浓重.以风格论,李朝诗坛初期学宋崇尚苏黄,中期仿唐推崇李杜,后期受清人影响兼宗唐宋.现代朝鲜,谚文取代汉字,汉诗创作告终.     

贝锦谁将委豺虎,干戈无奈到参商——朝鲜历代汉诗概观(3)

李氏朝鲜最重要的文化事变是创制出"训民正音"(谚文).谚文诗歌的兴起打破了汉诗一统天下的格局,但对于汉诗的继续繁荣却并无大碍.李氏朝鲜五百年的汉诗,多关注民生疾苦之作,不乏讽刺暴政之声,在反抗外敌入侵的战争中,更关切国家民族的命运,较之前朝作品,现实主义色彩更为浓重.以风格论,李朝诗坛初期学宋崇尚苏黄,中期仿唐推崇李杜,后期受清人影响兼宗唐宋.     

论朝鲜古典小说中的檀君神话母题

《檀君神话》中的天降母题和熊女母题,作为神话的遗传基因,在后世的小说作品中得到了重新整合,以更加饱满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具体而言,率领民众建立理想国的洪吉童、神仙文昌星投胎转世的杨昌曲、风流学士杨少游等朝鲜古典小说中的典型形象与桓雄和檀君的形象存在着很多相似性;而谢贞玉、春香、沈清等被朝鲜民族世代歌颂的女性形象则与熊女有着颇多相似之处。可以说,朝鲜古典小说有意无意地把传统的神话母题融入进来,借以艺术加工再现了神话的永恒魅力。     

檀君神话新解

檀君神话是朝鲜流传至今最古老，同时也是影响最大的神话之一。近现代学者对其多有研究和解释，但仍存有较多分歧。本文认为檀君神话的神话谱系之间隐含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在桓因——桓雄——檀君这个一脉相承的谱系中桓雄是解开这个神话的钥匙。桓雄是鸟崇拜与太阳崇拜一体共生的产物，而其子檀君则融天神和地祗于一身，代表光明，直接孕育了朝鲜这一称谓。     

《六一诗话》与高丽诗话《破闲集》之比较

朝鲜古代文学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由于特殊的地理、历史和社会原因,接受中国文学的影响非常广泛深远。但是,朝鲜文学在接受中国文学的影响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能动的。它努力发展民族文学特性,立足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总是有选择地吸收中国文学的精华是其突出特征。朝鲜对中国文学理论的接受也是如此。“朝鲜对中国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利用,第一,重在实用上。第二,重在实用上。第三,重在诗歌方面。……具体来说,他们对于中国的以诗话形式出现的文艺批评很感兴趣,在文学批评上,他们采取的主要形式和取得的成就,就在诗歌上。”那么,作为朝鲜古代文论的主要形式一朝鲜诗话是如何     

高丽时期汉诗兴隆之中国文化与文学影响因素探源

作为朝鲜古典汉诗歌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高丽五百年文坛的汉诗创作一派繁盛。究其外在原因,与中国文化、文学交流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高丽效仿唐代而施行的科举制激发了高丽士子学习汉诗的热情,由之而兴起的私学制度又为他们学习汉诗提供了最佳学习平台;高丽时期汉诗的兴隆还得益于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吸收与融通,形成了儒家思想影响占据主导、释道思想影响为辅的三位一体的汉诗主题意蕴格局;中国的书法、绘画、音乐、雕塑等艺术对高丽汉诗发展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高丽、中国两国间文人和文学交流对高丽汉诗的兴盛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艺刊物中的朝鲜声音

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大众文艺》等左翼文艺期刊对朝鲜左翼作家和“同伴者”作家的作品进行了部分翻译介绍,它们是两国左翼文学交流的踪迹,是两国现代文学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朝鲜古代诗学对“江西诗派”概念的接受

在朝鲜古代诗话中、汉诗创作和中国诗话集的引进中,对中国江西诗派有不同称谓,在概念的运用过程中或者直接引用诗话集的过程中,可以管窥到朝鲜古代诗学对中国江西诗派的接受情况。朝鲜古代诗学对江西诗派概念的称谓虽然有个别差异(苏黄),但对内涵和外廷的认识是非常清晰的,对诗话理论的接受是全面的,在朝鲜文坛上的反响是先褒后贬,二者兼具。     

论韩国“和陶诗”与“和陶辞”的“朝鲜风”简

韩国古代文人从高丽朝开始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与“和陶辞”,一代代韩国文人试图从陶渊明那里发掘人生所需的某些文化品质,或是精神力量,或是艺术风格。在“和陶诗”与“和陶辞”创作中的具体表现是对民族历史的真实反映与民族情感的自然流露,以及诗歌呈现方式上主题的直白表露与接受过程中诗性意象的取舍。这种表现本质上起到了树立其民族意识的功用,也是一个把影响逐渐转化为“朝鲜风”的消融过程。     

论古代朝鲜女性汉诗创作的感伤特色

古代朝鲜的女性汉诗创作在整体上具有感伤的特色,这种感伤特色有其历史的继承性,在它的影响下,女性汉诗创作在艺术上形成了温润委婉、细腻柔和的特点。     

明清朝鲜文人的江南意象

江南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地区。作为一个地理名词,它所代表的区域范围多有变化,而且还具有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丰富内涵。唐代以来,有关江南的诗作颇为丰富,产生了各种意象。明清朝鲜文人的江南意象深受这些作品的影响,但同时也发展出自己的特点。一方面,明清朝鲜文人在创作中沿袭中国文人的江南意象,歌咏江南风情,并借以抒发自己的愁思;另一方面,他们将中国文人的江南之意与朝鲜本土的江南实景相融,赋江南以新的地理内容。江南一词的区域范围在明清朝鲜文人的作品中并不局限在中国,而往往带有朝鲜本土江南景象的关照,从而创造出朝鲜本土的地理意象。除此之外,明清交替,政治上对清朝的力屈而降及文化上的尊明攘清,使朝鲜文人笔下的中国江南更具备了感念明朝的政治和文化意义。     

河山万世同盟国,雨露三朝异姓王——朝鲜历代汉诗概观(2)

高丽王朝仿效中国开科取士，开办书院，复设国子监，派遣生徒留学中国，甚至规定文臣每月上诗三首，赋一篇，其汉文汉诗大为普及，存世的诗文集多达二百多种。高丽时代的诗社有“海左七贤”等，并称有“丽末三隐”等，最重要的诗人则是李奎报和李齐贤，一向被誉为高丽文学双璧。     

从《朝天录》看朝鲜使节与域外文人的文化交流

李朝时期,朝鲜使臣频繁出使明朝,由于其另一身份为精通汉学的文人,因此与同样深受中国影响的域外文人进行了文学交流:李安讷同孔闻謤的诗歌酬唱,体现了中朝两国的文化认同;金尚宪与吴大斌的惺惺相惜,体现了文人间的友好情谊;李醉光与安南使者冯克宽、琉球使者蔡坚的文学往来,体现了朝鲜文学在安南等国的影响.朝鲜使臣在出使明朝的过程中,以文学为裁体,同域外文人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     

崔致远汉诗中的生命意识

崔致远在韩国文坛被誉为汉文学的开山鼻祖、“东国儒宗”、“百世之师”。结合崔致远西行入唐和东归祖国的生涯轨迹，从生命哲学的视角分析其汉文诗代表作，可以探寻出其中所蕴含的种种生命意识，发掘其中内在的哲学意蕴和超越性的精神品质，对后人诗性的智慧与生命的省思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朝鲜文人对李锴诗歌的接受与批评

朝鲜文人在出使北京的途中结识了辽东诗人李锴，互有诗歌酬嘱。李锴的《睫巢集》也随之传入朝鲜。朝鲜文人对李锴诗作中的“故豳之思”和淡泊情怀颇为欣赏。多有赞誉。李锴虽不是诗坛大家。但是朝鲜文人对其诗歌的接受是两田诗歌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两圜文化交流的盛况。也为“辽东三老”研究增添了新的文学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