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性"与儒家传统

“圣性”是儒家用来指称成就超越人格即圣人的内在根据 ,虽然“圣性”这个概念在儒家的概念系统中始终没有正式提出过 ,但是对它的探讨却与儒学史相始终 ,与“圣人”一起构成儒家价值观的核心所在。儒家对圣性的探讨经历了一个长时期同时是充满了不同见解与矛盾的过程 ,心体与性体的纠葛是儒家对圣性理解的最终关枢。     

中西政治差异的文化渊源与影响

中国传统政治是以圣人为核心的圣人政治,西方传统政治是基于社会契约的契约政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圣人是理想和价值的体现,因此形成了“圣人为王”的政治传统,这个传统逻辑地预设了圣人的万能和常人的无能,常人需要圣人的指导,按照圣人的意图来生活,常人没有自己的权利,需要“圣人”为民做主,因此它无法形成民主思想。与儒家的圣人政治形成对比的是西方的契约政治,它基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形成了一种平等与民主的政治传统。这是中国社会政治的追求方向。     

政治生活中的君子与圣人--《论语》三章镜诠

儒家学说自其创立之时,就以理想人格的成就为旨归,此理想人格即是君子和圣人。但儒家并不以君子人格的养成为最终目的,而是进一步指向了政治生活的实践维度。我们通过对《论语》中“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孔子使子路问津”和“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三章的文本诠释,来凸显儒家德性与政治之间的内在关联,指出“天命”为君子人格提供下学上达的形上根据,并奠定了理想人格的逻辑基础,提示儒家君子人格走向政治生活的必然性(天命的召唤);孔子与隐士对政治生活的不同态度体现了儒家理想人格的现实追求;圣人“无为而治”一方面呈现了理想人格的治世方式,另一方面也突显了德性在政治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     

试论先秦时期儒道圣人观念的差异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黑暗,战争频繁,促使先秦诸子开始探索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各家的圣人观念由此产生,儒道两家的圣人观念有诸多不同,儒家的圣人追求仁人志士的精神境界,重视社会伦理道理,重义轻利,主张通过"修已安人"等方法成就圣人人格;道家的圣人追求隐士仙客的精神境界,反对仁义道德,主张通过"坐忘"、"心斋"、等方法成就圣人人格.     

儒家圣人政治与西方契约政治比较

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以圣人为核心的圣人政治,基于社会契约的西方传统政治是契约政治。在中国文化中,圣人是理想和价值的体现,因此形成了“圣人为王”的传统,这个传统逻辑地预设了圣人的万能和常人的无能,常人需要圣人的指导,按照圣人的意图来生活,常人没有自己的权利,因此无法形成民主思想。与儒家的圣人政治形成对比的是西方的契约政治,它基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形成了一种平等与民主的政治传统。这是中国社会政治的追求方向。     

论孔子儒家政治思想

孔子儒家政治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影响巨大而深远。从历史发展上来看,儒家起源于治国安邦的政治活动。儒家的古代圣人是伟大政治家,儒家传承周代国家治理的礼乐文化。孔子儒家关注社会人生,担负入世参政的使命。对于政治,孔子有非常全面深刻的思想。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中,孔子儒家政治思想不断传承发展。在当代中国,许多政治理论和实践也和儒家思想有内在联系。     

略论先秦儒家的"诗教"理论与实践

《诗经》素被尊为“六经”之首。“以诗为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附》教传统形成与确立过程中,儒家早期代表孔子、孟子、荀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儒家的“持教”理论与实践既体现在他们高度重视《诗经》的政治伦理内涵和社会教化功能,又体现在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正确认识、理解和评价《诗经》的伦理原则和审美原则。从而对后代中国“待教”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墨子》词汇谭概

墨家学派的开山鼻祖墨翟,是挺立在战国时代文化巨人之林的一位伟大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述尧舜,陈仁义,禁攻暴,止淫用”(汪中《墨子序》),“执俭确之教”,“意显而语质”(《文心雕龙·诸子》),在诸子中独树一帜。墨子针对当时“侵大国之地,耗小国之民”,“劫人以甲兵,威人以众强”,“灾害加于诸侯,劳苦施于百姓”(《墨子后语下》)的社会政治现实,提出救世治国的政治主张,建立起墨家思想体系而成为显学,“其在九流百氏之中,惟儒足以与之相抗,自余诸子,皆非其比。”(汪中语)。     

郭店楚简《五行》篇中的“圣”和“乐”

原始意义的“圣”是具有神性之圣的概念,后来才逐渐人文化。郭店楚简和马王堆帛书的五行篇,是告诉我们“圣人”成为儒家的最高偶像之前的原始模样的重要材料。五行篇的“圣”是超越人道而领悟天道的要谛。“圣人”是超越人类世界能够到达天上世界者。不过五行篇中出现的“乐”是为了完成德而领悟天道的阶段,只有五行得到统一和谐调才能享受。唯有“圣人”才能享受真正的“乐”,而且圣人是被看作和神一样通过音乐享受快乐的人。从早期强调快乐的圣人逐渐儒家化开始,快乐的因素逐渐丧失,人们只强调“乐”的道德因素和政治功能了。     

中国古代"孝治天下"的历史反思

自汉代以降,儒家“孝治天下”的政治原则逐渐演化成为以孝选官、以孝施法、以孝求忠、以孝训民等一系列制度化的行政措施或施政行为。纵观中国古代“孝治天下”的施政历史,不难发现,以“孝”施政在巩固封建皇权、维护封建王朝长治久安统治秩序的同时,也给封建社会带来了政治上或道德上一系列不良的社会现象。这些涉及朝廷人事铨选、司法刑律、官德伦理以及孝教训民方面种种不良社会现象的产生,表明封建国家“孝治天下”施政原则有其严重的政治弊端与道德缺陷。     

圣、圣王与圣人——儒家“崇圣”信仰的渊源与流变

在中国上古宗教文化中,"圣"的原初意义是听闻神命,"圣"人乃是通神之人。随着"绝地天通"的宗教和政治改革,"通神而圣"的身份为王者所垄断,王者成为"圣"王。春秋以降,伴随"圣"的德性化改造,儒家塑造出新的"圣王"与"圣人"。在王权政治下,对"圣王"的神性肯定与德性要求、道与势的冲突与调适,构成了儒家崇圣信仰的内在紧张。随着"圣王"理想的现实失落,儒家的"崇圣"信仰历史地落到"圣人"身上。     

循天理以成人礼 促平民得成圣王——程颐平民化圣王治世哲学

程颐隆礼重法的平民圣王治国理想深受其理学思想的影响。由于北宋时期道学沦丧、圣人自身所具有的治世品格及平民成圣三者的共同作用,平民化圣王治世才得以可能。程颐理学视域下的圣人具有尽理、设教、清者之量和中和之气等道德品格。但是,圣人在治理国家时并非依托圣人气象的感召,而是依靠理学视域下的礼法并重的观念治理。礼主要包括治国之礼、祭祀之礼、礼与民心等方面,法主要包括三王之法、使民之法和无位治世等内容。程颐的政治哲学＂理想国＂是以圣人、天理为根基,以礼法制度为内容,以民心、民愿为根本的理想国家。     

郭象的圣人观

为了系统考察西晋著名玄学家郭象的圣人观哲学内涵，对相关文献进行检索和分析。分析认为：郭象的圣人观融合了儒道二家对理想人格的看法。圣人是得到了自身之“性”的人；圣人是“无往不可”的“无心”之人；圣人是跟随时世而不断变化的人。具有了“内圣”之性，自然能够成就“外王”之事。郭象的圣人观反映了其融合名教与自然、主张用道家的自然情性来规范和补充儒家之纲常名教的思想观点。     

谈《周易》的行为教化作用

《周易》对于人生行为的教化意义,是《周易》文化精神中的一个重要内核。以"天人合一"的基本原则对社会人生的敦淳启喻的教化作用,是这种哲理思想的生动的社会显现,也是《周易》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核。《周易》还进一步从道德教化的范畴,提供了一个"圣人"教化的遵循模式。《周易》中的"圣人"明显带有中国文化的特色,是由中国文化的独特精神所决定的,"圣人"与"天"的和谐一致,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至善至美至真的境界。此外,《周易》还提出了个人自我道德约束的行为准则。     

儒学平民化的一次尝试——论泰州学派王艮的“百姓日用之学”

王艮出身平民,不是完全的学究型学者,所以他对于儒学的思考也是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入手,提出了他自己的＂百姓日用之学＂,强调圣人之学就是百姓日用之学,人们只需在其日常生活中体贴良知之天理,离却日常生活,无道可明。他的这一思想是儒学平民化的一次尝试,为儒学从少数精英学者之事向天下百姓皆可为之之事的过渡,为儒学在社会生活尤其是普通民众中的实现和普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先秦儒家学说中“抗拒证伪”因子对信仰危机的化解

先秦时期,儒家的政治实践与教化实践都遭遇了挫折,但仍能保持"显学"的地位,并未出现严重的信仰危机。这是因为其以宣讲成圣成贤世俗福音的方式,与民众"战乱中寻求庇护的心理"相契合,以历史的讲述作为工具消除了民众对儒家学说可能产生疑虑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都起着"抗拒证伪"的作用。最后,在与历史类比思维相合的同时,强化了抗拒证伪的效果,从而消除了其可能遇到的信仰危机。然而,对信仰危机的消除也阻碍了儒者对其学说自身的反思与改进。这是儒家学说在先秦始终未能在政治上有进一步建树的原因之一。     

"成于乐"是儒家最高的人格理想与政治理想

在儒家思想里,"乐"指快乐,也指音乐、以音乐为代表的宽泛的艺术."乐"对培养人格理想和实现政治理想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乐"代表了儒家最高的人格理想和政治理想.     

"和"与儒家传统精神

认为"和"是中国传统儒家的基本精神,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去寻求整体的和谐、共生、共长。"和"的儒 家精神之特质从3方面得以体现:作为至德的"中"道;作为价值判定的"直"道;作为和谐共长的"生"道。儒家、 "和"的思想在今天有着重要的意义。     

"技艺与德岂可分两事":唐顺之之实学及其转向的思想史意义

从明代中后期开始,学术思想界开始出现将儒家的道德哲学与经世意识相结合,"体用并重"、"内圣外王兼治"的思想趋向,并形成涌动一时的实学思潮.在明代学术思想的这个嬗变历程当中,唐顺之的学术思想及实践,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尤其是唐顺之"道器不二"、"技艺与德岂可分两事"的实学思想阐述,在赋予形下意义的"技艺"之形上理论说明的同时,也使得原本在儒家意识中处于紧张的"德"与"技艺"得到了缓解,在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也构成了他在思想史中的特有意义.然而此后唐顺之的思想又发 生了转向,转向于专注于儒家为己之学的内在探求,从而展现了儒家思想在走向近代之途中的困境和局限,而这也是唐顺之学术的另一层的思想史意义.     

汉代中前期的政治结构与"霸王道杂之"的政治意义

汉初到汉代中期政治结构的变迁,为汉代中期“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思想的调整提供了可能。所谓霸王道杂之,即在统治思想上儒、法并用,其实质是以法制为内核而“缘饰以儒术”。它既从思想上强调大一统的统治秩序,又从行政运作上兼顾依法行政原则。这一国策实施的结果是使政治清明、政治通道通畅、统治思想得以理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