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章程与公司法关系的合理框架

公司章程是公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法是市场经济社会重要的民商法之一。公司章程与公司法的合理框架应是“融合互动性和矛盾冲突性”,对此的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公司章程在新《公司法》中的效力及其适用范围

我国新《公司法》尊重意思自治的理念,凸显公司章程的效力。新《公司法》分别从对公司内部组织关系、经营行为的效力和对外的效力两个方面予以规定,同时明确了公司章程的效力范围,准确界定了设立协议和公司章程的关系以及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公司章程的规定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公司章程修改的法律限制

公司为适应经营环境的变化通常要适时修改公司章程。各国公司法都允许公司章程自由修改,出于公正的要求均在公司法中对修改施加一些基本限制。一般公司法限制公司章程修改的主体,要求公司章程修改须经过特别决议通过,公司章程变更后应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公司章程修改还可能存在特殊情形,这就要求:公司章程修改不能影响特别股股东的权利,不能完全排除公司法的适用。     

试论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交往模式

本文通过对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分析研究,从公司法的三大品格和公司章程的三大价值入手,以企业成本为视角构建了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三种基本交往模式,以期达到对公司、市场行为体系的运作和发展在理论上的基础指引和解释说明作用.     

股份公司章程限制股份转让的经济学分析——兼谈《公司法》第138条之完善

股份自由转让权是股东的一项初始权利,在法律未禁止的情况下,股东可以以之与股份公司交易,由公司章程限制股份转让,从而形成新的更有效率的权利安排。公司章程限制股份转让应以提高效率为目的,并应具有合理界限。我国公司法中关于股份转让方面的规定存在结构性的缺陷,应遵循经济逻辑予以完善。     

论公司法强制性规范与公司章程自由

公司法中强制性规范的适用不可约定排除或变更。与补充性规范、赋权性规范相比,强制性规范适用时公司章程自由最小。公司章程虽不能偏离公司法中的强制性规范,但却可以将强制性规范明确化、具体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扩展强制性规范。     

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的解释方法探析

随着新《公司法》的实施，公司的股东根据法律的授权，可以越来越多地制定“个性化”的公司章程，但是，对于如何解释存在争议的章程条款，在实践中却无章可循。文章认为公司章程的解释首先应当厘清公司章程中股东约定的具体制度的适用条件；其次应把握好公司章程规定的具体制度中整体内容的构成，对公司章程中相对必要记载事项的理解产生冲突时，应当适用《公司法》的一般性规定进行解释，对章程中任意记载事项的理解产生冲突时，应当适用《合同法》的解释规则进行解释。     

论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的法律性质

公司章程,是有限责任公司存续之必备要件,是公司组织和活动的基本准则,其之于公司正犹如宪法之于政治国家一样重要。在法律性质上,作为一种主要规范股东相互之间关系的法律文件的有限责任公司章程既具有契约性又具有团体性,但其契约性较团体性更强,因而公司法应对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作较为宽松的规范,以充分尊重和保护股东的自由意志,从而充分发挥有限责任公司的独特价值。     

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若干问题研究

在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过程中,发起人是必要条件之一。新公司法出台后,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英美法系中的发起人含义与大陆法系不同,我国公司法应明确发起人的形式要件,即在公司章程上签章。关于发起人的资格,我国公司法应规定其任职的消极条件,同时课以信托义务。     

公司违反章程规定对外担保的效力研究——以《公司法》第16条第1款的适用为分析背景

确定公司违反章程规定对外担保行为的效力,要考虑公司章程的公示效力、交易当事人的审查义务、《公司法》第16条第1款的规范性质等。《公司法》第16条第1款的规定使得公司在对外担保时,应根据章程规定的机关作出决议并受章程规定的数额限额约束成为法律要求,具有公开宣示的效果。违反公司章程规定的公司对外担保行为是否有效,原则上取决于其违反的是否属于公司根据《公司法》第16条第1款针对对外担保所制定的章程规则。     

政策偏差研究:回顾与展望

政策执行与预期的不一致长期以来吸引了大量研究。文章对关于中国当下政策偏差的研究进行总结,区分为宏观结构和微观行动两个层面,分别进行评述。从宏观层面看,中央—地方、国家—民众关系是最主要的分析框架,条块分割、考核困境、政策适用和民意传导四个问题成为解释政策偏差的基本出发点。从微观层面看,基于不同的行动者假设,如追逐私利、推卸责任和关系先在,出现了利益分化、监督不足和网络匹配三种解释理论。最后本文认为未来可能的研究生长点在于引入历史维度,将文化因素纳入分析之中。     

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法理基础

公司是一种最典型、最重要、最有活力的企业组织形式。其合理的制度设计,尤其是公司机关权力的分立与制衡机制是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的源泉。这种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之所以能够在公司制中确立,则有其深刻的法理学基础。本文从企业法人财产权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公司内部的多元利益格局与公司内部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内在契合性等方面对其进行了分析。     

成也镜像，败也镜像——评拉康哲学之失

拉康哲学以悲观极端的方式从反面证明了马克思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总和的论断.但他的理论忽视了实践机制对人意识形成的建构作用,也没有对他者的来源和本质作出合理解释;由于其理论辩证性的缺失,将意识的建构单向绝对化,导致其理论座架没能走出主客二分的近代哲学构架,并隐含着价值悬设.事实上个体意识对人类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是"小我"和"大我"在社会历史场域中的实践关系.     

关于公企业概念与国企改革的探讨

公企业是西方国有经济的基本组织形式之一,政府在公企业设立、资源获取、资产管理、人事安排、财务管理及重大决策中的权利义务均由公企业的单独立法加以规定。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是遵循了公司化改革路径,国有企业被置于公司法基本框架下,政府与国有企业形成股东与公司的基本关系。但在这种法律关系框架下,国有企业特定公共目标的实现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并可能引发国家权力与法治原则之间的潜在冲突。本文认为,我国应根据国有经济所处的不同领域采取分类改革思路,在特定领域的国有企业改革中适当借鉴西方公企业形式。     

经济利益格局对当代中国人际关系和谐的影响

经济利益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关系.一个社会的人际关系能否和谐,从根本上来说是要看这个社会的经济利益能否公平合理地分配,即经济利益关系能否协调,经济利益格局能否平衡.当代中国贫富分化严重,利益矛盾集中,不平衡的利益格局出现,不同利益集团形成,强势集团影响力增强,弱势集团被边缘化.这些情况都程度不同地影响到人际关系和谐.因此,健全利益调节机制,缩小利益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就成为有效协调各种利益矛盾、促进人际关系和谐进而促进社会和谐的关键.     

我国高校学生管理中的法治缺失与重构

高校在实施管理过程中,由于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容易在维护各自权利的情况下产生高校与学生间权益冲突。高校管理制度,将起到调整学生和学校间利益关系平衡的作用。在权益产生冲突的情况下,如何权衡两者关系,做出合理判断,是实现高校制度重构的重要基础。     

业务线关联性对物流企业组织架构的影响

从物流企业组织架构创新的实际问题出发,分析了各业务线之间重要的业务关联关系,提出了把握每个关联关系价值的最合适的机制,得出了业务线关联性对未来组织结构的影响。     

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国际比较

医疗保险制度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之一,事关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如何加强和完善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和谐社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对日本和德国的医疗保险制度模式及其改革趋势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医疗保障水平应和一个国家的国情相适应,政府应积极承担医疗保险的相关责任,特别是对农民健康保障的责任；要积极深化卫生体制改革,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强化社区卫生服务和初级卫生保健,构建合理的医疗费用控制机制,积极完善医疗保险法律体系和相关制度建设,规范医疗保险各行为主体的行为。     

地方政府合作中政治与法律结构耦合的生成——基于社会系统论的视角

随着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提出与城市群建设的发展，地方政府之间必须就公共事务展开横向合作。当前，地方政府合作面临着跨区域行政权行使缺乏法律依据、区域协同立法受权力配置制约、权力有效性缺失、政策执行不力等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政治与法律之间的相互掣肘。在系统与环境的解释框架下，政治与法律是各自以权力与立法为核心的功能分化的社会子系统，彼此之间以政府间行政协议为耦合渠道，在维持界分的同时又形成特定的联系，为解决系统内部的矛盾提供方法与途径。地方政府合作中政治与法律结构耦合关系的生成，为地方政府合作中行政权的运行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可以促进法制功能不断完善。     

劳动力成本对地区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劳动力成本具有二重性,对企业而言是成本,对劳动者而言则是收入;它既是成本支出,又是激励手段。劳动力成本是积极成本,不可与其他物质要素成本等量齐观。当前我国劳动力成本的激励效应显著且存在区间性,劳动力成本对劳动生产率是"激励不足",还是"过度激励",抑或"合理激励",取决于劳动力成本所处的区间。1999—2007年间,我国地区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力成本显著正相关,其激励功能处于加速阶段。现阶段应大力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职工工资水平,以高收入推动生产效率的提升,实现较低的相对劳动成本,在保持劳动成本优势的同时,扭转国民收入分配不断恶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