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 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

新出土文献中,唐代墓志铭数量最多。在墓志铭的诸种特性之中,家族因素是重要的方面,探讨墓志铭的家族因素和传记文学的关系,是新出土唐代墓志研究的重要课题。结合墓志志主与撰者身份进行综合考察,唐代墓志在文体属性与家族属性方面的紧密联系主要表现出三种情况：一是文学家自己撰写的墓志铭,这是特殊类型的自传文章;二是家人或族人撰写的墓志铭,更能体现出家传的特点;三是夫妻之间撰写的特殊墓志铭,具有家族与婚姻的双重特性。     

南朝墓志铭创作述论

墓志铭汉至两晋数量极少,这一时期体制上尚不完备。南朝墓志铭较前代篇辐增加,文体风格逐渐定型。南朝四言墓志铭受儒家经典《礼记》《诗经》影响明显,雍容典雅,庄严肃穆。这和宋、齐、梁、陈历经频繁政权更替,希望稳定长久,儒学遂成为国家意识。在此背景上,又由于南朝墓志铭的作者多为帝王和儒士,那么其创作必为儒家思想之体显。     

唐代墓志铭创作的程式化模式及其文学意义

墓志铭作为应用性文体,通常会出现程式化的创作模式,这既是应用文体的特性所决定的,又与一般的应用文体有所不同。墓志铭由志文和铭文两部分组成,志文的程式化主要表现为行文方式的模式化、特殊类型的模板式和具体内容的雷同性;铭文的程式化主要表现为化用经典诗句、抄撮志文成句和袭用固定模板。程式化的创作模式虽然使墓志铭形式单一,结构固定,但却有着重要的文学意义,有必要对其内涵和价值进行恰当的评估：唐代墓志铭中经常出现的人物形象为考察他们形象的经典化和在后世的接受情况提供了全新的素材;其中反复出现的一些套语,则有助于我们对诗歌创作中点化前人成句的创作模式和经典诗句的生成过程有更加直观的认识。     

从纸上到石上:墓志铭的生产过程

墓志铭是一种独特的文体,它有纸上和石上两个文本.纸上墓志铭并不完整,留有不少空格,且信息量有缺有失,有待上石填写.在从纸上进入石上的过程中,志主及其先世名讳得到填写,其先世事迹被完善,志主本人事迹得到增补修正,其年岁生卒、后嗣及卒后安葬情况得到具体交代,最终完成墓志铭的文本生产.但同时,一些事迹被掩盖遮蔽,撰写者的评价遭到篡改,并因石材及书手等主观因素造成一些改变.墓志铭畸形的商品化,包括墓志铭撰写的模式化,职业墓志撰稿人的出现及墓志铭的产业化、商品化使得"谀墓文"大量出现,而一些撰写者不得不接受墓志铭丧家被篡改的事实.考察墓志铭从纸上到石上的生产过程,首先在于强调墓志铭有两个版本,其次在于加强人们对石上墓志铭的认识,三是突出墓志铭的商品化,加深人们对石上墓志铭文体独特性的认识,四是分清撰写者与丧家各自在墓志铭完成过程中的贡献和各自的责任.墓志铭从纸上到石上的改变,不足以否定墓志铭的价值.     

盖棺自论定:宋代自撰墓志铭探析

据存世资料统计,宋代自撰墓志铭共有33方,现存计有18方。自撰墓志铭虽非宋代墓志铭撰写的主流,但在两宋时期不绝如缕。自撰墓志者有的曾身居高位,有的一直宦海低迷、困顿下僚,还有的终生居于草野。这些墓志铭,有的形式自由、内容简单,也有的中规中矩,与他撰墓志无异。撰者之所以直面自己的生命,或借自撰墓志表达一种超脱生死的豁达境界,或是理想与现实反差下的牢骚之语,抑或是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墓主的自我释放,乃至表达易代之后"遗民"的心态等,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此类文献的历史书写方式颇耐人寻味,值得深究。     

六朝宫廷贡物与贵族文学——从夷方珍奇到皇朝符瑞

在咏物文学兴盛的六朝阶段，“物”作为一种特殊存在成为文学主题。但六朝是贵族阶层垄断文学的时代，当时的文学语境、视野与后世庶民文学截然不同，其所咏之物往往并非寻常对象，而是从远方进贡至宫廷的珍稀动植物。建安文学集团对来自南方的孔雀、鹦鹉等表现出集中关注，借此抒发人生际遇盛衰的感慨；而魏晋南朝的宫廷文学中，贡物更与符瑞结合成一种典型的政治书写模式。物与人的相对移动造成了不同的书写类型：人向物的移动表现为科学性客观记录的异物志，物向人的移动则获得想象性的文学潜能，生发为贡物文学。“贵族”与“贡物”在这一特殊空间中的遇合，为六朝文学提供了特殊的主题素材及书写机能，成为一种构造性的中古文学现象。      

钱穆的文言世界及其现代视域

从现代语言学理论出发，钱穆始终坚持的书写方式--文言，就不能仅仅被视为某种因循、保守的表意工具。其中，由对中国文字特性的深刻体认和书写传统的自觉继承，文言就成为钱穆看待传统文化的本根性、人间性、贯通性的特定方式，成为突破现代性中古/今、新/旧二元对立，使传统进入现代生活的积极经验。     

论方方长篇小说的文体意识与城市形象的历史书写

文体是以语言为载体的文本体式,也反映了作家本人之精神机制与思维方式。简言之,文体表现为作家的话语体式及其背后的一系列内容。方方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体现出了一定的文体意识,具有城市文化感。方方采取特殊叙事视角和叙事结构等策略来达到对武汉历史文化的书写目的,在语言上也有不同于一般汉派作家的文体特征。在方方实现其创作转型、试图更娴熟地掌握长篇小说这种形式时,武汉这座城市给予了她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文化资源;方方较少通篇采用非聚焦视角,倾向采用以点带面的小说结构,以达到疏朗有致的效果。在语言方面,方方并不通过倚重还原本地语言的手段来达到创作目的,也没有止步于一般性地书写武汉的市民性特征,而是试图用其独特的语言手段和艺术方式来挖掘武汉的深层文化品格。     

戴良年谱

戴良,字叔能,浙江浦江人。以其家世居浦江九灵山下,故自号九灵山人。晚居四明,又号嚣嚣生,复号云林。据赵友同《故九灵先生戴公墓志铭》(见《九灵山房集》所附《九灵山房外集》,下简称《墓志铭》)、《明史》卷二八五《戴良传》(下简称本传)。《九灵山房集》(四部丛刊影印明正统     

文体与遗民心境的展现——以钱澄之的晚年著述为例

从明遗民钱澄之的晚年著述入手,分析钱澄之如何微妙地游移于诗歌、文、尺牍、墓志铭、史书等不同文体之间,有差别、分层次地展现或掩盖其晚年的遗民心境。在不同的文体中,钱澄之刻意表露其不同的面貌。诗歌、尺牍、墓志铭以及不能刊行的史书《所知录》,在表达遗民心境的强度上是递增的。在他所有的著述中,越是私密性的文体,表露其遗民心境越多,力度越强;而越是具备交际性的公开的文体,就越不能展现其遗民心境。     

墓志的起源与墓志文体的成立

中国古代墓志的起源和文体的成立一直是学界关注较多的问题,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要考察墓志的起源,不仅要确定“墓志”一词最早的用例,还要考察墓志的基本功用。循此观点可以确定作为实物的墓志起源于东汉中后期,刻于元嘉元年（151）的《缪宇墓志》可以看作墓志起源的标志。由唐人的记载和缪袭、傅玄等人的创作情况可以看出,符合文体意义上的墓志文在魏晋之际已然出现。南北朝时期,墓志文体得到了较快发展,从内容到形式都出现了许多新变化,行文方式和文体形式渐臻完善并为后世作者所接受与模仿。后世墓志铭创作中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具体内容的增删,体式方面则难以越出南北朝时期业已固化的墓志文体的范式。     

论墓志文体志文和铭文的特点、功用及相互关系————以新出土唐代墓志为中心的考察

墓志铭是用于志墓的一种文体,通常都是由前后两部分组成的,前一部分为志文,古人习惯称为'序',后一部分为铭文,古人一般称作'铭'。这两部分内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古今学人常各执一词,故其关系需要进一步厘清。实际上,从创作目的看,墓志铭从设立之初,志文旨在记事,铭文旨在颂美;与创作目的相联系,从演变的过程看,就墓志铭的文体特点及实际功用而言,志文和铭文是有所区别的,这也和各自的渊源密切相关。因志文与铭文两者结合共同构成'墓志铭',其相互联系是非常紧密的,主要表现为:铭文是志文的重复或缩写;铭文是对志文的补充;志文和铭文虽各有侧重,但主旨相同;志文和铭文浑然一体。     

从“史笔”到“文笔”

墓碑文是中国古代文人重要的应用类文体之一，自两汉以来不断发展，其稳定而长久的创作实践蕴藏了重要的文学价值，尤其是发展的前期，是厘清其文学化进程的重要阶段。两汉时期，碑在物质意义的基础上确立了文体意义，并在史传的文体渗透下确立了前传后铭的体制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史笔倾向。自建安末曹操禁碑政策重新确立墓碑刊立的官方权威后，碑文渐渐失去了两汉时期的补史功能，门阀制度下的社会文化也迫使墓碑文放弃了实录属性，转向对形式美的追求，并逐渐形成了“文”的自觉。墓碑文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呈现出独立的篇章布局、工整的程式结构与骈俪的语言特征，这一转型揭示了碑文从两汉“史笔”到南北朝“文笔”的文学化进程。     

赋与唐代墓志

将赋与墓志这两种文体联合考察,既可以据墓志辑考已佚的唐赋文献,又可以发现唐人以赋为墓志的现象. 首先,在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或间接涉及赋家赋作的有十余方,即梁玙、陈周子、卢招、沈中黄、谢观、杨汉公、张士贵、苗景符、独孤申叔、于汝锡、崔文龟、路谠、张知实等人的墓志. 据此既可了解其赋的数量、风格、传播等情况,又可追溯确认若干赋学批评术语产生的时间. 其次,就唐代墓志本身而言,其创作存在化用先唐赋典的现象,这些赋作典实大略可以分为三类,即悼亡类、闲居类、士不遇类. 再次,唐代墓志又有以赋笔行文的现象,在行文结构和句式结构方面均有这样的表现. 唐代墓志以赋行文的原因主要在于赋与墓志两者功用的契合,也与“诗赋取士”的制度和赋的文体特质有关.     

庾信及魏晋南北朝墓志与韩愈及唐墓志之比较

通过对庾信及魏晋南北朝墓志与韩愈及唐墓志的比较研究,分析这两段时期墓志的撰写,找出其中的差异和相似之处,并试图从文学的角度来观察墓志的撰写,从中比较这两段时期的文学理念、手段、风格对墓志铭撰写的影响。     

唐代扬州城坊乡里考略

本世纪以来大批唐人墓志的出土 ,为我们解决文史问题提供了便利。本文主要利用《千唐志斋藏志》、《唐代墓志汇编》及《隋唐五代墓志汇编》中的文献 ,对唐代扬州的城坊乡里设置及分布情况做了简略的考察 ,考证出里坊乡镇 46处。在考证过程中 ,本文亦提出如乡中设坊、坊下设里、镇的建制等尚须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新出文献与中古文学史的书写和建构

中古文学史的编纂和研究虽然已经走过百年的历程,但仍然存在一些弱点、盲点、偏颇和歧见,诸如文学自觉问题、单线思维问题、学科限制问题,都受到了学界不同程度的质疑。随着新出文献的逐渐繁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旧有的研究模式,开拓新的研究空间,有些方面甚或可以重新书写和建构。新出文献中最重要的两类文献是石刻文献（其中最大宗是墓志）和写本文献,这两类文献为中古文学史研究的原典文献。中古时期的新出文献呈献出更多的文学史内涵,也是中古文学研究的重要载体,利用新出文献可以推动中古文学史研究的多元化进展。     

新发现唐代席夔墓志的文学研究价值

新近发现的席夔墓志是唐代重要的诗人墓志，不仅可以明确席夔的生卒年、家世、科举、历官等生平信息，对研究其文学成就和交游往还也有重要价值。首先，墓志揭示了席夔的文学家世，祖父席豫为唐代著名文学家，与张说、韩休等人关系密切，为文为官备受推重；表兄李舟是唐代著名散文家、音韵学家，与梁肃、杜甫、岑参、刘长卿皆有交往。其次，从墓志评价及席夔现存文学作品可知其文学创作与科举、仕宦经历息息相关；与其有文学交往者如韩愈、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陆畅等皆为中唐文坛的扛鼎人物，呈现出中唐时期特定的文学环境。再者，墓志撰者陈讽是中唐时期代表性诗人，书者裴潾是唐代重要的文学家兼书法家，亦是席夔墓志重要文学价值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