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宿与"以史证诗"

宋代是史学与诗歌注释学兴盛的年代,史学对诗歌注释的重要影响表现为“以史证诗”方法的确立。南宋施宿的《注东坡诗》题注与《东坡年谱》,采纳了陆游的观点,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从题中人物与事件出发,引用大量翔实准确的材料,展现苏诗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苏诗产生的事因,从而诠释了整首诗意,并附带解释了关键诗句的意义。施宿的题注,在诗歌注释史上有重要地位。     

试论黄榦的《丧服》诠释

作为两宋礼经学创发新义阶段的一部代表性著作，黄榦所著《仪礼经传通解续》虽然不以文字考证为主，但却重新整合了《仪礼·丧服》篇的经《传》《记》礼经话语体系，力求打通“五服”条文之间的服制关联性。作为一部纂集体著作，该书采用纂集重构——以结构为基础的诠释策略，通过新的礼制类目的确立，构筑了《丧服》篇礼文诠释的几大主体内容，即《补服》《丧服变除》《丧服制度》《丧服义》等诠释模块。受南宋时期礼文传播渠道等因素的影响，黄榦编纂《补服》《丧服变除》等部分礼文，依赖的文献主体仍然是以《礼记》一书为主，同时也兼及少数其他经学著作。从小注部分的注释编排情况来看，黄榦的丧服礼文诠释更多呈现出一定的继承性，保留纂辑了大量汉唐注疏及陆德明《音义》的诠释材料，创新性较少。     

论《诗》与礼的关系

论《诗》与礼的关系王洲明孔子曾说：“兴于诗，立于乐，成于礼．”（《论语·泰伯》）把《诗》与礼、乐紧密联系在一起，是看出了三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内部联系。礼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狭义的礼指礼仪而言；春秋后期以后，礼概念的外延不断扩展，成了周代一切典章制度的...     

论《诗经》诠释在早期儒家哲学建构中的作用——以郭店简、上博简引《诗》论《诗》为中心

《诗经》诠释在早期儒家哲学展开过程中作用独特而重要.出土文献中引《诗》论《诗》内容为研究提供了重要而可靠的新材料.简本《缁衣》的“子曰诗云”模式是“子曰”加“诗云”的格式,形式上的“引诗为证”实为作者深于《诗》教而使“子曰”与“诗云”相互发明的著述方式.竹帛《五行》之引《诗》实已将《诗》句融入到对“五行”说的阐发中,《诗》句构成了思想阐发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民之父母》之以《诗》句作为话题而展开儒家政治哲学阐发的方式在传世文献中也时有所见,是早期儒家通过《诗经》诠释建构哲学的另一种文献形式.《孔子诗论》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儒家《诗》学专文,其出土使早期儒家经学范畴上的“《诗》学”清晰起来,对深入探讨早期儒家《诗》学与哲学之关系有重要启示.总之,这四篇文献分别代表早期儒家《诗经》诠释的一种形式,共同表明早期儒家《诗经》诠释在其哲学建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论点摘编

政治文明与服务型政府:两种话语链接刘祖云在《深圳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中撰文指出:当今,“政治文明”与“服务型政府”都是非常重要的政治语汇与学术语汇,但是两者没能实现理论“对话”与“链接”。库恩的“范式”理论给了我们新的启示,据此可以从观念范式层面的价值同构、规则范式层面的制度互动、操作范式层面的机制共建三个学术视角,对政治文明与服务型政府两个热点问题实现理论对接,以寻求学术增殖与学术创新。和谐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生观?周中之在《伦理学研究》2006年第1期中撰文指出:在当代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什么样的…     

张载“诗说”的诠释特色

张载《诗说》的研究现状与其学术价值极不相称,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张载《诗说》以“置心平易,以意逆志”为诠释理念,这在他的三大《诗》论中有充分的体现;以顺天、尊君为诠释内容,这在他说“顺帝之则”、说文王必敬事商纣、说后稷之生中有充分的体现。在诠释方法上,以诗、《易》、“气”说《诗》,此则张载《诗说》独有;以古礼、情理、文理解《诗》,是宋儒解《诗》的常用方法。张载《诗说》并非皆合《诗》旨,却是时代尊君思潮的反映,故而值得研究;其诠释方法并非全都新颖,但这些“陈旧的方法”却参与了宋代《诗》学的共构,故而值得关注。     

政治文明与服务型政府：两种话语链接

刘祖云在《深圳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中撰文指出：当今，“政治文明”与“服务型政府”都是非常重要的政治语汇与学术语汇，但是两者没能实现理论“对话”与“链接”。库恩的“范式”理论给了我们新的启示，据此可以从观念范式层面的价值同构、规则范式层面的制度互动、操作范式层面的机制共建三个学术视角，对政治文明与服务型政府两个热点问题实现理论对接，以寻求学术增殖与学术创新。     

范祖禹《论语说》的诠释特色

范祖禹的《论语说》既具有宋代理学《论语》学的一般特色,不但重视对《四书》的融贯性解读,而且倡导立诚成圣,着力阐发人性论和“礼”与“理”的关系;也有自己的鲜明个性,不但注重引史证《论》,而且重视对经世之学的抉发,因此在宋代《论语》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明清之际《诗经》社会功能的文学诠释

受实用学术思潮的影响,明清之际兴起一种文学诠释《诗经》社会功能的现象。诠释者褒扬《诗经》“直道而行”的“美”、“刺”精神,阐述“变风”、“变雅”以情感人的教化方式,肯定《诗经》绞迫直露的审美风格,探寻《诗》“可以观”的原因,并指出《诗经》与应用文发挥社会作用时有“虚用”与“实用”之别。诠释者诠释《诗经》的社会功能时,注意了“《诗》之为诗”的文学属性,是对《诗经》社会功能的文学诠释。     

知人论世：韩婴诗学的再解读

韩婴诗学不仅在汉初得列官学，而且有《韩诗外传》存世。关于《韩诗外传》著述性质的讨论，无论是司马迁的“推《诗》之意”,还是班固的“推诗人之意”,关注点均在文本意义上的诗学层次，而不是发挥诗义方式上的诗学层次。“诗”与“诗人”的一字之差，其实体现了司马迁与班固在各自经学观下对《韩诗外传》的不同理解，可视为探讨《韩诗外传》相关问题的学术参照。只有着眼于韩婴其人及其诗学系统，将之放在区域文化史背景下作深入分析，才能更加客观地评论《韩诗外传》,并充分认识韩婴诗学的学术价值与历史地位。韩婴质朴的学术品格、分明的处事风格，以及包括诗学传统在内的燕赵地域文化的滋养，对《韩诗外传》的命名、特点、传播等诸多方面确实产生了重要影响。     

再说＂宛平人＂张友鸾

《曹雪芹佚诗疑案》一文已收入《胡子的灾难历程：张友鸾随笔选》,表明“宛平人”即张友鸾之说并非单文孤证。聂绀弩出狱回京后,张友鸾、陈迩冬、舒芜、周绍良都是聂家的座上客,他们还有马凯餐厅等处的文酒之会,当时都热衰于谈论有关曹雪芹的新材料。关于“曹雪芹佚诗”案的学术氛围与时代背景,此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张友鸾在香港《文汇报》所辟“燕山新话”专栏,也着重介绍了启功、杨宪益等在红学领域的真知卓见和独特贡献。     

《左传》与《史记》中齐国田氏家族史料之比较

《左传》和《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都记载了田氏代齐事件，但所用史料几乎完全不同，可以互为注脚。《左传》作者意在揭示遵“礼”爱“民”必兴，僭“礼”失“民”必亡，兴者必遵“礼”爱“民”，亡者必僭“礼”失“民”这两个结论，而以田氏家族史料为其例证之一。《左传》集中选择田氏遵“礼”、得“民”的史料，并记录他人预言以证“礼”“民”与田氏代齐之因果关系，但对田氏遵礼得民以外的史料几乎无记载，忽略了叙事的连贯性，并因预言过多使史料真实性受到质疑。《史记》则注重“通古今之变”之“通”，对田氏家族的发展叙述得很连贯，但对人物活动、语言记载很简略。《史记》没有保存美化田氏的预言，使它在读者印象中更加真实可信。     

推究本原 探求奥义——詹锳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

詹锳先生是当代《文心雕龙》研究的著名专家。他的《文心雕龙义证》《〈文心雕龙〉的风格学》及《刘勰与〈文心雕龙〉》在学术界有重要影响。詹锳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在观念、路数与方法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以“无征不信”的实证精神索解义理，以现代的学术观念发掘古代文论的理论内涵及其价值，自觉尝试探究并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呈现出学术大家成熟的研究品格。     

论“六笙诗”与古《诗》文本

《诗经》“六笙诗”因“有其义而无其辞”,引发了古今无数的讨论。它的篇次莫定，前后不合，难以融入《诗》的辞章编排系统。特别是由它引起《诗》文本编排的变更，所谓由毛公“推改什首”,造成了《诗》的“非孔子之旧”,多与史实不合。这在出土文献海昏侯《诗》、汉《熹平石经》与毛《诗》互证中得到充分证明，并在《诗》文本的学术源流与汉代《诗》学研究中获得有力支持。“孔子之旧”就只有“三百五篇，遭秦而全”的《诗》文本，四家皆无异义。郑玄相关解说的存亡、缘由自相矛盾，反映的只是其笺《诗》所见与注《礼》所用乃不同的另一个《毛诗》文本。其中的“六笙诗”序，不过是其时的《毛诗》学者将《乡饮酒》《燕礼》中用乐的《小雅》的《南陔》等6篇编排到《诗》文本中的新变现象，而不能说是代表“孔子之旧”的古《诗》文本。不包括“六笙诗”,才是“孔子之旧”三百五篇古《诗》文本的实际篇目。     

司马迁“孔子删《诗》”说补证

“孔子删《诗》”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人们在并无充分根据的情况下,竟然长期对此表示怀疑,甚至完全予以否定,这样的学术趋尚显然值得深思。基于对“古诗三千”与“逸诗”稀少、“《诗》三百”与“季札观乐”、“思无邪”、“孔子删《诗》”的权利以及“孔子删《诗》”史书无载等五个方面的文献参证与综合论证,不难发现“孔子删《诗》”是完全可信的。     

论孔子诗学研究的礼用特色

孔子在研究《诗经》时,将诗与礼密切相连。认为诗是“礼”的展示,而“礼”则是诗的规范。孔子对《诗》的礼用功能极为重视,期望以此恢复传统的礼乐之制。     

由西周“乐语”到孔门说《诗》——儒家《诗》学体系的初建

西周是重“声”的时代,其时《诗》是诗、乐、舞三为一体的艺术形式,《诗》的文字内容附着于“乐”而存在,并根据礼仪被用于贵族宴享。“乐语”可被视为最早的《诗》评文字。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现实在导致《诗》乐分流的同时,《诗》的礼用旨归亦受到破坏。对《诗》的应用不再依礼而行,赋诗断章成为潮流。赋诗断章虽有一定的随意性,但同时亦给了《诗》以重新阐释的空间。孔门说《诗》由此而出,孔门学者用《诗》构建了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开启了用《诗》解决现实问题的传统;“兴”这个概念的提出体现了孔门学者重联想譬喻的解《诗》方式。用《诗》与解《诗》是他们对待《诗》的两种基本态度,早期儒家的《诗》学体系即由此建立。     

刘向著述与汉代政治之联系考略

刘向是西汉一代屈指可数的大学者，以其校雠目录之学传名后世，对中国传统学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作为今文经学家，他又主张“经世致治”，为政治而学术，故其著述与当代政治多有密切关系，即使如《说苑》、《新序》之类的“小说家言”，实际上都是有为而发，有感而发，非博物君子的闲情逸趣。本文通过对刘向著述的勾沉索隐，并与史籍参互比证，以求弄清刘向生平行事及其思想的痕迹，从而揭示其学术个性以及西汉今文经学的一般特点     

著述引文注释、参考文献范围应当扩大

除国家《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中规定的必须注释的文献外，还应将范围扩大，坚持《著作权法》作品“不论是否发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的精神和“凡引必注”的基本原则。这有利于学术规范的科学化，倡导学术研究的严谨作风。     

论黄侃《咏怀诗补注》——兼谈阮籍《咏怀》诗的注释

黄侃《咏怀诗补注》突破以史证诗这一传统注释方法,立足于诗句本身阐发诗意,纠正了前人的不少牵强附会,为阮籍《咏怀》诗的注释开辟了一条新路。黄先生对诗歌比兴的见解值得注释者重视。但是,完全抛弃史实,忽略《咏怀》诗以古典言时事的特点,也使得他对《咏怀》诗一些篇章的解释不够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