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为词”辨

"以诗为词"是宋人对苏轼词的批评,辨明"以诗为词"之涵义,必须回到宋人的语境之中。对"以诗为词"正本清源之辨析,首先是一个文体学的问题。许多学者认为:是否合燕乐歌唱就是词与诗根本不同之所在。这个划分标准的不科学在于把格律和音乐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如唐声诗合燕乐歌唱,却是诗;南宋部分词不可歌,却是词。诗词之辨实质在于教化与娱乐。诗言志,其功能目的为政治教化;词言情,其功能目的为声色娱乐。唐代词体尚未独立,与诗体混淆是一种必然的现象。针对这一阶段的曲子词创作,不可以使用"以诗为词"的概念。晚唐五代词体完全成熟,词体特征得以确立,"以诗为词"的创作随之发生。从冯延巳、李煜、晏殊、欧阳修之词作中,皆可寻觅"以诗为词"之痕迹。苏轼填词时时以柳永为靶子,融诗体于词体,努力追求一种新的审美风格,"以诗为词"创作进入新阶段。"以诗为词"拓宽歌词表现范围,成就歌词新的审美风格,对歌词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同时,"以诗为词"淡化或取消文体的独立性,该文体存在的意义同时被淡化或取消。即:"以诗为词"是一把双刃剑,得失并存。     

“诗余”说在明代的流行与新变

诗余说虽出现在宋代,但由名转实则在明代,并在明代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呈现新义,或追溯其源头到六朝乐府,或标榜其言情的特质。诗余说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诗本位论,以诗的标准权衡词的得失,在明末清初人们认识到词并非诗的取代文体后,强调它在形式上与诗稍有差异,在内容上并无太大变化,因此以诗余界定"词"已无必要。     

北宋词人诗词一体观成因脞论

北宋词人"以诗为词"创作观念之形成,与作家政治沉浮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政治险患中泄情之需,使其不自觉放弃"词为艳科"观念而走上"以诗为词"的抒情道路,另一方面,党争政治背景下,作诗实际存在的风险,也使他们自觉改变传统观念而"以诗为词"。     

诗言志 词缘情——浅论姜夔诗词思想内容之异

词从诞生之日起,就与诗有着明确的分工,文载道,诗言志,词缘情,这种风尚在姜夔诗词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即便由于时代等原因而引志入词,姜夔仍力求词的当行本色,因而其诗、词思想内容各有侧重。其主要表现词多写恋情,忧民忧贫之情只见于其诗;词中多咏物之作,诗中多亲情酬赠之作。这种不同主要源于其对诗词分工的认识。     

论李煜“以诗入词”的方法

李煜是晚唐五代"以诗入词"运用得最多、最好的词人,其点化前人诗句,每每能别出心裁,真正地为己所用。李煜"以诗入词"的手法多样,大致可以分为"新瓶装旧酒"法"夺胎换骨"法和翻案法。降宋前,其"点化之笔"往往因袭源语诗意,于细微处加以规模,情感内容上未脱"小家子气",境界不够宏大。降宋后,李煜将故国之思与人生之慨融入词中,其点化往往突破源语的束缚,情感与思想都有较大的开拓。可以说,李煜的"以诗入词",归根结底是指向"情"的,即本于内心的真情实感。李煜点化之笔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他的词是诉衷的心曲,是生命的歌咏,是人类共同情感的真实书写。     

清代词学的诗学化

清代在词学史上被称为中兴时期 ,清代词学是宋代词学的发展 ,却又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即在总体上表现出诗化的色彩。这就是清人分析词学问题注意探讨诗词的同源关系 ,揭示诗词两种体制间的共同本质 ,以诗的创作规范来要求词表现诗所表现的内容 ,运用诗所采用的表现手法 ,创造诗所标举的艺术风格     

"以诗为词"与词体文学的雅化--论苏轼词与"雅词"的关系

“以诗为词”是人们对苏轼词创作的基本认识 ,但“以诗为词”与词体文学的发展及其与“雅词”的关系怎样尚需深入讨论。苏轼以写诗的态度进行词体文学的创作 ,从内容上将当时尚属俗文学的词体文学纳入传统雅文学的范畴 ,以词来写士大夫文人在诗歌中所表现的思想、情感、交游、应酬、雅集等官场及日常生活的情事。同时 ,苏轼并没有忽视词体文学自身的艺术特征 ,他并未完全将诗歌的题材用于词体文学的写作 ,而是在表现士大夫文人的生活和思想情感的基础上 ,有选择的将诗歌的部分题材用于词中 ,既突破了词尚俗的传统 ,在内容上使之归雅 ,为南宋以后的雅词提供了借鉴 ,又使诗词各自的表现特征得以保持。因此 ,苏轼的“以诗为词” ,对词体文学的贡献 ,应该是使词的归雅 ,并且具备了雅俗共赏的艺术价值     

也谈"以诗为词"

陈师道提出苏轼"以诗为词"说,体现了独立的人格精神,在当时有一定代表性,是词学史上"尊体"之论的开端.苏轼"以诗为词",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觉.从客观上说,根本原因是传统深厚的诗歌所给予的巨大的影响力."以诗为词"的精义,主要体现于格律、题材、体性这三个层面.对苏轼"以诗为词"应当重新评价不是"销蚀词美",而是丰富词美;不能以"士大夫化"取代"以诗为词"说;"以诗为词"的重要目的之一,在于创造高雅的艺术.     

试论贺铸豪放词承上启下的词史地位

贺铸生活于北宋末期,创作了20余首豪放词,这些词在豪放词发展史上起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从书写内容看,贺铸豪放词中书写登临怀古、抒发内心豪壮情感的内容上承苏轼词,书写军情国事、表达隐逸向往的内容下启南宋词;从使用手法看,贺铸豪放词中以诗为词写法上承苏轼词,回忆以及化用前人成句的手法下启南宋词.     

论花间“别调”与“以诗为词”的源头

花间词内容题材丰富,其中一部分词作突破了温庭筠为代表的艳体词“代言”的藩篱,将传统诗歌的白描手法成功地运用到词体中,即事抒怀、触情兴发,表现自我独特的人生感受,这部分词作虽非花间词主流,但却开拓了词的题材范围,丰富了词的表现技巧,为词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也为宋代苏轼高举“以诗为词”大旗,进行词体革命提供了远程支援,从这个意义上,花间“别调”当之无愧地可以称作“以诗为词”的真正源头。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解释论视角下污染环境罪争议问题探究

针对污染环境罪的诸多争议,在正确把握保护法益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寻求具体答案。承认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下的环境法益是本罪的保护法益,将环境法益与人类法益并列为本罪保护法益的观点,因缺乏对环境法益层次性的内在逻辑结构的认识而不具有合理性。2017年司法解释第1条的部分行为规定,通过对污染环境行为严重性的实质自然属性的规定,表明行为对于环境法益的实害结果;而部分结果规定则是通过对人身、财产等损害的判断,确认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后果。本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对过失犯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省略了对间接故意的认定。     

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分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自设立以来,由于其在立法上的功利性,立法表述的不完善,配套机制的不健全,使其在理论上的合理性存在了质疑,并在实际运行中陷入尴尬的境地,在法学界关于其存废、实施问题引起很大争议.笔者将从其立法的理论基础上入手,分析其合理性、技术性,并提出了一套通过立法表述的完善,配套机制的健全来限制本罪名在其实际运行中的消极作用的方法,使其合理性得到充分发挥.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