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声求义——试论郑玄的语源学开基引绪

郑氏首揭"就音求义"的训诂原则及其广用声训推源与系源的训诂实践,在训诂学史及语源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注疏类作品中他的声训成就首屈一指,无人可及。     

郑玄“因声求义”的训诂实践及其训诂原则

“因声求义”是传统训诂方法之一。早在东汉末年,郑玄就已经提出了“因声求义”的训诂原则,并在其注释实践中广泛地运用了这一原则。深入分析郑玄《礼记注》“因声求义”的训诂范围及其内容,证明“因声求义”作为较为科学的训诂方法,肇始于郑玄。而且,郑玄“因声求义”的思想,直接开启了传统训诂学研究音义关系的道路,促进了传统训诂学的发展。     

声训之源流及声训在《广雅疏证》中的运用

声训之出现甚早.<尔雅>就把声训作为一种训诂手段来运用.汉代学者运用声训所取得的训诂成就,把音义关系研究推进了一大步.戴侗等人运用声训把词的语源义探求与同源词揭示结合起来,拓宽了声训的用途.王念孙在<广雅疏证>中运用声训广泛剔发词的音近义通现象,大量揭示同源词,创造了训诂学史上的最辉煌的业绩.王念孙以声证义,主要的根据是声纽.     

试谈郑玄笺注中“因声求义”方法的运用

因声求义是不为文字形体所拘牵,以声音为线索,用音同音近的词来训释词义。郑玄在他的笺注中已自觉、广泛地运用了因声求义的方法。其表现有三：１．提出从声音求训诂的原则;２．通过因声求义来说明假借,推求语源;３．使用多种术语解决声训问题。     

试论《说文》段注对训诂方法的贡献

清代以前 ,人们训释词义时或“以形索义” ,或“因声求义” ,很少将二者结合起来使用 ,在训诂实践上存在一些局限和失误。段玉裁在继承前代训诂学成就的基础上 ,创造性地提出了形、音、义“三者互相求”的训诂方法 ,并运用于《说文解字注》 ,较好地克服了单独使用形训、声训的局限 ,在寻求语源辨析假借以探求词的本义 ,以及词义系统研究、同源词研究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功 ,为传统训诂学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阮元的训诂方法和成就

阮元曾说过:“余之学多在训诂。”他研究训诂学的成果,大部分保存在《研经室集》中。阮元在训诂学方面的首要成就,在于通过对文字的训释,寻找我国语言发展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他说字解经,长于归纳,善于博引旁征,再根据旧义,引申发明,推及一般,发前人所未发。下面试就他训诂所用的基本方法以及所取得的成果作具体阐述。清儒训诂的主要方法是因声求义。我国训诂学由以形说义发展到因声求义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文字根于语言,从形、音、义这三要素来看,形是记录符号,对于语言是外在的因素,音、义才是语言本身的内在因素,而言语托于声音。从历史发展来看,语     

《尔雅疏》古今字训例考辩

邢昺《尔雅疏》在疏解经文、郭注的过程中，注意运用“某某音义同”的训式，揭示各类语词之间的音义关系。这种训式中有一些揭示了古今字的音义关系，且在训诂条例上往往属于“连类广训”，这是对汉人“古声某、某同”、“某、某同”的改良和发展，也启迪后人对“音转义存”、“声义同源”、“异字同词”等现象作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段玉裁训诂研究的原则和方法

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在训诂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原因就在于段氏在训诂研究中建立和遵循了动态性原则、体系性原则和形音义互求的原则。在这些原则指导下，他采用了适合汉语特点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主要有：以形体为依据，推许书每字之本义；以本义为核心，求词义引申之轨迹；以语音为枢纽，讨语义发展之源流；以经传为依据，辨语言实际之应用。     

从“某,某也”看颜师古《汉书注》声训

通过对颜师古《汉书注》"某,某也"这一声训形式的探讨,发现被释词与释词在语音关系上是比较复杂的,同音相训数量较少,音近相训数量最多。语音越近,声训的数量就越多,越可信。从释词与被释词的形体关系上看,形体无关的数量最多,其次是形符相同,再次是声符相同。这说明"因声求义,不限形体"作为训诂的一大法宝,没有时空的限制。颜师古《汉书注》中的声训资料为我们研究上古音、中古音和系联同源词提供了丰富的语料和佐证,对研究唐代训诂学和汉语训诂学史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综合音义,证发文字——也谈王氏父子“形音义互求”的汉语言文字系统观（下）

王念孙、王引之是我国传统小学的集大成者,在校勘古籍、疏通词义的过程中,父子二人以自己的身体力行集中阐释了“形音义互求”的治学理念和训诂方法.其中,“综合音义,证发文字”是“即形得音,因声求义”的相反施行,但在综合音义、订正文字和综合音义、辨别文字的过程中,父子二人的汉语言文字系统观同样得到集中体现.     

声训是训诂方式说献疑--兼论推求语源的声训的间接训诂作用

本文首先将传统声训按其作用分为五类,然后依次分析各类声训同训诂的关系,从而得出结论传统声训的作用并不都是训诂;有的作用虽然是训诂,但并没有创造新的训诂方式,而只是用"互训"的方式表达了训诂学者在训诂活动中通过因声求义得来的成果.最后以"附论"的形式指出第三类声训即推源的声训虽然也不是训诂,但它到了后代却具有间接的训诂作用,并对这种作用的由来作了分析.     

论训诂之旨本乎声音

对于汉字形音义三者的辩证关系，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恰如其分地把握住。只注重形体，而忽略声音，或望文生训，或不知贯通，易简之理既失，大道遂多歧亡羊。为矫正此弊，清代乾嘉学者才不得不反复申言“训诂之旨本手声音”，“训诂之要在声音不在文字”，“其义即存乎声，求诸其声则得，求诸其文则惑矣”。然而，倘若由此而走向一种极端，唯文字声音是求，全然不顾汉字形义关系的一般约定俗成性，不顾汉字使用的基本规范性，那就必然要走火入魔，闹出一些不可思议的＂训诂新解＂的笑话来。     

同源训释论例

<正> 训诂的条例分为以形索义、因声求义和据文证义三方面。这是传统的训释手段。段玉裁说:“凡文字有义、有形、有音。”“一字必兼三者,三者必互相求。万字皆兼三者,万字必以三者彼此交错互求。”此只说明训诂条例的组成与互求,但未明在这三者的关系与地位中,应以声音为先。以“声”统“形”,公认是研究文献语言的重要方法,也是汉语研究史上最宝贵的经验。黄侃说得更为具体:“详考吾国文     

朱熹《集注》、《集传》训诂方法论析

朱熹继承前人并发展了因声求义、据境求义、据形索义、稽考旧注法等训诂方法;金石证古法在朱氏那里得到了创造性的运用;据义理通训诂法则乃朱氏所独创,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对当今训诂学的发展也颇具启示作用。     

论王氏父子以“俚”证“古”的释义方法——兼论“高邮王氏四种”中的清代俗语词

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是我国传统训诂学的集大成者,他们秉承"因声求义"的治学思想,对我国传世古籍进行了一番详析细审。在释读词义的过程中,他们不仅综合音义还会通古今,利用清时活的方言俚语来疏解古字古义。本文便着眼于此,由父子二人词义训释的实际语料入手,剖析其古今形音义互证的训诂方法,并结合现代汉语普通话及方言中的相关用法,阐述所涉方俗语词在现今的延续与传承。     

浅谈黄侃对“声近义通”现象产生原因的认识

“声近义通”作为一种训诂学上的术语,涵盖了有清一代乾嘉学派的一种学说,即“声近义通说”.这种学说的大意是:在古代书面语言中,一些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其义往往可以相通,因而人们在训诂的实践中,可以根据这种声义的条贯解释字义,考订字音,解决那些仅据字形不易解决的问题.这种训诂活动用清代训诂学家戴震的话说就是“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转语二十章序》)乾嘉学派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把文字当作语言的符号,彻底冲破字形的蔽翳,自觉地运用声义互求的办法进行训诂,“这样,古代经史子集中许多难懂的字都讲清楚了.……他们的贡献是很大的.”(王力《中国语言学史》第三章)乾嘉学派之所以提出“声近义通说”,是由于他们在总结前人训诂经验的基础上,发现了不但同声符的形声字往往义通,甚至字形毫无联系,只要音同或音近,也每每同义.首先提出这种见解的是戴震.戴氏在《六书音韵表序》里说:“训诂音声,相为表里.”又在《转语二十章序》里说:“各从乎声,以原其义.”“凡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以通乎其义;位同则声变而同,声变而同,而其义亦可比之而通.”其后他的学生段玉裁、王念孙继承其师的学说并有所发展.段氏在《广雅疏证序》里说:“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     

“声近义通”缘于语词孳乳说辨正

一、“声近义通”学说和“声近义通”现象1.1 “声近义通”学说 “声近义通”(亦称“音近义通”或“声通同训”)作为一个训访学上的术语,本是有清一代乾嘉学派提出的一种学说,其大意是:在古代书面语言中,一些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其义往往可以相通,因而人们在训诂的实践中,可以根据这种声义的条贯解释字义,考订字音,解决那些仅据字形不易解决的问题。这种训诂活动用清代训诂学家戴震的话说就是“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转语二十章序》)“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的例子如:     

论因声求义--《经义述闻》的语言学思想研究

因声求义,是指通过语音去研究词义,作为一种具体的手段,大约可一直追溯至上古。然而,因声求义,系统化、科学化、理论化,则形成于清代。乾嘉学派尤精音韵,从而使因声求义发展为一种成熟的训诂原则,形成一套科学的训诂方法。因声求义,是《经义述闻》的重要的语言学思想。借助因声求义,王引之在通假字、联绵字、同源字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毛诗笺》因声求义法释义例撰析

郑玄《毛诗笺》是汉代以来随文释义的典范之作，训诂内容丰富，训诂方法也较完备。本文在较全面整理其训诂材料的基础上，欲图通过对其所有因声求义例的归类分析，揭明其著的训诂条例和训释特色。     

戴震《诗经》研究方法简论

戴震的《诗经》研究与前贤、时贤相比,除了具备传统治《诗》方法的训诂字词、疏通章句以外,还善于运用当时比较先进的方法。例如:注重因声求义,善于归纳义例,利用金石材料和语法修辞,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等特点,这些方法对后世《诗经》的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