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伦理学先驱——阿尔贝特·施韦泽

阿尔贝特.施韦泽提出生物伦理学的“敬畏生命”的观点。认为:人必须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这种生物伦理学是面向实践的伦理学,也是情境伦理学;通过不必要的杀戮和事实上必需的宰杀的区分,可以解决伦理实践中存在的诸多冲突和矛盾状况。有人认为在施韦泽伦理学的方法论中有“自然主义”的谬误,但是施韦泽的伦理学事实上并不是关于伦理规范的真正的逻辑演绎系统。尽管施韦泽没有真正找到富有意义的、始终如一地面向实践的、更温和的伦理学基础,但他是20世纪罕见的真正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之一。     

施韦泽“敬畏生命”生态思想的学说史定位

在现代环境哲学和生态伦理学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一般都把施韦泽的敬畏生命理念定位为“生物中心主义伦理学”。但本文不限于对“敬畏生命”核心思想本身,而且联系其自然观念、文化观念和中国启示而进行的研究表明,从研究和借鉴施韦泽的生平和思想,实现中西思想精华积极互动的要求来看,我们有必要更合理地确定敬畏生命理念在现代环境哲学和生态伦理学发展史中的地位。     

"敬畏生命"伦理思想及其医学教育之意义

阿尔贝特.施韦泽的“敬畏生命”伦理思想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反思,并提出人应当敬畏自然界的一切生命,包括动物和植物,这样的伦理才是完整的。科学和伦理发展的失衡造成现代社会的文化危机,要解除这种危机,就要用“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去提升和净化人类的精神世界。施韦泽的伦理思想对现代医学教育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有助于医学生伦理意识的培养和提高。     

《文化哲学》与生态文明

《文化哲学》是施韦泽生前发表的一部最重要的哲学-伦理学著作,是中国读者了解施韦泽提出和论证敬畏生命伦理学的方法和过程,并且探讨其思想与当代生态文明关系的最好资料。《文化哲学》的文化批判是其文化哲学的起点,敬畏生命伦理学则是其文化哲学的结论。而施韦泽所体现的向东方思想的转向和跨越,使其原本还没有直接针对环境和生态问题的敬畏生命伦理学成为当代“生态伦理学革命“的先声,并由此成为当代生态文明的思想渊源之一。     

生命的祈祷——阿尔贝特·施韦泽的伦理价值观

受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工业化运动的冲击,人们的生存、生活、生命日益受到经济的裹挟和技术的逼迫;对于日益远离自然、被物质化、技术化的现代人来说,其生命意识将由＂前现代＂自发的个体生命感悟,转化为一种＂后现代＂的自觉的生命价值原则。20世纪法国人道主义者阿尔贝特·施韦泽＂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标志着一种后现代生命意识的理性自觉。     

“无畏施”的教育隐喻

佛教有“三轮空寂的布施”之说。很多人认为布施就是捐钱,其实这只是布施的一小部分。事实上,布施的意义非常广,佛教提倡的布施可以分为施财、施法及施无畏三种。真正好施乐施,除了施物,将先觉真理给后来者也是布施,     

无 我 与 超 越——论佛教对自我的形而上学探讨

佛教认为人的存在就是痛苦的存在。痛苦来源于人的世俗之见,即“我见”“我执”等方面。世俗之人正是由于执着“我见”等思想,从而产生各种痛苦,不能得到解脱,生命价值无从体现。佛教认为生命的价值就是不断地超越痛苦而获得解脱。那么如何超越痛苦,了脱生死呢?佛教认为要获得人生的根本解脱,首先要认识自我,在认识自我的基础上,再超越于自我,破除自我,破除“我执”,进而达到生命存在的至高境界,获得人生的终极解脱。只有最终认识到“法无我”“人无我”的“无我”的境界,生命才进入澄明之境,众生才能得到解脱。     

中国佛教“和谐”思想的生命伦理意蕴

佛教伦理本质上是“和”的伦理,和谐在佛教生命伦理思想中处于重要地位,佛教伦理以缘起论为其道德哲学基础,以心灵的道德和谐为根本,由心的外在呈现和人的社会关系及与自然界关系的存在方式的不同,表现为人与人的道德和谐、人与自然的道德和谐,其内在的生命伦理思想内容非常丰富,构成当代中国生命伦理学建构的一种重要思想资源。     

“善有善报”与“善不受报”——佛教善恶“因果”观辨析

谈善论恶乃是佛教的永恒主题。在中国佛教中,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善恶“因果”观,一是注重“果”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二是注重“因”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其中有着“决定论”意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实是中国本土儒家文化以及民间习俗中的“因果报应”思想在佛教中的反映,属于中国化的善恶“因果”观;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则是基于印度佛教的“缘起论”,是原汁原味的印度佛教善恶“因果”观。依据印度佛教的这种善恶“因果”观,东晋竺道生进一步提出了“善不受报”的思想。依据“善不受报”以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佛教“缘起论”,一个人只管行善而不要去追求行善的回报,然而就是这种不求回报的行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回报。     

东西交融中的中国文化观——以施韦泽和钱穆为例

钱穆对于中国文化有“天下太平与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天人合一、文化与自然合一的最高信仰”、“宗教、政治、伦理、艺术、人生一体化的人生观念”的概括,而施韦泽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钱穆的见解相当一致;这种文化现象启示我们去反身重新认识自身文化传统的优秀价值,以确立对待自身和外国文化的合理立场。     

“缘起性空”说述评

“缘起性空”说述评吴根友本文就大乘佛教中观派创造人力树的新命题“缘起性空”说作了哲学评析。“缘起性空”说的提出，对佛教哲学发展中的“有执”和“空执”观点的批判，是重建佛教哲学的本体论和宇宙论的新思想，是从新的角度达到对此岸世界价值的否定，对佛教哲学的...     

“缘起性空”说述评

本文就大乘佛教中观派创造人龙树的新命题“缘起性空”说作了哲学评析。“缘起性空”说的提出,对佛教哲学发展中的“有执”和“空执”观点的批判,是重建佛教哲学的本体论和宇宙论的新思想,是从新的角度达到对此岸世界价值的否定,对佛教哲学的发展有很大意义。此说本身虽有其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局限性,但其中也含有辩证法思想。对此,本文作了尝试性的评析。     

鲁迅的“五四”观和“五四”叙事

在鲁迅的认识中,“五四”是一极为宽泛的范畴,有时是指“五四”运动,但更多时候是指“新文化运动”。鲁迅对“五四”运动的评价是先抑后扬,而对“新文化运动”则是肯定之时亦有反思。他的“五四”叙事是以“新文化运动”为中心,整体性观照视角下的“反思”式书写。对知识分子与传统同一性存在的表现及超越意向的寄寓等,让其生命体验蕴蓄着新的淬炼和升华的可能。     

池田宗教哲学思想的“慈悲”践履于现代社会的意义论析

当代世界是一个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社会,既有基于个人的爱好而产生的价值基准;也有基于社会体制产生的价值基准,还有根据“对生命的敬畏”而产生的价值基准;池田主张以“生命作为价值取向的基准”.池田以生命为价值的根本基准,他认为“人的生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这本身就是尊严.”在人类诸多的差异性中,生命是唯一的人类的共性,生命具有不可让渡的性质,“至高无上的价值”.而生命的范畴绝不仅指人的生命或生物的生命,它也包括宇宙生命.人类生命尊严的本体地位源自人是宇宙生命的一部分的客观事实.所以,创造价值亦是维护生命的尊严,从而实现人的生命同宇宙生命或“终极之存在”的融合.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创造价值之过程就是以慈悲精神为指导的“利他”实践.     

论佛教考古研究中的“模式”

宿白先生提出的“凉州模式”“云冈模式”是中国佛教考古研究的重要里程碑.佛教造像“模式”成立与否的论证应建立在考古类型学的分析之上,并结合历史背景讨论其存在的可能性、来源及影响等.佛教造像“模式”成立的标志是:是否在内容上自成体系、是否占据主导地位、是否产生巨大的影响力.“长安模式”是否成立是目前佛教考古学研究中亟须解决的学术问题.     

“虚无”与“性空”

本文比较了萨特的“虚无”与佛教哲学的“性空”概念，并指出萨特的“虚无”是对佛教哲学“性空”观念的一种存在主义的解释。     

刘勰为什么肯定“般若绝境”

刘勰所用之“般若”虽来自印度佛教逻辑,但从《文心雕龙》篇章中内容上看,却与佛教没多大关系。刘勰是从其哲学本体上肯定般若学在对待“有”、“无”关系上的基本态度的。刘勰的哲学受魏晋玄学尤其是王弼的观点的影响,认为“无”是哲学之本体,但亦不完全否认“有”的存在与价值。王弼主张以有训无、举本统末,与王衍、何晏为首的贵无派完全否认“有”的存在与价值和以裴■、郭象为首的崇有派完全否认“无”的本体意义的观点都不同。而般若学所谓六家七宗等各派,虽观点有分歧,但在对本末有无问题上却基本一致,他们都不像何晏与裴■那样偏执一端,完全否认“有”或完全否认“无”,而是如王弼那样,既肯定“无”为根本,也不否认“有”的存在与价值,这正是《文心雕龙·原道》中所表现出来的刘勰的总的哲学观点,所以他才肯定“般若之绝境”,而不是团于宗教门户之见。     

东北亚文化与东北亚佛教

东北亚佛教的形成与发展是中日韩相互文化交流的结果。佛教与儒学、道教相互间都存在着某种需要的内在联系,佛教和儒、道融合与现世产生着必然的关联。东北亚佛教信奉大乘佛教具有多元化特点,是“人间佛教”。光大东北亚佛教理念和价值对建设“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具有现实意义。     

太虚对“真如熏习”的阐释及其理论意义

“真如熏习”概念出现于《大乘起信论》,在近代唯识学复兴运动中,围绕这一概念能否成立,支那内学院的欧阳渐、王恩洋与太虚法师之间曾发生激烈的争论。这一争论是中国佛教史上的“性宗”“相宗”之争在近代的延续,彰显了双方对于唯识学与《大乘起信论》如来藏思想的不同立场。太虚的“真如熏习”观体现了圆融开放的佛教观,对我们思考中国佛教的思想特质和佛教中国化的内在逻辑不无启发。     

以庄子生命哲学解构“躺平主义”的文化症候

如今“躺平”在国内已成为网络流行词,借助于媒介舆论场域的放大效应,“躺平主义”“躺平学”等新话语思潮横空出世,成为继“丧文化”“佛系”之后形成的又一场声势浩大的青年亚文化思潮运动。在当今的社会文化构境中,这种价值理念包含着浓厚的消极意义,必须进行价值评估与现实批判。与此相反,庄子哲学所独有的生命智慧,倡导超越人生困境、获得生命逍遥的价值理念,不仅能够成为解构“躺平主义”虚无价值的利剑,更能够包含“躺平主义”亚文化思潮的积极成分,超越般地为现代青年群体如何在复杂的人间世安身立命,实现自然自由的生活开辟出一条逍遥的生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