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介词“论”的形成历史及其语法分析

现代汉语介词“论”来源于先秦动词“论”.动词“论”在先秦时期用在连动结构中,两汉时期“论”所在的连动结构主次动词分化明显,唐代“论”由动词引申出介词用法,宋代以后“论”的介词用法进一步扩展.连动结构是引发动词“论”语法化的句法环境,连动结构的句法环境加之连动结构中连词使用频率的递减趋势为动词“论”的语法化提供了条件.“论”由表示“议论、评论”的实词义到表示“以某种单位为准”的语法义的语法化过程中间经历了“衡量、评定”义的语义演变阶段.频率中“临界频率”的增加也是推动“论”语法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论”的句法功能变化的机制是重新分析,而“论”发生语义演变致使语法意义产生的机制是语用推理.     

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十大新论

邓小平同志对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卓越的理论贡献。本文对其“两手抓论”、“协调发展论”、“四有新人论”、“真正优势论”、“大胆借鉴论”、“不搞运动论”、“最高准则论”、“第一生产力论”、“最大失误论”、“改善领导论”等十大新论，—一作了简述。     

《管子》论宏观经济的国家控制及宏观控制的五大机制

《管子》论宏观经济的国家控制主要有四点值得研究 ,即国家控制系统的功能 ,论决策“七法” ,论宏观控制的五大机制 ,论信息联系———“问”与“观”。本文重点探讨了《管子》论宏观控制经济的五大机制 ,即“衡”、“准”、“流”、“权”、“势”。     

"辨义"即"译意"的本体诠释

从认知和交际功能对等理论出发,对比分析了“辨义论”与“译意论”的译者主体、翻译主体及其间性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所涉及的“语言符号转换”与“意义再生”的层次和维度,旨在揭示高屋建瓴的“辨义论”和条分缕析的“译意论”都是以原文为取向的译意“忠实”论,“辨义”即“译意”,原意是本源。因此“辨义论”与“译意论”一样,对宏观的文化交流和微观的语言转换具有相同的解释力。     

闻一多新诗“诗质”论和“诗形”论的矛盾性

闻一多的新诗“时代精神论”和“新诗无边界论”的“诗质”论直指新诗本性,使新诗与旧诗相区别。是至今仍极有价值的论说。闻一多的“三美”论有相当强的“复古”意味,“音乐美”违背了白话内在的韵律特点,“绘画关”重走新诗初创期弱化诗质文白夹杂的老路,“建筑美”背离了新诗自由的天性。闻一多“三美”的“诗形”论是不成熟的理论建构,且与他的“诗质”论相冲突,这种欠缺和冲突,也恰恰反映了闻一多对新诗文体的深刻认知。     

彻底粉碎“四人帮”炮制阴谋文艺的理论体系

王张江姚“四人帮”在炮制阴谋文艺的过程中,相继抛出了“根本命题”论、“三突出”论、“反对写真人真事”论、“新纪元”论、“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作品”论。为行文方便,我们把这些谬论姑称之曰:“黑五论”。“盗亦有道”,尽管“四人帮”的文艺理论都是一些“肤浅的胡说”,高超的昏话,却也构成了一个庞杂混乱的理论体系。要认清“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反动实质,既需要对“黑五论”中的每个谬论进行细致的剖析,也有必要从整体上对“黑五论”进行总的批判,以便彻底摧毁这个反动的理论体系。     

“元气”论与曹丕“文气”说

先秦“元气”论认为，“气”是宇宙演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天地万物发展变化的根源和动力，“气”也能解释人的生命现象。而到汉代“元气”论被发扬光大了，在“元气”论中，哲学与自然科学进一步交融渗透，“元气”论被借鉴和引进到汉代天文学、医学、音乐学之中，“元气”论被王允引入文学理论也就构成了他的禀气论，曹丕将“元气”论和禀气论融入文学批评，构建了他的“文气”说。     

“日常生活审美化”是美的“泛化”还是美的“异化”

围绕“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美学现象,学术界形成了“泛化”论和“异化”论两种截然对立的立场。如若从美的本质和美的范围这两个方面来衡量,“异化”论比“泛化”论更显合情合理。之所以说更为合情,是因为“异化”论在对美的本质的认识上,体现出比“泛化”论更为执著的人文追求和更为浓厚的人文情怀;之所以更为合理,是因为“异化”论在对美的范围的理解上,比“泛化”论具有更多的学理性。     

习近平关于信访工作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及其时代价值

新的时代迫切要求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习近平关于信访工作重要论述回应了时代需要,有效指引了信访工作。习近平关于信访工作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可凝练为“群众论”“民意论”“监督论”“治理论”“法治论”,它们具有紧密的逻辑联系。习近平关于信访工作重要论述明确了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激发了信访工作者的使命感和成就感,提供了信访工作的行动指南。     

“综合经济基础论”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对“综合经济基础论”与“单一经济基础论”的论争进行了历史考察，对“综合经济基础论”的理论内涵和方法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充分肯定了它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贡献，指出了“单一经济基础论”在理论上的错误和实践中的失败，探讨了“综合经济基础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逻辑联系和理论上的嬗递与发展，揭示了从“综合经济基础论”到“单一经济基础论”再到“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之间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关系。     

为《国家分配论》答疑

我是个“国家分配论”者,各学派论点给我很大启发,对修改《社会主义财政学》教科书,进一步研究财政理论都有很大好处。“国家分配论”是在五十年代末肯定和评议了“货币关系论”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国家分配论”还不完善。这次座谈会不少同志对“国家分配论”提了许多质疑,“再生产决定论”者、“剩余产品决定论”者和“社会共同需要论”者提出了很多看法,从某个侧面讲都有一定道理。“国家分配论”过去也讲过这些侧面的内容,只是“立论”不同而已。这     

钱中文的“审美反映论”论析

建国以来,中国文论界就“反映论”展开过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从当代文论史看,“反映论”曾被盲目崇拜,在新时期又被一些人视为文艺发展的障碍。但是,不少研究者在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了科学的探索,重新赋予了它新的阐释力和有效性。其中,钱中文对“反映论”的阐释很有代表性。他反对简单地、庸俗地、情绪化地对待“反映论”,梳理了“反映论”的含义,在尊重“反映论”哲学基础的前提下,强调了审美因素之于文艺反映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审美反映”的概念。“审美反映”科学地说明了文艺反映的过程、作用,探索了文艺反映的意义和潜力,其“审美反映”赋予了“反映论”以新的内涵。具体来说,文艺反映是审美反映,它有独特的心理结构、动力源、心理定势,因审美介入了现实、改变了现实,并最终体现在文艺作品中。“审美反映论”不但挽救了“反映论”,而且提高了文艺“反映论”阐释文艺现象的能力,还有助于促进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的健康发展。      

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机制模型的构建——基于组织整合理论的分析

在国内学术界,不少学者提出了构建公共危机管理体系与机制的构想,大致可归纳为“制度论”、“经验论”、“公共关系论”、“全面整合论”四种观点。在“制度论”和“全面整合论”的框架内,本文基于组织整合理论,构建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模型,并在模型的基础上对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现状及模型的预期效用进行了分析。     

朱立元著《接受美学》出版

中文系副教授朱立元所著《接受美学》,已作为《新学科丛书》的一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近三十万字的专著对接受美学的发展作了详尽的历史考察,并专门探讨了接受美学的“文学本体论”、“文学作品论”、“文学认识论”、“文学创作论”、“文学价值论”、“文学效果论”、“文学批评观”、“文学历史观”,还以附录形式     

应该为“让步政策”恢复名誉

“让步政策论”的命运可谓悲矣！ “四人帮”横行时,它被扣上了“诬蔑农民革命,美化帝王将相”的大帽子,成为“必须批倒批臭”的反动观点;“四人帮”垮台后,有些同志又说:“四人帮”鼓吹的“开辟道路”论是“让步政策”论的翻版,所以还时常把它揪出来“再批判”。“让步政策”论真是这么反动,这样善变,必须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吗?我始终认为不见得。现在,科学的春天已经来到,是到了正确评论“让步政策”论的时候了。     

论“生存论转向”的哲学表征

“生存论转向”表达了现代哲学的理论自觉。在对传统哲学的“反叛”中，现代哲学正是从“生存论转向”中“坚定出场”。它超越传统的知识论路向，开启生存论路向；摧毁“实体存在论”，开显“生存论存在论”；解构永恒“在场”的“非历史性”，凸显人的存在的历史性。     

中国印度古典诗学中“味”论之比较

从艺术本质上讲,中印两国“味”论从总体上看都属于艺术鉴赏论,都强调了艺术美感的重要性,强调了艺术要经得起玩味、寻味、品味,强调艺术要带给人美感享受。但中国“味”论更突出地强调了艺术的“味外之味”,即艺术美感的多层次性和广泛持久性。而印度“味”论则更强调艺术美感的普遍可传达性、可体味性。从艺术表达的内容和风格上看,两国“味”论都极其重视艺术情感的传达和表现。中国文学一向就有重情的传统,中国诗论也很注重情感传达的论述,而印度“味”论则更是以情为核心,对艺术表达之情进行了条分缕析的研究。但总的来说,印度“味”论更提倡“艳情味”,而中国“味”论则更强调“平淡味”、“冲淡味”。     

论艺术象征

作者在这篇评述西方资产阶级美学理论之一“表现论”的历史的文章中,一方面不得不承认旧的唯心主义的“表现论”已经行不通,另一方面却宣扬了“艺术象征论”,把它说成是“晚近的重大成就”,是“唯一有效和有前途的”。其实,所谓“艺术象征论”,只不过是把现代资产阶级“语义学理论”与旧的“表现论”结合起来而已。作者自己也明白地承认这种“理论”是把旧的“表现论”的两个极端,即“表现”和“意指”,加以“折衷”、“调和”,并且给予“新的解说”罢了。这就可以看出,它在本质上和“表现论”并没有区别,同样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事实上,“语义学派”的“美学观”认为一切艺术仅仅是“象征感情的符号和形式”,从而根本否定了艺术应当反映现实生活。这种“理论”只能使艺术创作走上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道路。     

简评韩非对先秦儒家“德治”学说的批驳

对早在“百家争鸣”时期就已成为显学的儒家的“德治”学说 ,韩非从法家的立场 ,进行了尖锐的批驳。韩非以其“人性自为论”批驳了构成“德治”学说理论前提的“人性善”论 ,以其“德化无用论”批驳了构成“德治”学说核心的“道德教化论”,并以其“道德虚伪论”揭露了“德治”学说的内在矛盾及其在实践中表现出的苍白无力。韩非的这些批驳 ,切中了儒家道德至上思想的要害 ,对于后世指正儒家“德治”的弊端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目的论·因果论·辩证论--中西方传统哲学中的三种秩序论模式

“秩序”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 ,“秩序论”是研究包含“规律”在内的种种有序性的理论模式。哲人历来十分关注作用关系和作用过程的有序性。“目的论”、“因果论”和“辩证论”是中西方传统哲学中的三种主要的“秩序论”模式。“目的论”认为 ,外在的或内在的合目的性是作用型秩序的“核心”与“本原”。“因果论”主张 ,因果关系是作用型秩序的“核心结构” ,因果链是决定一切事象生成演变的“本原秩序”。“辩证论”强调 ,矛盾双方的相反相成是作用型秩序的“核心结构” ,辩证规律是一切事象生生不息的本原秩序。目的论和因果论倾向于单向度的作用型秩序论 ,辩证论则建构了双向度的作用型秩序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