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洞书院揭示》在日本的流传及其影响

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于南宋淳祐元年(1241)作为御颁的学规,成为全国各类学校及书院共同遵行的教育指导方针。它不仅对我国宋末及元、明、清时期的民族教育有过深刻的影响,而且对邻国日本的民族教育也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江户时代,日本所有讲授朱子学的藩校、乡学和书院都奉《白鹿洞书院揭示》为圭臬。     

《白鹿洞书院揭示》和李退溪

通过一些新资料,诸如闇庵学派弟子纲庵《白鹿洞书院揭示考证》一书,考察了《白鹿洞书院揭示》与李退溪的关系及《揭示》在日本江户时代受到普遍重视的原因。     

朱子《白鹿洞书院揭示》传播方式分析

《白鹿洞书院揭示》问世以来，在东亚社会的教育与理学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现有研究多集中在《白鹿洞书院揭示》的域外流传与影响，对于此作在本土的传播情况尚付阙如。《白鹿洞书院揭示》的传播主体为官学和私学，传播方式主要有讲学、刻石、刊刻等。透过《白鹿洞书院揭示》的流传，可见理学与教育的互动关系，对于认识理学如何渗透到社会生活各层面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案例。     

朱熹与白鹿洞书院的复兴(1179-1181)

本文讨论朱熹任南康军知军期间兴复白鹿洞书院的活动。认为单从修复的成就看,影响相对很小,它是南宋书院发展中一个很重要也很引人注目的部分,但它不论是作为新儒家的书院或是北宋的书院,都绝对没有起到领头的作用。从长远看,白鹿洞书院修复之所以声誉巨大,更多的要归功于象征意义而不是历史,因为是朱熹的介入以及他的《教条》才使得它成为新儒学书院的一个有力象征。     

《白鹿洞学规》精神与台湾书院的具体实践

台湾书院的儒学精神承继自鳌峰书院，也与来台担任地方官的朱子学者密切相关，通过对台湾书院学规文献及各府县通志、人物传记的综合归纳探讨，可追溯儒学从闽地到台湾的重要轨迹。来台地方官宣扬朱子《白鹿洞学规》笃行精神，诠释读书人之应守与应为，期待学子提高道德标准，注重实践，期以改变此移民岛屿民风；而台湾书院士人在获取功名后，身体力行地将朱子学精神发挥于内忧外患的社会，在经世致用中表达了对《白鹿洞学规》精神的诠释。     

日本江户时代道家思想传播之考察

宋学在镰仓时代前期传入日本后,经过室町时代五山禅僧的研习,到日本江户时代逐渐成为主导学术思潮,在此期间,道家思想也成为儒学崛起的利用工具之一,而得到发展的契机,遂至以林希逸《老子鬳斋口义》《列子鬳斋口义》《庄子鬳斋口义》为代表的道家文献在江户时代广泛传播,成为日本学人研读老列庄的首选注本。此时期道家思想之生发,既是佛教衰微和儒学崛起的矛盾提供了契机,更是在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学术思潮中,日本学术、社会发展自律的结果,也有诠释学、文献传播学、心理学方面的原因。江户学者对道家思想多抱持为我所用的态度,道家思想虽始终未取得主导地位,但思想被儒释二教选择性受容,滋养推动了日本新思想的诞生。     

北宋时期白鹿洞书院规模考

白鹿洞书院始于北宋初年,长期以来被人们称之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或“北宋四大书院”之一。正如毛德琦的《白鹿书院志》所说:白鹿洞于“宋初置书院,与睢阳、石鼓、岳麓并名天下。”但北宋白鹿洞书院的真实规模如何,很值得作一翻考察。本文拟就其学徒人数、办学时间作一些探讨。白鹿洞:书院在北宋时期的学徒人数,历来说法不一。王应麟在《玉海》中引周述言,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白鹿洞学徒数千百人”。《文献通考·学校考》也说:白鹿洞书院“学徒数千百人”。解放前出版的一些教育史书籍,大多因循这种说法。近来出版的《中国古代教育史》和《中国文学史》更直截了当地讲:宋初白鹿洞书院有学徒“数千人”。可是据《文献通考·职官考》、《同治南康府志》、《同治星子县志》、毛德琦《白鹿书院志》、     

儒学对江户平民道德的影响——以寺子屋教育为例简

江户时代是日本封建统治的鼎盛时代,儒学不仅仅成为了统治者进行封建统治的工具,也渗透到江户平民的生活中,幕府为加强对平民的思想统治,也开始干涉平民教育机构——寺子屋的教育,将儒学的伦理道德在平民阶层进行教授和传播,在达到维护其封建统治目的的同时,也使平民的道德修养得到了提高。     

大陆儒学日本中世沉落端委考

大陆儒学在日本中世时期成为贵族阶级的消闲文化与风雅附庸。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律令制国家建设告停,使得儒学在日本政治功利作用不再。另一方面,由于用意于宣扬日本国威的《日本书纪》未能在海外一炮打响,从而削弱了日本贵族阶级曾以儒学为邦家经纬的信心与信念,致使大陆儒学在日本长期冷落,直到江户时期才又风生水起。     

《三国演义》与日本江户文学

《三国演义》于江户时期(公元1603-1867年)输入日本,与这一时期崛起的庶民文化相得益彰,尤其伴随着第一个日译本《通俗三国志》的诞生,《三国演义》在日本被广泛接受的同时,对江户文学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不仅涉及小说、戏剧,还波及到绘画领域。另一方面,江户文学在接受《三国演义》的过程中,将一部中国小说通过一步步日本化,演变成日本的小说和戏剧,表现出了强烈的文化过滤特质。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论《庄子》的"道"与"技"

庄子之"道"重在对人生理想境界的追求.然而,"道"又难以言说.故庄子以"技"论"道",用通俗易懂的故事来使人更易悟"道".庄子本无心于艺术,可是这些故事却对后世的文艺创作与艺术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中追求"虚静"的审美心胸.二是在写作方法和创作技巧上强调天人、合道艺,以实现"人艺"与"天工"的自然融会.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