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形象:影响因素与塑造途径——以群体性事件为视角

群体性事件暴露了地方政府在运作过程中积累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塑造良好的地方政府形象,增强政府对于公众的魅力指数,可以缓和甚至是化解政府与公众间的摩擦,有效避免事件的发生和遏制事态恶性发展。这成为地方政府在当前群体性事件多发的压力与困境之下,为实现社会的稳定有序,推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选择。     

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研究

公安机关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担负着保护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任务,在群体性事件处置中的作用也不可或缺。本文从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理论入手,对其概念、特征进行界定,进而指出当前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若干建议,以期公安机关能在以后工作中更好地处理群体性事件,完成为人民服务的使命。     

群体性事件刑法规制的限度研究

以刑法规制群体性事件必须注意刑法适用的限度。在刑法规制的前提限度上,应注意群体性事件的性质限度、行为程度限度和参与角色限度。在刑法具体适用上,刑法规制群体性事件的典型方式是处理聚众性行为和“祛群体性”本身。在刑法规制的效用限度上,刑法并不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完美方式,即便刑法可以达到较好解决群体性事件的目的,基于群体性事件本身的影响及其发生的多原因性,刑法只具有最后的适用限度。     

重大群体性事件源头性成因探析

当前,我国既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又处于多种矛盾叠加的社会敏感期,受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群体性事件特别是重大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成为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往往带来严重的财产损失、人员伤亡和政府公信力下降等问题,唯有找准其发生的源头性成因,才能对症施治,有效防止其发生,降低社会成本。本文着重就重大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源头性成因进行深层次探析,希望对重大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所裨益。     

论网络舆情对高校群体性事件的影响

近年来,网络舆情已经成为影响高校群体性事件发生和演变的重要因素。它往往成为直接引发高校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间接推动高校群体性事件恶性化发展的“催化剂”和阻碍高校群体性事件得到有效解决的“绊脚石”。为了应对这些影响,应当构建高校网络舆情预警机制,加强高校网络舆情的正确引导,建立高校群体性事件的网上、网下联动应急处理机制。     

医患冲突群体性事件中政府的角色失当及纠正--以“南平医闹事件”的解决过程为例

医惠冲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是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在医疗领域的具体体现。政府作为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护者,在协调解决医患冲突中应发挥主导作用,但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医患冲突群体性事件,政府行为不尽如人意。以“南平医闹事件”为例,分析事件发生过程中政府的态度和行为,指出政府在解决医患;中突事件中存在角色失当行为,建议政府通过依法行政维护医疗秩序,促进医患关系和谐发展。     

农村基层干部的法制教育及角色定位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渐爆发出来,大量群体性事件甚至暴力事件的发生,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可以说,当前维稳的重心在基层,提高基层干部处理群体性事件和社会矛盾的能力,将矛盾解决在基层,这对于农村的稳定至关重要。这其中,如何切实有效地对农村基层干部进行法制教育及角色定位,如何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是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素质和应变能力的一项重要途径。     

社会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的法理思考

当前群体性事件暴露了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所隐藏的一些深层次危机。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在于秩序控制模式下,基层官民博弈力量的严重失衡;深层次原因在于政府偏离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科学定位,导致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严重受损。走出当前群体性事件困境的最终途径在于厉行法治。     

群体性事件与我国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

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当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相当复杂,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而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的弊病,无疑成为促成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政治因素。为此,加快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提高政府公共管理的效率与责任性,加快官僚体制的改革,确保权利运行法制化,推动信息公开和建立多元沟通机制。使政府能够更好的提高执政能力,有效应对和缓解群体性事件,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     

我国群体性劳动争议的诉求与处理路径

对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出现在网媒报道中的225起群体性劳动争议事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群体性劳动争议中劳动者的利益诉求高于权利诉求;争议过程中存在着暴力冲突;工人集体维权的意识提高但搭便车现象多;少数群体性劳动争议发生之后引致了集体谈判;工会在事件处理中扮演的角色有限;政府对群体性劳动争议的理性定位和积极介入有助于事件的解决;除理论界和实务界,以微博为代表的网媒成为劳动维权的阵地。因此,有必要从工人、工会、企业、政府和网媒五个角度给出处理群体性劳动争议事件的路径选择。     

传媒对两次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的比较

文章通过比较传媒对禽流感疫情与非典型肺炎的报道,指出面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传媒的报道有明显进步,在报道时效、传播渠道、报道内容、传媒与政府的协同性等方面有了较大的提高。并进一步提出信息公开、提高政府部门应对能力、建立传媒与政府良好的协同关系等,将有助于处理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     

突发性公共事件中政府应对能力

近年来,我国发生了一系列的突发性公共事件,突发性公共事件是在一定范围内突然发生的具有强烈冲击力和巨大影响力的重大事件,往往需要政府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加以处理。目前我国政府在应对突发性事件的活动过程中,需要加强政府信息公开,规范对媒体的监管;建立健全突发性事件预警管理机制;提高政府公关能力建设,最终达到在突发性事件中从容应对。     

留守经历大学生的生活事件、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以安徽省某理工科高校为例

目的:了解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生活事件、 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方法:采用大学生心理健康量表(SCL-90)、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和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CSQ)对868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留守组大学生的心理问题检测率高于非留守组大学生;(2)留守组大学生SCL-90总分、及各阳性症状因子分均...     

风险社会中的危机处理机制

现代社会的偶然性、矛盾性、不确定性越来越大,风险事件越来越多,风险在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日益深刻地影响人类社会。风险固然可怕,但更为可怕的是缺乏应对风险的社会机制。“非典”的蔓延提醒我们:面对各种风险要建立相应的危机处理机制和信息发布机制;促进民间社会的发育,使民间与政府合作共同化解风险;风险的全球化表明,国际合作是风险社会中处理危机事件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保证。     

论政社关系视域下的治理现代化——基于4类群体性事件的研究

群体性事件的频发以及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需要重新思考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实现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现代化以增加政府合法性和增强社会活力。通过构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当前中国四类群体性事件进行阐释。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强政府与弱社会的关系格局只是宏观的概况,微观上则呈现为具有自主性、自利性和独立性的强势基层政府与弱势的社会,正是因为基层政府的强势,而引发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因此,政社关系视角下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现代化应从治理行为、治理主体、治理机制、调解层次以及考核评估等五方面着手。     

协同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创新模式

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工业污染向其他一些地区转移,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引发环境群体性事件。利益多元化的今天,发生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企业和民众三个主体产生利益冲突,在博弈过程中没有达到利益均衡。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是政府的一大难题,亟需寻求利益相关主体参与协同治理。因此,建立一套协调治理模式是必要的：需要构建政府与民众从博弈到合作的模式;需要构建政府与媒体的合作模式;需要建立政府与环保NGO合作模式。把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利益相关者,政府、企业、民众、媒体和环保NGO协同起来,形成一种合作联动关系,共同参与治理,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起来。     

和谐校园构建中突发事件应对机制研究

高校突发事件应对机制的建设是和谐校园建设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突发事件周期性发展的一般规律,把高校突发事件形成过程划分为潜伏期、爆发期、处理期三个阶段。通过研究高校突发事件每个阶段的特点,确立相应的预警机制、应急机制、善后机制,进而建立较为完备的高校突发事件应对机制。     

政府信息沟通存在的障碍及其创新路径——基于群体事件的语境分析

近年来,随着群体性事件数量的不断攀升,破坏性也与日剧增,已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亟需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来治理从而改善和维护政府的公共形象。然而,由于信息沟通机制的不健全,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沟通梗塞,使得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成效深受局限,而通过再造政府内部体系以及拓展外部沟通渠道的“双维”路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政府处置群体性事件理应具备的沟通能力。     

技术风险的防范与管理:政府公共管理的重大课题

技术风险作为风险社会的重要风险源,是政府公共管理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对技术风险的防范与管理体现了政府的职能以及政府对公共安全、社会民生的管理。从创新技术安全理念、加强技术安全制度设计、建构政府共同体、推行管理联动机制等方面来提升政府应对技术风险的能力,使技术安全发展,真正造福社会公众,是当代政府防范与管理技术风险的优选之路。     

危机管理的理论困境与范式转换——兼论我国政府应急管理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就当前国外危机管理现状而言,危机管理依然存在着管理体制上的集权与分权、危机沟通上的公开与封闭、管理路径上的归纳主义与演绎主义的理论困境和实践难题。与此同时,政府危机管理也逐渐实现了从应对危机到管理危机、从政府管理到政府与社会共同管理、从民族国家管理到国际合作管理的范式转型。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我国政府应急管理制度必须在管理意识、管理模式和管理重心等方面进行创新,以全面提高我国政府应急管理的能力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