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惠共生:政府与农民互构式治理机制

政府与农民的互构式治理意味着乡村治理现代化和长期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实现,需要“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与“自下而上”的农民参与双轨道有效耦合。研究以社会互构论为认知范式,以“互惠共生”关系为视角,以红岩村“村民议事会”作为案例,政府和农民的互构式治理过程呈现“强政府-强农民”的良性互构模式,以此化解乡村治理困境、创新基层民主治理,通过互构主体、互构动力、互构方式、互构域四个要素相互作用以达到互构式治理机制运行最佳效能。未来互构式治理机制的优化路径,需要坚持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实现赋权增能、强化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互动、加强文化和情感建设。     

分殊与共识：信访制度改革的策略选择--基于２００４—２０１６年若干学术文献的考察

信访制度的现实困境和改革走向日益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命题之一。研究运用文献分析法阐释信访研究的学术样态,继而探讨信访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研究发现信访制度改革可归纳为功能范式、法治范式和类别范式三大类,诠释了信访制度安排的逻辑结构、信访治道变革的机制创新和信访基层治理的路径选择。并归纳信访制度改革策略的分歧和共识,提出信访制度改革的主导性方向在于变革治理观念,从维稳思维走向维权;优化治理方式,从人治化走向法治化;健全治理体系,从片面化走向整体性。     

挑战与应答：资本全球化与中国近现代革命结构的生成和转换

社会发展遵循着客观的问答逻辑,资本全球化是近现代革命结构生成和转换的深层底板与推手,不断生成和转换的中国近现代革命结构是对资本全球化不同阶段的应答。资本全球化的影响有由外到内三个层次：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中国革命结构的转换也大体遵循着物质中心的革命结构、制度中心的革命结构和文化中心的革命结构的生成与转换。资本全球化与中国近现代革命结构的“挑战——应答”模式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结构生成和转换的客观道路。从“资本全球化”入手能深刻理解中国近现代革命结构的生成和转换。     

“复合型分离”：基层治理标准化实践的制度困境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当前治理体系的主要目标,标准化是其中的重要尝试。基层标准化实施经常出现“二重性”特征,带来治理成效的同时也催生了形式主义问题。建立层级结构、特殊情境以及社会三维平衡的分析框架,根据对G镇标准化治理改革的追踪发现,其出现了替代、“反构”与分离的过程,现象表现为政治动员取代专业化思维、组织行动“反构”执行策略、治理标准与现实情境相分离。因此提出“复合型分离”的理论解释,规制性支柱、规范性支柱以及文化-认知性支柱是制度支柱的基础,而不同制度逻辑平衡的破坏导致不同制度支柱间的相互分离,进而使得组织行为变异。制度逻辑的统一必须依靠系统整合和社会整合双向互动的过程。因此,面对当前基层标准化实施困境,需要提高系统整合中的专业知识能力以及创造社会整合中自下而上的组织机制。     

大学治理场域中的资本、惯习与关系

场域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内容,关系是场域理论的基本假设.大学治理涉及到众多的相关利益主体,充斥着多元利益关系.这为将场域理论引入大学治理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可行性.基于布迪厄的分析框架,大学治理场城涉及到的资本类型可分为文化资本、经济资奉、社会资本和象征性资本,它们基于各自的行为逻辑,即知识、金钱、权力与影响力的惯习,构成多元化的关系网络,围绕着自治、控制、效率、公平、理念、效益等关系形成既相互作用又相互斗争的竞技场域.而大学治理所追求的,正是一种协调关系与利益的“张力结构”与“均衡机制”,用以雏持高等教育系统发展的整体的动态平衡.     

农村贫困治理的范式转型与未来路径——兼议产业精准扶贫的推进路径

农村贫困治理内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国家治理范式的演进,农村贫困治理将实现政府主导范式经由市场主导范式向公共治理范式转型。当前,主流的政府主导范式和市场主导范式在理论上遭遇到解释力不足问题,在实践中产生了精准扶贫不精准、久扶不脱贫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原因在形式上表现为过度依赖市场主导范式所产生的“开发”与“扶贫”之间的张力,在实质上表现为贫困治理过程中基于市场逻辑的效率、基于扶贫逻辑的公平、基于公共治理的参与等多元价值冲突。因此,推动农村贫困治理范式转型和产业精准扶贫目标实现,有效整合多元逻辑和多元价值是关键。具体路径应以公共价值为目标,实现对多元价值的整合;以平台构建为支持,促进多元主体协同;以公共能力建设为条件,支撑多元行为逻辑整合。     

加压容易减压难:乡镇政府负担生成的多重制度逻辑

乡镇政府负担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很大的阻滞因素。基于“结构 过程”的分析范式与压力传导的双向视角,并结合田野调查发现,多重制度逻辑综合作用引致的乡镇政府负担生成机制可解释为“加压容易减压难”。一方面,在压力型科层体制下,乡镇政府受到上级政府的强制性支配,议价空间有限,上级政府较易实现对乡镇政府的加压,这表现为任务分配与任务负荷的失衡、资源配套与高效执行的冲突、检查与迎检的张力、问责与容错的矛盾。另一方面,在自治型村庄治理体制下,乡镇政府对村级组织的行政控制受到限定和约束,减压过程存在任务转包困难、任务承接能力有限、任务落实效果衰减、任务执行动力不足的困境,导致村级组织较难实现对乡镇政府的减压,且乡镇政府还需处理村级组织反向上交的“剩余事务”。“加压容易减压难”导致乡镇政府的治理事务超出其可承载限度,由此生成治理负担。     

我国传媒治理结构的理论渊源与创新

当前的传媒治理结构是政府单边主导的事业法人治理结构和半行政化的企业行为,传媒治理结构的制度创新要在“政治”逻辑和“资本”逻辑的双重主导下进行,即在转制改革的前提下建立和完善一套基本的传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发展的规则,同时把传媒视为一个市场性契约组织,达到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的有效统一。     

数字时代下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嬗变与重塑

基于中国乡土特性,国家与乡村关系的迭演是影响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变量。结合既有理论争鸣和实践沿革,以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为分析视角,通过构建“动力层-基础层-应用层-导向层”的分析框架探析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嬗变与重塑。作为动力层,“数字惠民”是数字共同富裕要求与数字鸿沟扩散的张力结果,为重塑国家与乡村关系症候提供了机遇;作为基础层,“数字下乡”通过技术逻辑、沟通逻辑、政策逻辑和治理逻辑推动国家与乡村从单一的“政权链接”向“政权-智技”的混合链接嬗变;作为应用层,“数字乡村”的构建凸显出“技术-结构-组织”交互递进下“现代-传统”“模糊-具体”“嵌入-协同”的关系表征;作为导向层,数字时代下“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促使“强国家-韧乡村”体例的产生,既为理解国家与乡村关系拓展了新视角,亦为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提供了新路径。     

马克思眼中的资本本质与资本逻辑

马克思从资本的增殖本性出发揭示了资本从“物”到“关系”的深刻本质,而对资本“社会关系”本质的揭示也恰恰就是对资本逻辑的生成的起点的描述。资本逻辑是资本通过“关系”本质逐渐攀升到了社会统治地位时所生发出来的一种强制性的权利。但是,资本由于自身的内在矛盾同样是一个历史性的产物,因而资本逻辑也会随着资本内在矛盾的激化而逐渐趋于暗淡。     

社会资本、政治效能与农村环境维权

以2010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0）的农村居民数据为样本,采用Probit、Relogit等计量模型分析社会资本中的关系资本、信任资本以及政治效能对居民环境维权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环境关注度、婚姻状况、自身的阶级认同和内在政治效能对农村居民的环境维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横向关系资本、人际信任和内在政治效能对居民参与制度外维权行为影响显著,同时对中央政府的信任还强化了内在效能的促进作用,年龄的影响则显著为负。提出了加强中央政府对环境有关制度法规的宣传力度,提高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完善基层组织的治理体系等相关政策意见。     

治理效能视角下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制度研究

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有序性和有效性并非直接相关,可以从有序性和有效性两个维度分析公民参与及其治理效能的关系.为提升治理效能,以程序性规则为核心的制度设计能更为充分地保障公民有序有效参与公共服务,实现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与有序合作.基于全过程民主、程序性权利和共同体秩序等公民参与的程序性价值维度考量,再以环境保护领域中的公民参与为例,从公开公示机制、意见表达机制、回应吸纳机制、监督评价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构建公民全过程参与制度,并探索公民参与的方法和策略.通过公民参与的程序性价值内化、方法创新与技术转型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农村社区治理创新与社会工作者的使命

农村社区治理创新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遏止农村社区衰落走势、解决三农问题的迫切需要,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大社会工程,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农村社区治理创新必须破解体制、资源配置、农村公民社会发展、社区公共性社会资本匮乏、农村社区空心化和治理人才短缺方面的难题。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社会工作者肩负以下四方面的使命:一是发展社区民主,推动平等、公正的参与社区治理格局的形成;二是开展公民教育,培养村民的公民意识和参与治理行动的能力;三是协助农村社会组织成长,为社区治理创新搭建组织平台;四是培育社区社会资本,重建社区的合作与信任的社会关系,重塑基于规范和参与网络的新型社会团结。     

新农村建设中我国农民权益保护的现状与发展研究

在综述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分析农民权益保护的现实状况,认为农民权益存在3个维度的缺失,即经济权益缺失、政治权益缺失、社会权益缺失.探讨我国农民权益缺失的成因,指出制度、市场、政府三重失灵的困境致使农民权益缺失.对“第三部门”理论进行反思,从公民主体性社会和社会治理二者之间的相会关系出发,构建新型的农村社区保障模式,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村社区经济快速发展,并将农村社区治理结构进行优化,以公民社会与社会治理相互间的依存关系为出发点,提出构建社区保障模式,加强农民权益保护,加快农村社区经济发展,优化农村社区治理结构,以发展促规范,以发展促保障的路径.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我国新型农村社区防疫治理体系建构

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是实现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新型农村社区防疫治理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一公里”防线关口。由于新型农村社区的特殊性,必须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新型农村社区防疫治理体系构建。在治理现代化背景下,要加强新型农村社区疫情防控,必须牢牢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理念,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强化党建引领在防疫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必须充分发挥乡镇政府的主体作用,并构建信息化的疫情防控网络体系。      

价值链网络结构范型下社区公共物品协同供给创新

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本质上是一个开放演化、利益关联、耦合自洽和情境适应的复杂网络系统。由于供给手段智慧化、供给过程复杂性、个体能力失败和主体关系不确定性，传统由单中心主导的分立、单一和线性供给模式不能对整体网络化供给问题给出有效释义和策应方案，需要引入价值链网络结构治理新范式。从价值链理论出发，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是适应协同供给的价值链网络结构系统，价值链网络系统理论与社区公共物品协同供给具有内在契合性。价值链网络结构范型下社区公共物品协同供给的内在要求体现在现实问题逻辑、供给价值诉求和主体关系博弈三方面；价值系统表征为克服供给碎片化、提供“三变”供给路径和技术手段嵌入支撑；构建基础体现在良好的社区文化、坚实的网络基础和规范的政治环境。建构多中心价值链网络协同供给模型，需要从管理协同、运作协同以及消费反馈协同三个层面展开施加管控。     

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模式的实现路径探析——兼论我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困境及对策

建构合理的契合中国现实状况和政治文化环境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内容,＂良性互动＂关系模式的提出让中国公民社会论者看到了希望。但如何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成为了理论和实践当中的难题。借鉴西方以＂公民权＂的概念来打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把公民社会组织作为沟通中介,以公共治理为路径,将成为寻求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现实选择。依据这一思路,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建构问题即可化约为通过培养和完善各类公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管理职能,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寻求两者的良性互动。     

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行为研究

推动居民参与是社区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治理理论在社区层面应用的前提,但居民参与行为及影响因素这一重要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基于环境社会治理视角提出居民行动力度的概念,采用太原市和昆明市1 896份调查数据,构建“情境—过程—影响”的理论框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行动力度、影响因素及可能产生的影响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居民平均行动力度偏低,参与层次不高,尤其在公共领域参与程度不足、决策性行为参与较少;（2）“情境”因素对居民参与力度和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社会资本和治理要素的影响效应高于制度环境的影响;（3）居民参与力度对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在“情境”因素对满意度的影响中具有显著中介效应;（4）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情境—过程—影响”路径关系中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及城市特征差异;（5）培育社区治理情境、提高居民行动力度是推动治理理论有效落地和社区环境治理良性运行的核心举措。研究结果对理解居民参与行为及治理理论的适用性具有重要意义。     

产权视角下家族企业融资模式研究

从产权角度出发,研究家族企业融资结构问题。以家族产权、财务资本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为基础构建家族企业产权治理的动态模式,分析家族企业产权治理模式的演进,那么初创期宜采取家族产权主导治理模式;成长期宜采取家族产权与(职业经理)人力资本产权协同治理模式;成熟期宜采取家族产权、(外部)财务资本产权、(职业经理)人力资本产权协同治理模式。家族企业融资应该是"家族资本"、"员工资本"、"社会资本"三位一体融资模式。     

基于二元产权的共同治理机制研究

二元产权制度安排通过对人力资本要素价值创造潜力的挖掘和释放驱动企业价值高效增长,是知识经济时代理想的产权制度安排。传统公司治理机制不适应于二元产权制度,二元产权制度下的三源价值影响力场决定,治理模式必须由股东单边治理转向要素资本所有者共同治理。共同治理模式蕴含共同决策机制、共同制衡机制、激励引导机制和社会治理补充机制。在这一治理模式下,人力资本投资者、物力资本投资者和债务资本投资者以产权保护为核心目的,通过对决策、制衡、监督和约束等环节的深度参与,从根本上改善了公司治理环境、提高了公司治理效率,成为驱动企业价值的重要制度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