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开气候制度之结——"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探微

公平原则构成了气候变化国际法上"共同有区别的责任"的逻辑基础.按照公平原则,各国应"基于影响和能力的区别"而承担不同义务.从积极环境权角度虽可证成基于人均排放量的"有区别的责任",但只有区分生存排放与奢侈排放并确立生存权作为最基本的人权,才能为之提供更坚实的法理基础.各国"有区别的责任"是在定性而非定量上的不同.     

论气候变化国际立法对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发展与挑战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是国际环境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各国有保护全球环境的共同责任,但又需承担有区别的责任.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议定书为主要内容的气候变化国际立法充分体现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要求.基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特殊性,气候变化国际立法对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发展的同时也提出了挑战.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     

论国际立法对当代环境问题的整合原则

当代全球范围内的环境问题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如环境问题的经济化、政治化、全球化.针对新的特点,国际社会在进行环境立法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确立了一系列新的法律原则,这些原则主要有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无害使用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国家环境责任原则,控制污染物越境转移原则,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加强环境领域的国际合作原则,优先考虑并积极支援发展中国家原则等.     

碳交易国际管理制度的理论梳理

建立在"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基础上的碳交易国际管理制度,由于工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责任分配方式上存在严重分歧,从而难以实现国际环境公约的预期目标。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激励的无约束力减排计划将有助于碳交易国际管理合作。     

环境利益分配论批判

要求对环境利益进行平等分配是环境正义论者在环境危机,地球达到或接近极限,自然资源紧缺的状态下提出的.目前持有环境利益分配论的学者,如温茨、基斯等人多以罗尔斯正义论为依据要求平等分配环境利益,然而根据法学领域对“环境”性质的界定,环境具有整体性特点,属于全人类所共有,环境的人类整体性最大的特点就是环境所带来的利益是“人类的共同利益”,是不可分割的.公共利益的实现应在限制私利、遵循“污染者负担、损害者补偿”以及“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上,平等但有区别地进行环境保护的义务分配而实现.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刍议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最终没能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其主要原因可归结为是否坚持及如何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一项较新的国际环境法原则,由于各国对本国短期利益的考虑不同,对该原则的实施存在不同看法。应在理论层面明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法律约束力,建立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的具体条款和操作制度;在实践层面多方促进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生态文学与"生态人"的亲和性生存体验

生态文学的亲和性关系不仅针对人,而且包含对自然与环境,或以亲和的态度与方法融通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生态和谐关系,进而展示对人的生存活动的亲和性与意义.生态文学活动要塑造具备亲和性活动状态的"生态人","生态人"在现实生存境域中总是要倡扬一种生态精神所激发的生命体验,以基本的做人准则塑造生态人格."生态人"的人格构成既要内存一种包容精神,还要激发人们的生态责任感.生态责任既是个体及自我的责任,更体现着人类责任,其目的指向必然是明晰的,表现出一种节奏化、韵律化、诗意化且可持续性的目标指向.     

中西文化视野中的"物化"范畴

作为哲学术语的"物化"的流传归功于卢卡契,它和黑格尔的"对象化"、马克思的"异化"是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而作为中国的"物化",则来源于庄子."物化"的内涵东西方差异是非常巨大的,但对科技时代却有着不同的借鉴价值.     

"政府治理"理念与大学生就业机制

"政府治理"是政府履行大学生就业责任、完善大学生就业机制的重要政策措施."政府治理"与"政府管理"是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强化大学生就业机制运行过程中的"政府治理"理念,绝非回归政府或计划或行政手段对大学生就业的统治和包揽,"政府治理"的原则应体现出人才资源的统一性、创业政策的激励性、就业机制的预警性、就业目标的战略性.     

论南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

不断增加的南极科考、旅游和渔业等人类活动对南极环境造成损害或构成损害威胁,因此有必要建立南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现行责任制度强调预防优先,以是否采取反应行动为承担责任的标准,要求营运人承担严格责任,但这只是一个阶段性成果.由于南极条约体系在输入正当性上的内在缺陷,现行责任制度存在适用范围不广和保护力度不强等问题,尚未实现全面保护南极环境及生态系统的目标,需要在未来进一步完善,我国应加强研究,积极应对.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全”、“都”和“全都”

从实际语科出发，详细分析了“全”、“都”和“全都”用法的异同，总结了它们各自适用的场合。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境界”与“意境”——《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辨析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内涵,学界普遍以王国维是"中国意境论的集大成者"而把"境界"等同于"意境".通过对两概念的统计和辨析可以看出,两者不能等同,王氏对"意境"的使用仍不出传统诗学范围.而从<人间词话>中"境界"使用的频次、内涵、结构、思想资源等方面和意境比较,则王氏"境界"说有二层大的内涵,一是境界的本意,即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这一层意义是意境不具有的.二是境界在意境的范围之中,但境界是意境的高级阶段,有境界必有意境,而有意境未必有境界,境界是在意境的基础上融入格调、无功利之真、堂庑气象等元素之后一个更高的原则和标准.<人间词话>在文论史上的意义是"境界"说,而不是"意境的集大成".     

从关系到关系资源--对丁村、胡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实地调查

本文将研究视角放在微观层次上,选择关系资源为分析路径,同时结合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动力分析,拟以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形式,来探析农村社区阶层分化逐渐发生、发展的过程,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特别是以安徽为典型形态的中部地区农村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探讨转型期关系资源与农民阶层分化的关联,并将就实地调查中所获农民阶层分化的具体情况,探析"关系"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向关系资源转变的过程,分析关系资源在农民阶层分化中扮演的角色,对这一微观层面的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并尝试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为相关社会决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