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彭寅翁本校异类例

元代彭寅翁所刊《史记》本为见存两种《史记》三家注本的最早刊本之一,其文献学价值自不待言。安平秋先生云：“这部彭寅翁本《史记》在版本研究和学术研究上具有独特的、无可替代的价值。”（语见其所撰“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史记》影印说明”,线装书局,2002年）最为扼要中肯;张兴吉先生更以所著《元刻（史记）彭寅翁本研究》（凤凰出版社,2006年）为之发皇。此本之优劣短长益以明白,殆少幽隐。今以此本与今日通行之中华书局点校本相校,窃冀能对点校工作稍有“添砖加瓦”之贡献。     

<史记>"孔子生年"索源

自异载孔子生年之《史记》问世,二千余年孔诞之争不决;然,《史记》“鲁襄公二十二年”者,何所据源,诚当考辨析明之。考《世本》载记孔子生年说,纯系子虚乌有。至今所见文献,可为《史记》“孔子生年”载记之源者,惟公、谷二传《春秋》耳;不过司马迁之误解《春秋》历纪,乃助后世曲纪孔子生辰千有余年矣．     

关于武则天重用酷吏的几点看法

对武则天重用酷吏,史学界普遍认为应当否定。有的说,武则天是“千古未有之忍人”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9《武后之忍》);有的说,她是“居心疑忌,秉性残酷” (岑仲勉《隋唐史》第十三节《武则天之为人》);还有的说,酷吏的“专权跋扈,横行不法,主要是得到武则天的支持。” (郑宝琦《关于武则天的评价问题》,《上海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一期)我认为,仅仅看到这些是不够的,还应看到武则天对酷吏有一个利用、抑制、打击和对冤枉者平反昭雪的全过程。而且,酷吏也确实打击了恣行暴虐的门阀士族势力,对庶族地主的上升以及社会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就这些问题,谈几点看法。     

"知道"是"知"的今义吗?

《史记·李将军列传》“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一句中,“知”的词义即是“知道”,这是“知”的古义,也是一直沿用至今的意义。那种认为“知”古义只是“深知、熟知”或“了解”,“知”的今义才是“知道”的认识,是一种误解。     

四种明翻刻宋黄善夫本《史记》辨

建安黄善夫所刻的《史记》,是历来学者公认的宋代名刻之一,上海涵芬楼《百衲本二十四史》即据此刻本影印。黄本《史记》,合集解、索隐、正义为一书,卷首集解序后有“建安黄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双行木记,目录后有“建安黄氏刻梓”篆文双行木记;宋讳缺笔至惇字。考宋光宗赵惇,兼讳敦、弴、錞、鹑等字,可见此书当为南宋中叶宁宗庆元至嘉定年间(1195至1224年)刻本。     

《老残游记》清官批判思想之探源

刘鹗自称 :历来小说“有揭清官之恶者 ,自《老残游记》始”。其实 ,《老残游记》对清宫的批判 ,一源于司马迁《史记》以及历代史书中的《酷吏传》 ,一源于李贽评点杨慎《党籍碑》之文章。李贽“君子而误国”、“清官之害大”的思想 ,以及对程朱理学的非议 ,对《老残游记》影响最为显著。     

《史记》与《通鉴》的“鸿门宴”文法评比

1、《通鉴》“鸿门宴”取材于《史记》“鸿门宴”,个别处取于《汉书》“鸿门宴”.三种“鸿门宴”的文法,各有长短;相形之下,以《史记》之一种为上.本文就《史记》与《通鉴》的“鸿门宴”文法,试加评比,庶有助于加深对《史记》“鸿门宴”的理解.     

六朝后期《史记》版本的一次重大变化——六朝写本《史记》"散注入篇"考

裴骃《史记集解》的注文散入《史记》本书,是六朝后期《史记》版本的一次重大变化,由此产生一种新的《史记》版本形式———百三十卷夹注本。六朝写本裴注《史记》残卷《张丞相列传》、《郦生陆贾列传》,是最早的夹注本实物遗存。考察两残卷中散置的注文,可知原本八十卷的《集解》注释体例为“标字列注”,变为六朝写本“散注入篇”之后,不仅于裴注原文有所增损改易,而且注文散置混乱,无规范。但由于散注者的目的在于方便阅读,尽管被分拆散置后的注文已非《集解》之原本旧式,然裴注的内容仍基本保存。从裴注的散置状况来看,六朝写本与宋刊本及今本并无大的变化,传世《史记》版本之源,殆可追溯至此。     

傅增湘与《百衲本二十四史·史记》成书

在《百衲本二十四史.史记》底本筹划选取上,傅增湘向张元济力荐黄善夫本。在搜求善本的同时,傅增湘对该书的辑印多方相助,最终促成佳刻,为《百衲本二十四史.史记》的成书作出了重要贡献。     

先入为主的主观体认--三驳所谓"孔子作《春秋》传"

孟子、董仲舒、司马迁等大力推崇《春秋》,而姚曼波、王世舜教授认为《春秋》“漏洞百出”,“颠倒黑白”,孔子所作不应是《春秋经》而是“《春秋》传”——《左传》,并且认为这是“意义重大”的发现,其实是出于《春秋》由经降史所生的误解。成见在胸,欲完成这项“神圣的”工作,于是“遍考秦汉典籍,找不到一条孔子作《春秋经》的坚实依据”。实则所作“考证”充满主观臆断。董仲舒“引经文而称孔子”,则认为董“偷天换日”,“移花接木”,把《左传》调包为《春秋》,这是连当时的皇帝都无法做到的事。又曲解《史记》,声称《史记》“以孔子作《传》”,实则望风捕影,把自己的成见强加于司马迁。经学史上的客观事实,不会因为后人不理解和拒不承认而不存在。自以为“廓清了千年迷雾”,实则制造了混乱。评价历史、人物而没有历史观点,必定陷于谬误。     

《韩非子》的“道德之意”与“法术之治”

《韩非子》“法术之治”的思想,一向被认为是建立在它的“皆挟自为心”的人性论基础之上的。但是,不能忽略的是,《韩非子》的这个思想还有另外一个理论依据,这就是它的“道德之意”。《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中曾明确说:“韩非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综观《韩非子》,它的“法”、“术”,     

《史记》与《周易》经传

《史记》与《周易》经传关系密切,最早由近代学者刘师培提出。他写过《司马迁述〈周易〉考》。其中说,“史迁谙明《周易》”,“史迁曾以甄明《易》义为己任”。由于此文重点在于考证西汉学者说《易》的真相,关于《史记》与《周易》经传的关系犹未深论。刘节教授著《中国史学史稿》,明确指出《史记》对于《易传》历史观“有继承关系”;并说“谈、迁父子的哲学思想,主要的是出于《易传》”。但是,关于《周易》经传的方法论如何指导《史记》的编撰,尚未论及。木文从这方面考察司马迁的《史记》。一谈司马迁的史学方法,不能不提其父司     

《玉海》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宋人著作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之一

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系学术价值最高的《史记》古注之一。宋人合刻《史记》三家注时,以《史记集解索隐》为本注,以《正义》为增注附刻其内。编刻者为减少与《索隐》注文的重复,对《正义》删削独多。自《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风行于世,单本《史记正义》遂湮没以至失传,明人已无缘复睹《正义》全貌。20世纪初叶,日本泷川资言从传入彼邦的《史记》古本栏外标注,手辑《正义佚存》一千余条,后散入《史记会注考证》相应《史》文之下,自谓"略复张氏之旧"。然而宋人吕祖谦、王应麟、胡三省等人著作中大量征引单本《史记正义》,泷川均未寓目。笔者从王应麟《玉海》辑得所引《正义》105条,其中67条为《史记》三家注合刻本所遗佚。这批《正义》佚文对深入理解《史记》文义甚有价值,尤其是所引张华《博物志》,为解决司马迁生年疑案提供了确切的文献根据。     

秦汉"小儿医"略议

为了探讨秦汉时期“小儿医”方面的医学成就,通过文献梳理、解析的方法,研究认为:《汉书.艺文志》“经方十一家”著录《妇人婴儿方》;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中可见针对“婴儿索痉”、“婴儿病间(痫)”、“婴儿瘛(瘈)”的病方;张仲景著《金匮要略方论》有《小儿疳虫蚀齿方》、《救小儿卒死而吐利不知是何病方》等;《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关于名医淳于意的事迹,涉及二十多个病例,其中有医治“婴儿小子病”的记录;华佗医治的病例中,也有儿科疾病。看来,有学者以为“中国传统医学中的幼科或儿科,初萌唐宋”的意见,可以有所修正。     

中华书局校点本《史记》校读札记

中华书局校点本《史记》是目前人们研读《史记》的权威文本。近日,笔者取民国年间张元济校勘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史记》（以下简称“百衲本”）与之对校,见二本或有异文;现取《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以下简称“《校补》”）、《汉书》、《资治通鉴》等文献以资参证,就异文中可商之处草成数则,不当之处,祈方家指正。     

宋人对《史记》的研究

宋人对《史记》的研究俞樟华宋人在《史记》研究史上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大量刊刻《史记》，使《史记》的流传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二是首开《史记》评论的风气，为后代《史记》研究开辟新的领域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宋代，刻印的《史记》版本甚多，有官刻的，...     

《魏公子窃符救赵》疑义辨析两题

《史记·魏公子列传》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一是“俾倪”一词究竟是描摹谁的表情举止?二是侯赢自刭的原因何在?现不揣浅陋,提出来就教于方家.一、俾倪者是朱亥而非侯赢每读《史记·魏公子列传》,总是被迎侯生一节的传神描写所吸引,同时也为“俾倪”一词究竟是描摹谁的表情而困惑。现行《史记》标点本及各种选本,虽然标点有所不同,但“俾倪”一词系表述侯生的情态却是一致的,《辞海》、《词源》中的“俾倪”条也不例外,     

“竟陵版”《茶经》的善本形态与出版源流

“竟陵版”《茶经》是明嘉靖二十一年所刻的最早的《茶经》单行本.对其仅存的北京国图本(柯乔本)、台湾“国图”本、北大本、杏雨书屋本的四种善本形态进行了比较,并结合其附刻对“竟陵版”《茶经》的出版源流进行了追溯:“柯乔本”为监察御史柯乔授意西塔寺刊刻并由鲁彭、童承叙承揽的官刻本;台湾“国图”本、北大本是续用了“柯乔本”原雕版的私人刻本;杏雨书屋本是“竟陵版”《茶经》的万历续刊本.鉴于“竟陵版”《茶经》的底本为“百川学海”丛书本中所录之《茶经》,将“柯乔本”和“百川本”中的《茶经》正文进行了比较,发现“柯乔本”刊刻同时参照过“百川本”中的“华珵本”和“左圭本”两种版本.“竟陵版”《茶经》是历代《茶经》刊行的祖本,在《茶经》流变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程公说与《春秋分记》

眉州丹棱（今属四川）人程公说所著《春秋分记》九十卷,是宋代《春秋》学的重要著作。《春秋分记》在体例上借鉴了《史记》的纪传体,而又有所创新。颇为珍贵的是,《春秋分记》配有十四幅古地图,是名副其实的“图书”。《春秋分记》注重阐发“《春秋》大义”,全书贯串的“大义”集中体现为“大一统”与“尊王攘夷”,并且希望能够“经世致用”。《春秋分记》自淳祐三年（1243）刊刻以来,历代公私书目均有著录。今世所见《春秋分记》的唯一版本是《四库全书》本,而《四库全书》本系宋刻影抄本。     

读史戋札

囊年读史,每心有所得,或觉词义艰涩,辄手记之,积稿亦累累.十年动乱中散失大半.今重检剩简,名之曰“戋札,盖一得之虑云尔.史记“史记”一词,原指史书所记,并非书名,《史记·六国表序》及《天官书》提到“史记”的地方都是此意,《汉书》亦同.颜师古注《汉书·五行志》所提“史记”说:“此志凡称史记者皆谓司马迁所撰”,是不对的.《汉书》称迁著书为《太史公百三十篇》.称《史记》是后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