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文革”叙事论略

莫言的＂文革＂批斗叙事分主体、手法和时间三个方面。主体上,一是叙事人,二是叙事视点。手法上,一是荒诞,二是嘲弄和否定。时间指批斗时间的选择。在＂文革＂后仍然存在的人民公社时期的饲养室及完整地保留着＂文革＂期间面貌的文化旅游村和肖上唇及洪泰岳的形象描写上,莫言主要批判娱乐＂文革＂、消费＂文革＂及＂后文革＂极左势力。莫言的＂文革＂叙事可在两个方向上解读：一类极尽荒诞之能事,以超出常人理性与接受范围之外,意在揭露＂文革＂的反常与病态,另一类并不声嘶力竭,甚至也不有意点明。能指与所指的并构以及张力空间保证了莫言在＂文革＂叙事上的批判高度。     

《聊斋俚曲》中语气助词“啊”、“呀”的使用及其关系考察

在现代汉语研究中,一般认为语气助词＂呀＂是＂啊＂的语音变体,但在近代汉语中,＂呀＂却有着相对独立的语法地位,直到清代才被逐渐纳入语气助词＂啊＂音变的轨道。同时,从比况助词＂也似的＂到＂呀似的＂、＂那似的＂、＂哇似的＂的词形变化中可以发现,在汉语史上存在从＂呀→啊→呀、哇、哪……＂演变的语音链条,＂呀＂存在丢掉韵头音变为＂啊＂的语言事实,因此我们不排除＂呀＂为＂啊＂一个来源的可能。     

“文革”数词略语探析

数词略语是"文革"语言的一大构词特色,对"文革"时期的数词略语进行统计分类,进而对其语言特色和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其研究不但能够帮助我们加深对"文革"语言的认识,而且能够增强对"文革"文化和社会的了解。     

新时期以来“文革”影像书写的艺术风格研究

新时期以来,＂文革＂影像书写的艺术风格异彩纷呈,融合了中国几代导演的影像探索与追求。电影里巧妙地运用了蒙太奇技巧,并分别营造出流动的情绪诗境、史诗风格的情境和超然的光色意境,导演将独特而深刻的思想内涵寄寓其中。一定程度上,＂文革＂影像多元化的诗意风格以及别具匠心的蒙太奇技巧,都彰显出中国传统艺术含蓄美的特征,使＂文革＂历史的反思意境深远,极其耐人寻味。     

“文革”宣传画的性别传播研究

＂文革＂宣传画可以划分为＂革命斗争＂、＂生产建设＂和＂教文卫体＂三种类型。这些类型都从各自的功能出发,服务于新中国建设发展的国家主义实践。＂文革＂宣传画最大的特征是其对样板戏艺术形式的借用,它作为一个功能主义的表意能指,服务于国家主义及其革命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文革＂宣传画功能主义的性别传播具有以下三大消极特征：1.它表现的是一种革命化的性别和无性化的宣传;2.革命、生产、建设这样的实际功能遮蔽了性别生态的多元显现;3.画作中隐藏的国家女性主义本质上是以国家、阶级和单位替代以往的父权和夫权。     

“义”“利”的对立与统一——朱熹的义利观辨析

朱熹释＂义＂为＂心之制,事之宜＂,并认为＂善善恶恶为义;＂其＂利＂则有＂自然之利＂与＂贪欲之私＂两个层面的涵义。在＂利＂的＂自然之利＂的意义上,＂义＂即＂利＂,两者有着高度的统一;在＂贪欲之私＂的层面上,＂义＂＂利＂的价值诉求则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因此,＂义＂＂利＂之间乃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而就朱熹的义利观所具有的超越历史局限性的普遍意义而言,它对于今天的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文革”语言的研究对象及其反思

从当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文革"语言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政治领域中的语言、文艺作品中的语言与日常社会中的语言。"文革"政治语境决定了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的文化心理与思维方式。"文革"语言的斗争思维对人们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并且形成了社会生活中普遍的语言暴力现象。重建友好、和谐、文明的语言环境需要破除政治社会文化中二元对立的斗争思维与你死我活的仇恨心态。     

方光焘先生语言学思想探微——《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读后

《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不仅有着对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某些重要学说精准的把握和恰当的评价,更为重要的是,其体现出来的语言学思想中包含着方先生基于对各种理论的融会贯通而形成的一系列超前于同时代学者的汉语研究观念。因而,加强对方先生等前辈学者语言学思想及汉语研究观的探讨,不仅有利于客观地评价中国的理论语言学史,对我们今天科学地展开汉语研究尤其是汉语语法研究也有着重要的启发价值。文章从＂历时和共时的相互关系＂、＂语言和言语的区别及相互联系＂、＂‘广义形态’论＂三个方面对方光焘先生的语言学思想展开了初步的探讨。     

从本体论到主体论：“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话语误读

＂新批评＂理论家韦勒克提出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这一对重要的理论范畴,＂内部研究＂指的是对文学作品＂语言结构＂的研究,＂外部研究＂指的是对文学作品＂经验事实＂的研究。这对范畴传入中国后,从理论内涵到功能意义都发生变异,引起了划分标准、作家归属和读者归属的误读,中国文学批评实现了从文学本体论向文学主体论的过渡,引发了中国文论的＂向内转＂。     

韩汉人称后缀“- /者”、“- /家”的构词及语义功能考察

派生法对丰富一个语言的词汇系统和第二语言词汇习得及教学,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者＂和＂- /家＂是韩汉两种语言中构词能力很强的人称后缀,其使用频率高于其他词缀。通过对二者的对比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构词方面,汉语比韩国语构词方式更为丰富,派生力也更强;在语义功能上,韩国语的核心附加义比汉语丰富,韩国语＂- ＂与汉语的＂-者＂和＂-家＂对应;从语体附加义考察,二者在[＋知识专业]义上共同获得[＋尊敬]属性,而韩国语＂- ＂在[＋能力]义上,汉语在[＋性向]义上具有[＋尊敬]属性。     

“文革”时期版画图式探析

"文革"时期的版画受特殊政治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因着其自身的特质因素,形成特定的图示语言。对"文革"版画的红海洋、漫画化、高大全、文字标题四个方面的图示特征进行了研究与探讨。     

“XX门”族词的语言学解读

流行语＂XX门＂的频繁使用不仅是一种流行的文化现象,而且对汉语语言体系产生深远影响。通过对＂XX门＂族词全景式的语言学解读,系统了解其构词特点、句法功能、语义演变的认知机制及其语法化倾向,为接触语言学和英汉语言对比研究提供更充实的语料。     

“X族”构式的认知机制分析

构式语法认为构式是语言运用的基本单位,随着汉语＂X族＂表达式的流行,＂X族＂已然成为一个能产性颇高的构式。而学界对短语构式却缺乏关注,本文从构式角度分析＂X族＂的构式特征及其认知机制。＂X族＂为嵌入式的短语构式,具有构式完型效果,指别共有X行为特征的人群;认知机制上,＂X族＂构式主要涉及认知隐喻和转喻、以及社会、认知与语言的互动。     

"文革"时期的语言变异--以《战地新歌》歌词为例

语言随社会共变,而词汇反映社会的变动最敏感.在现代汉语发展过程中,第三阶段十年"文革"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十年"文革"给语言造成的冲击既猛烈又彻底,然而也最短暂.歌曲属于文化的范畴.在那场以"大革文化命"为主要表现形式之一的"文化大革命"中,歌曲照例被打上了特殊时代的烙印.本文主要以<战地新歌>的歌词为例,讨论"文革"时期的语言变异现象.     

世纪之交的中国语言生活——“语言与传播”丛书述评

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语言与传播＂丛书是新世纪以来展示我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建设成果的一个窗口,也是语言生活研究的重要成果。全套丛书可以分为理论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研究,语言生活现象研究,语言应用专论等七个方面,记录了我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发展的历史和经验,具有一定的探索创新性和实际参考价值。     

神话视野下的古希腊竞技文化

古希腊竞技文化与古希腊神话有着密切联系,从古希腊神话视野出发,可以看出,＂力＂与＂美＂是其审美追求,竞争是永恒主题,＂利＂则是其价值取向。     

汉语和日语中“的”字翻译方法对比

汉语和日语中都有＂的＂这个字。尽管是同一个字,但在各自语言中的意义和用法不同,其性质及其作用是大不一样的。汉语中的＂的＂使用广泛,可以说无处不在,或许是被重复使用最多的一个字,日语中的＂的＂则更多地在某些抽象的科学领域里使用频繁,并且发挥着独特的功效。因此,从事汉日两种语言翻译时,明确其各自的用法及不同点,是做好翻译工作的一个必要前提。     

“狗”的负面义及其在汉语中的生成新论

以往研究认为汉语中＂狗＂的负面涵义是汉文化民族性的体现,但比较汉、法、西等十五种语言可以发现,＂狗＂在语言中普遍有负面义,且都集中在相似的范畴小类,具有词义衍生类型学意义。从汉语含＂狗＂词串负面义的发展情况来看,狗的负面涵义非原生,它的生成符合人类文化史发展的总规律,其具体激发因素复杂,是文化发展共性和不同民族、阶层的社会斗争差异性表现相结合的产物。     

从原型理论看“火”的汉语成语及其翻译

原型理论是自然范畴的一种理论,是建立在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和神话学等多学科理论基础之上的,近年来已被证实为认知科学发展中最有成果的理论之一,并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但从原型理论系统地研究＂火＂的汉语成语及其翻译的论著,尚属罕见。本文试图借助原型理论,从概念意义、内涵意义和联想意义三个方面,对＂火＂的汉语成语及其翻译进行归纳分析,旨在探讨原型理论对＂火＂的汉语成语创造性的影响力,以及＂火＂的汉语成语形成的原型基础,期望有益于＂火＂的汉语成语的英译研究。     

“很＋NP”结构的三个平面分析

＂很＋NP＂是现代汉语中特殊而常见的结构。在现代汉语的实际使用中,＂很＋NP＂结构已经由一种特殊的评议现象逐渐成为汉语中的一个常用结构,其适用域及使用频率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