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多元化反贫困政策: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政策的有效衔接

扶贫开发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国农村反贫困的基本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二者在反贫困的宏观目标上具有一致性,而在具体的政策概念、价值、对象、性质和目标上又存在一定的差异。国家提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体现出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变迁。目前两项制度衔接在试点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政策对象识别和动态管理落实困难、衔接成本高、政策的负向激励与公平性不足等。从政策要素的角度出发,国家对农村反贫困政策的设计和实施应注重理论逻辑和运行模式创新,对关键性政策细节作出明确具体和可操作性的规定,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力度尤其是对两项制度衔接的投入,有效发挥社会组织以及贫困对象的积极作用,并注重政策的协调性、持续性和完整性。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和扶贫对象的动态管理机制研究

随着当前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衔接试点工作的不断深入,我国农村反贫困事业进入了"两轮驱动"的历史阶段。利用好两项制度有效衔接这一历史机遇来杜绝传统扶贫政策"养懒汉"的逆向激励效应是当前扶贫开发面临的问题之一。本文试图建立一个针对贫困对象的动态管理机制,在对其管理上做到有进、有出、有帮扶、有约束,从而最终克服传统扶贫政策的逆向激励效应。     

连片特困区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衔接绩效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六盘山特困区两个县的数据

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衔接作为我国反贫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减贫效果和政策优势逐步显现,但制约两项制度衔接绩效的影响因素仍未消除。 文章选取六盘山连片特困区具有典型贫困特征的定西市两个县作为研究样本,借助 NVivo11 分析软件,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两项制度衔接绩效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贫困人口识别、政策评价监督、干部队伍建设、部门之间协作是核心影响因素,政策精准及政策执行系核心影响过程。 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优化两项制度衔接的相关对策,以期助推衔接过程更加合理运行。     

扶贫开发与农村低保衔接研究:一个文献述评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扶贫开发政策和农村低保制度实现有效衔接（简称“两项制度衔接”）是推进精准扶贫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性条件。通过对两项制度衔接相关文献的梳理,研究发现学界主要从顶层理念和衔接实践两个逻辑层次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究,但在研究深度与广度上都有待拓展,即在研究方法上应尝试运用定量研究方法,研究区域上应着重考察集中连片特困区,研究方向上应侧重于对衔接效果的评估体系及其应用研究等。最后,研究认为两项制度衔接实践是社会保障与扶贫开发联动扶贫的“先行军”,社会保障与扶贫开发联动扶贫是我国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主要路径选择。     

西部开发中的有关应用理论问题

有限性、事物本质上的“零和”关系和相互关联,使我们既不能“同时拥有世界上最美好的东 西”,也“不可能只做一件事”---修路推动了脱贫但造成对山区环境的破坏,游牧民定居则潜伏着生态危 机,道路使生境分割、破碎进而使野生生物面临灭顶之灾,绿洲的繁荣导致了外围的“生态断层”并加速荒 漠化,改善民生的各项“惠普政策”也带来了对生育的刺激。西部开发要应对的问题大多是必须通过缩减 规模方能从根本上解决的非制度、非技术问题。因此,应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在指导思想上由 “问题-对策型”向“对策-问题型”转变|进行政策协调、综合决策并优化总体政策效应|坚持“系统内解 决”,缩减人口规模,并在反贫困中不向自然转嫁危机。     

农村低保对农户脱贫的影响及政策效应研究

2016年对甘肃14个贫困村的农户的脱贫效应的实证结果表明,总体上低保对农户脱贫没有显著影响。效应评价分析表明,低保虽有效缓解了低保样本的贫困广度和贫困深度,但对整体样本作用甚小,且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贫困群体的收入差距,其脱贫效率较低。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目标、衔接、设计、机制等方面对农村低保制度改革提出了建议。在精准扶贫背景下,为有效发挥低保"兜底保障"的功能,扶贫开发和低保政策应从"衔接"到"统一"过渡,将低保保障线和贫困线"两线合一",精准定位于"补差",为2020年后"后扶贫时代"的到来做准备。     

确保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效果的制度文本与实践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下文简称“低保”)作为一项影响深远的民生工程,发挥着“兼顾公平”和“维护基层秩序”的重要功能。自农村低保实施以来,国务院、民政部颁布系列旨在推进低保制度规范化的文本。然而,这些制度文本除了给政策执行者带来工作困难、提供抵御外界干扰的制度保障外,也遇到了自身带来的反规范化问题。低保申请、公示和民主评议等制度文本的实践表明,只有在国家制度设计者、地方行政者和民众三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才可能真正推进低保制度规范化建设,确保低保功能的正常发挥。     

我国环境基本国策之检视与展望——基于法定主义的规范分析

我国环境基本国策经历了“政治和政策范畴”到“宪法和法律范畴”的历史转型，应坚持法定主义，防止和祛除“领导人化”、“泛政策化”、“随意化”、“部门化”等弊端。已经“入法”的环境基本国策分别是“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其中后两者有待整合到前者上来，统称为环境基本国策并加以重新解读。“水土保持”的基本国策化之路已经走向政策终结，应充分发挥其他基本国策环境保护的规范功能。“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入法”有三大理由和意义，应摒弃传统“方针条款”理论，合理借鉴“制度性保障”和“宪法委托”理论，并将其效力拓展至所有国家公权力，从而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国家目标条款”，以强化国家环境义务之履行。     

扶贫开发与农村低保衔接的政策执行偏差及其矫正——基于复杂政策执行的“模糊—冲突”分析框架

文章基于复杂政策执行的“模糊—冲突”分析框架,分析了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C县两项制度由虚假衔接向实质衔接的转变历程。扶贫开发与农村低保是贫困治理复杂政策中的两项子政策。脱贫攻坚初期,两项制度由于高层级模糊性与冲突性呈现为象征性执行,并由于高协同模糊性与冲突性而表现为虚假衔接。随着贫困治理体系化程度的提升,中央政府通过建构“顶层设计冶削减两项制度的协同模糊性与层级模糊性,并通过强化地方政府的层级性权威弱化了两项制度的协同冲突性与层级冲突性,最终推动两项制度迈入实质衔接。由于“高位驱动”的行政政治化扮演着关键角色,协同模糊性与层级模糊性的削减相对滞后,两项制度的实质衔接仍需深化。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内涵与哲学意蕴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经验相结合而形成的理论创新。它包含生态文明“兴衰论”、生态文明“两山论”、生态文明“民生论”、生态文明“和谐论”、生态文明“共同体论”五重理论内涵,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全球生态治理和世界人民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扶贫机制建设

针对当前在世界反贫困领域内不同程度存在着的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现象，提出除了利用政府、市场机制之外，还必须寻求社会机制。论述了中国非政府组织在扶贫攻坚阶段扶贫机制构建的必然性及实然状态，包括参与机制、瞄准机制、传递机制、项目管理机制、监测与监督机制、合作与交流机制，同时指出了中国建设非政府扶贫机制的策略选择。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研究

为准确分析建立脱贫长效机制面临的重大问题,对精准扶贫战略决策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涵进行分析,探讨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推进思路。基于脱贫攻坚进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包括贫困人口存在自主脱贫意愿薄弱、贫困地区社会经济自主发展条件较差、社会保障政策对贫困人口的激励性不足、部分贫困地区相关产业扶贫投入与产出比率未达到预期水平等,研究认为,需要政府和企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融合发展来改善贫困地区内生发展条件,提升贫困人口自主脱贫能力,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扶贫绩效激励机制和脱贫考核退出机制;已脱贫地区要分梯次、分阶段推进重点工作转移,扶贫政策和工作体系向常态化转型,保障贫困地区扶贫工作持续、高效推进,形成扶贫开发的长效机制。     

精准扶贫的元要素聚焦与整体治理路径

举全国之力开展精准扶贫,业已成为当前农村建设发展的重点工作。但从全局看,精准扶贫中仍存在政策消解现象增多、项目制扶贫的负面效应凸显、脱贫主体面临短缺与流失的挑战以及区域协同合作比较匮乏等碎片化难题。破解当前困局,需要尽快聚焦精准扶贫的元要素,既要大力联合脱贫主体,积极构建扶贫产业,同时也要促进扶贫政策耦合,加速区域协同扶贫。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一方面,通过整体培育脱贫主体与人才,并以资源整合促进扶贫产业发展,为精准扶贫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也要通过政策合并构建扶贫政策圈,同时统筹扶贫的区域合作治理,为精准扶贫营造良好环境。     

绿色扶贫:基本内涵、演变逻辑与实现路径

绿色扶贫是绿色发展与扶贫开发有机融合的新扶贫发展理念,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绿色扶贫区别于传统的扶贫理念,具有保护性、可持续、内源性和共享性的新特征,其本质就是以资源与环境承载力为前提,探寻贫困地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纵观中国扶贫开发历程,绿色与扶贫不具有天然的联系,中国的扶贫开发模式是一个从“输血”到“造血”再到“绿色发展”的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绿色扶贫的发展也经历了“绿色”与“扶贫”相分离、“伪绿色”扶贫、“浅绿色”扶贫和“深绿色”扶贫4个阶段,其背后的逻辑实际上是“绿色”与“发展”相融合的过程。在新的历史时期,通过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构建完善的绿色精准机制,大力发展绿色经济、重视生态补偿和生态移民手段的应用,加强扶贫领域反腐力度,实现绿色与精准的有机结合,是绿色扶贫战略有效实施的关键,促使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走出一条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全面提升的中国特色绿色扶贫之路。     

农户感知视角下的扶贫政策成效评价与优化路径

对扶贫政策成效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估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础性工作。以湖北省来凤县后坝村为个案，通过农户视角对生计资本的改善、可行能力改善、经济脆弱性改善、经济包容性改善、地理资本改善、社会排斥降低状况等方面的扶贫政策成效进行了感知性评价。研究发现：扶贫政策成效总体比较显著，扶贫政策在改善村域发展能力和机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提升农户个体发展和改变地理资本方面效果还需进一步提升。从强化培育贫困地区内生发展能力的政策导向、健全贫困个体生计资本方面的政策体系、加大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配套条件建设支持力度和进一步激发制度优势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扶贫政策优化建议。     

精准扶贫与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现代化

从历史的长时段视角来看,“精准扶贫”是中国国家减贫治理体系因应新时期减贫形势变动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代呼唤”所做出的战略调整,也是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提升的过程。其突出特点在于以“减贫大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政府、市场、社会三种机制、三种资源,将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发挥与全面深化改革相结合,系统性地改善贫困地区、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动能。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基本方略,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经历着密集的调整,在信息汲取能力、政治保障和制度保障能力、综合回应能力、资源动员能力以及政策执行能力等诸方面都有显著提升。在未来的脱贫攻坚实践和共同富裕征程中,中国国家减贫治理体系将不断完善,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     

论我国农村女性的生计能力减贫

女性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女性发展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贫困人口性别差异广泛存在,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促成了贫困人口的女性现象。女性贫困治理是全球减贫战略的重要内容,基于女性生计能力的减贫治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农村女性生计能力提升是我国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战略关注的重点,可行能力理论、性别红利理论、赋权增能理论可以构成我国农村女性生计能力减贫的理论基础。当前,农村女性生计能力减贫面临着家庭内部性别不平等、文化水平性别差异、公共空间社会排斥等社会环境的约束。提升农村女性生计能力,不仅是女性发展的核心,也是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关键,更决定着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性。     

精准扶贫长效机制的法治路径研究

中国精准扶贫事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长效不足的问题。扶贫权力的"双刃性"、扶贫活动的"正外部性"和贫困主体的"弱势属性"是精准扶贫长效不足的重要原因。作为一种现代化、规范化的贫困治理机制，依法治贫有助于扬弃扶贫权力的"双刃性"，缓解扶贫活动的"正外部效应"，改善贫困主体的弱势属性，因而能有效保障精准扶贫的长效发展。但同时，当前依法治贫也面临着精准扶贫的法律供给不足、扶贫权力运行的实施体制滞后、社会参与扶贫的激励机制低效、贫困主体的民生权利虚置等问题。因此，研究建议：完善精准扶贫的法律规范体系、优化扶贫权力运行的法治实施体系、健全多元主体参与的法律激励机制、构建贫困主体的民生权利体系，使扶贫活动在法治框架内规范运行。     

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研究

金融扶贫是贫困地区顺利脱贫的重要手段,在分析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基础上实证研究了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的关系变化,结果表明:金融支持与扶贫政策对农村脱贫具有显著积极作用;在扶贫政策的影响下,金融支持对农村脱贫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变化趋势,在东部地区不存在显著脱贫效应,在中西部地区金融支持的脱贫效应显著存在。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扶贫力度,因地制宜推动区域间金融体制改革,深化金融发展在农村扶贫脱贫过程中的政策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