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污染治理的税收和补贴机制研究

在末端治污和清洁生产两种污染治理模式下考察了排污税和治污补贴对行业结构和环境的影响。主要结论包括:在末端治污方式下,排污税率的提高有助于减少行业短期和长期排污总量;而在清洁生产方式下,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排污税率的改变对行业排污总量的影响均不确定。除了在末端治污方式下可以明确预期治污补贴的提高能有效减少行业短期排污总量并且激励新厂商进入外,治污补贴对污染控制和行业厂商数量的影响非常模糊。只要将排污税率设定为污染所造成的边际社会福利损失,则全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目标将自动实现,对污染治理的补贴并不是必需的。     

基于期权博弈理论的企业技术创新决策

应用期权博弈理论方法分析了存在竞争条件下的企业技术创新决策问题。建立了一个双寡头模型，用实物期权的离散分析方法计算了模型中两个公司竞争项目的价值，并分析了模型的博弈均衡状态，给出了两公司在技术创新阶段最优的战略决策。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同市场需求水平下两公司竞争将会陷入“囚徒的困境”，而联盟技术创新战略对两公司而言才可能是最优的策略。     

环境政策与企业污染控制的博弈分析

环境政策是使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从而迫使企业降低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手段。本文运用动态博弈理论,研究单独的排污税政策和排污税与减排补贴的组合政策对企业污染控制行为的影响机理,并从污染治理效果和社会福利水平两方面对两种政策的减排效应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表明:排污税率和减排补贴率均与企业治污量正相关,与社会福利水平的关系均与税率和补贴率的大小有关;政府实施组合政策时企业的治污量和社会福利水平均大于只实行排污税政策时的治污量和社会福利水平,组合政策能激励企业加大治污力度,同时也能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     

技术溢出、节能减排与社会福利————基于竞争策略的煤电厂商动态博弈分析

煤电运营商最重要的一类生产决策,是如何将运营成本在燃料成本支出、节能创新投入和环保创新投入之间做出相对合理的配置,在达到污染排放标准的同时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基于寡头垄断市场结构的煤电厂商两期动态博弈,存在三类典型竞争策略下的最优创新水平和最优产量水平的市场均衡。均衡创新水平和均衡产量均随着节能环保创新比例的增大而增大,而节能创新技术溢出对均衡产量有正向影响,对均衡创新水平的影响随着市场结构的不同而变化。基于三类不同社会福利函数设定的福利经济学分析,如果考虑环保创新及其技术溢出效应,则更深程度和更广范围的各类电力市场竞争能带来更大的社会福利。     

基于消费者品牌偏好的Hotelling博弈模型

Hotelling模型假设异质产品的单位运输成本相同,其结果是产品价格相等时均分市场,这一结论无法解释市场竞争中的品牌效应。本文假设在Hotelling模型中产品单位运输成本存在差异,以区分消费者不同的品牌偏好,通过分析Nash博弈均衡与Stackelberg博弈均衡下运输成本对产品价格、市场份额、厂商利润以及社会福利的影响,得出消费品牌偏好是制定产品竞争策略的重要依据。     

小型开放经济中环境税改革的效应研究

文章在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考察了事先存在税收“扭曲”的“次优环境”中,环境税改革对小型开放经济的效应,并利用重庆市的宏观经济数据对模型结论进行模拟。结果发现：环境税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但同时也加重了原本的经济扭曲,环境与经济效率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从而表明“双重红利”假说不成立;“次优环境”下的最优环境税低于“最优环境”下的最优环境税率(庇古税率);对重庆市宏观经济数据的模拟却表明环境税对家庭和企业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差异性。     

考虑企业社会责任的绿色供应链优化决策

在零售商关注消费者剩余的视角下,研究绿色供应链的产品优化策略。在三种不同渠道权力结构下,构建了零售商具有企业社会责任时的绿色供应链模型,给出了各模型下最优均衡策略,并对其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表明:无论哪种渠道权力结构,零售商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均在降低产品零售价格的同时,提高了产品的绿色度水平、批发价格以及产品的市场需求量,并对不同渠道权力结构下各最优均衡策略的优劣排序有重要影响。当零售商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时,零售商的净利润会降低,而零售商的总利润、制造商的利润、供应链系统的利润以及消费者剩余会增加。     

考虑回收质量不确定的再制造专利许可策略研究

考虑回收再制造过程中回收质量的不确定性,通过对比不同专利许可策略下制造商的最优利润,分析制造商的最优专利许可策略,并结合数值算例分析了模型中的回收质量对均衡解及相关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再制造商回收时存在最佳回收质量;原始制造商选择何种专利许可策略存在临界值,且该临界值在最佳回收质量处达到最大;从环境绩效和消费者利益的角度分析,固定费用专利许可策略下再制造商以最佳回收质量进行回收再制造的闭环供应链最优。     

市场结构与政府规制

从规范的观点来看,政府规制一般应出现在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领域,为了公共利益最大化。然而由于我国经济和政治体制特点,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政府规制广泛存在与各个经济领域,对社会福利产生着不同的影响。以往的分析要么从市场的角度分析资源的最优配置,要么单纯从政府的角度分析规制的最优均衡,本文通过建立一个一般的政府规制模型来分析不同的市场结构下政府规制对资源配置或社会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竞争性行业的经济性规制会减少社会福利,垄断条件下,政府恰当的规制可增加社会福利。结论认为,竞争性的行业应放弃经济性规制而转而加强社会性规制,垄断行业应随着技术 约束和市场约束的变化,而采用适应性规制。     

两个生产厂商条件下的古诺模型研究

研究了两个厂商条件下古诺模型的均衡解和动态变化过程，证明了无论第一个厂商关于产量作何种初始选择，均衡解都存在且唯一；还证明了厂商的产量变化过程必然是单调变化过程，拓展了关于古诺模型研究的有关结论，为多个厂商条件下的古诺模型研究提供了分析思路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解释论视角下污染环境罪争议问题探究

针对污染环境罪的诸多争议,在正确把握保护法益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寻求具体答案。承认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下的环境法益是本罪的保护法益,将环境法益与人类法益并列为本罪保护法益的观点,因缺乏对环境法益层次性的内在逻辑结构的认识而不具有合理性。2017年司法解释第1条的部分行为规定,通过对污染环境行为严重性的实质自然属性的规定,表明行为对于环境法益的实害结果;而部分结果规定则是通过对人身、财产等损害的判断,确认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后果。本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对过失犯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省略了对间接故意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