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考论

《上安州裴长史书》是研究李白开元年间行踪交游的重要作品。《上安州裴长史书》系年历来说法不一。本文结合李白诗文和其他史料对其行踪交游进行考证,认为此《书》应当作于开元二十二年,写作目的是希望获得裴长史的举荐,从而为李白开元年间入长安提供佐证。     

试论李白散文的艺术性

李白一生写了不少优秀的散文,如《与韩荆州书》、《春夜宴桃李园序》、《上安州裴长史书》、《泽畔吟序》等。本文试就李白散文的艺术特色进行粗浅的分析。(一)李白自述其文章是“清雄奔放”的,这颇能确切地概括其散文的的风格特点。李白并没有能自觉地从事散文创作,其作品则是表书序记一类。其形式基本是骈     

李白本家金陵之谜

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说:“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之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长江汉。”为了全面彻底地理解这两句录文,古今不少注家几乎绞尽了脑汁。杨慎说,“观太白自叙之书云:白家世本金陵,此其自状明甚。……唐之先仕于后周,岂有     

从薛能的自负谈到李清照的好胜

古代文人多自负不凡,常常情见于辞,有的成为文坛佳话,有的近乎笑话。象李白,自夸“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为宋中丞自荐表》);又说“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彻,句句动人”(《上安州裴长史书》)。至于《与韩荆州书》自称“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是我们熟知的了。杜甫《进鵰赋表》自称“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沈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奉     

李白与李白诗文札记四则

李白父为任城尉问题李白卒后之五十五年范传正为作《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据李白子伯禽手疏,称李白"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林泉,不求禄仕".五代时刘昫的《唐书·文苑列传》不知何据,称李白"父为任城尉";宋钱易《南部新书》一袭《唐书》,也说李白"父为任城尉".后代的人们大都依范碑而弃《唐书》,认为所谓李白父为任城尉的说法是不可信的.范碑是,《唐书》非,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查《唐书》之虽无实据,却也恐事出有因.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说自己"乃杖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     

李白初入长安的若干作品考索

李白两入长安之说,经稗山、郭沫若、郁贤皓等诸位先生的发掘考证,轮廓已基本清楚。根据郭沫若等人的说法,李白在开元十八年三十岁时曾到长安游历,企图在政治上寻求进取的机会,结果失望而归。诸家引以为证的作品有游邠、坊州诸作,《上安州裴长史书》,《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等。最近读《李白集》,觉得还可以补充一些证据,进一步确认这一事实。首先要提出的是《酬王补阙惠翼庄庙宋丞泚赠别》。王琦已指出诗题有舛错,“睿宗子申王伪开元八年薨,谥惠庄太子。宋泚必为惠庄太子陵庙丞者也。翼则王补阙之名耳,惠翼当作翼惠为是。”对于这一说法,后人没有提出异议。这个宋泚一定是作惠庄庙丞的了。有     

"干谒"与李白的人生政治悲剧

"干谒"是我国古代文人士子为寻求入仕门径而向当朝达官显贵或有名望者呈送书信、进献诗文赋作,以求得他们赏识援引、擢拔重用的一种"多为人所笑弄"的不光彩的行为,虽说"干谒"之举不是始于唐代,然至盛唐却大为风行.那时相当一部分诗人都有过这样的行为和经历,就连大诗人李白亦未能幸免,这自然与当时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政策和文人士子普遍的求仕心理有很大的关系.就李白来说,他之所以走上"干谒"之路,除了受当时盛行的"干谒"之风影响外,也与他率性选择、盲目从俗的求仕心态有关.实践证明,"干谒"并未给李白带来功名富贵,而只能让他坐失从政良机.可以说,李白一生的政治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率性、盲目的"干谒"活动造成的.     

张旭卒年考辨

张旭卒年 ,史无确载。由于对相关资料理解、认识上的分歧 ,学界围绕这一问题自来颇多异说。我们认为 ,在纠缠于资料而难以确证的情况下 ,考察张旭之仕履经过 ,就成为确定其卒年的惟一可行的方法。由李颀的江东之行可知 ,张旭在开元二十三、二十四年 (735年、736年 )之际结束常熟尉之职而赴京 ,其任左率府长史 ,约在此后不久。约在开元末年 ,而任金吾长史。其天宝五载 (74 6 )退居洛阳时 ,年初逾六旬。由此 ,结合李白《猛虎行》所叙与张旭天宝十五载 (75 6 )三月在溧阳酒楼会晤之事 ,和他《草书歌行》诗中“张颠老死不足数” ,我们认为 ,张旭卒年应以乾元二年 (75 9)为是。张旭《千文》末“乾元二年二月八日”之注 ,应是张旭所书。     

唐代干谒诗与干谒文比较论

投献干谒诗和干谒文是唐代文人干谒活动中最常见、也最直接的干谒手段.干谒文学因其鲜明的工具性、目的性和功利性,成为不同于其他文学创作的一个特类.唐代干谒诗与干谒文在兴起时间、表达技巧、艺术效果、干谒功能及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等方面,具有诸多异同之处.     

“人生不朽是文章”——略述李白文的思想内容

“白也诗无敌”。李白是“以诗名家”的,在盛大诗名的掩盖下,李白的文章却鲜为人重视。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上韩荆州书》两篇文章,由于被《古文观止》选录,广被流传,家喻户晓,是大家所公认的名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已成为脍灸人口的熟语。但李白其他的文章,则少为人知了。李白集注本,传世的有南宋杨齐贤注《李翰林集》,元朝萧士贇补注《分类补注李太白集》,明朝胡震亨的《李诗通》,     

庞德《长干行》中的"解构"痕迹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庞德的翻译文集《神州集》中对李白的名诗《长干行》中所包含和体现的翻译策略和技巧,来说明这一译作是庞德的创造性阐释,并通过《长干行》在中外翻译界受到的评论、重视和接受程度来证明《长干行》正是关于译作是原作的再生和新生这一解构主义翻译观的最好体现。     

当代视野下的李白文化价值初探

李白文化是由李白的生平事履、李白的作品、有关李白的遗址遗迹及其相关传说、有关李白的接受与传播等综合体系构成,在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下,呈现出不同的风貌。站在当代人的角度,用当代人的视野去审视李白文化的时代价值,可以得出:李白的作品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学遗产,滋养后世万代;李白的精神世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李白的历代接受与传播是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的重要内容;李白在各地的遗址遗迹与相关传说,是各地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为推动当地历史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滋养;海外李白的接受与传播是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白家世之谜破译

李白生前笔述口授其家世的有关材料,真实可靠。李白为凉式昭王李暠之孙李重耳的后裔。李白曾祖李贞为李虎玄孙。李白祖父为李暠九世孙,李白为李暠十一世孙。     

玉与李白诗歌

李白诗歌中的"玉"物象多达三百多处,究其原因,中国几千年的玉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李白的诗歌创作,使其作品诗歌深深地烙上了玉的影子。     

论李白的大言

李白好大言,在诗中常常表现为有意夸大数目、用巨额数量词进行修饰以及爱用艺术变形的手法,还表现为对雄伟阔大、奇特壮美意象的追求,因而形成其诗豪放飘逸的风格和瑰奇宏阔的美学特征.李白喜好大言主要跟他粗犷豪爽的个性和浪漫的气质密切相关,跟唐人豪迈自信、说话夸饰的社会风气紧密相关,还跟传为宋玉所作<大言赋>、<小言赋>和南朝至唐流行创作<大言诗>、<细言(小言)诗>的影响有关.     

李白诗歌用韵研究

历来对李白诗歌的研究多以诗歌内容为主,很少有专门从形式方面(包括格、律、韵)来研究的。这不能不说是李白研究中的一大缺陷。研究李白诗歌中的混韵现象,说明对平水韵的改革是必然的。     

李白《上楼诗》与《题峰顶寺》、《夜宿山寺》考辨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小学语文教科书中李白诗歌《夜宿山寺》的内容,应为李白少年诗作《上楼诗》的内容,而《上楼诗》实为李白上绵州越王楼诗。李白中年在蕲州黄梅县所作《题峰顶寺》来源于宋代邵博《邵氏见闻录》、赵德麟《侯鲭录》、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等书。现行小学语文课本等出版物中的李白《夜宿山寺》存在张冠李戴、文不对题、不合情理等问题,应予纠正,还李白《上楼诗》和《题峰顶寺》的本来面目。     

试论李白《蜀道难》流传中的文本异同

李白的诗作极其丰富,李白从未自编诗集,唐代也没有一种渊源有自的李白诗集定本流传下来。因而李白诗歌的文本面目常纷繁杂乱。通过比较诸多李白别集版本和选录李诗的各类总集,考辨出李白乐府诗《蜀道难》文本有三十一处异同。文本在流传过程及后世阅读接受中的真实面貌差异较大,值得探究。     

李白与齐文化

李白对齐文化始终怀有极大的热情。齐文化在李白诗歌中集中表现为三大主题:纵横捭阖的帝师王臣,倜傥任侠的布衣游士,以及燕齐海滨的神仙道术。李白的文化取向是盛唐士风和时代精神的映射。     

巨鸟的寓言——从李白塑造的大鹏形象看诗人的天才现象

李白一生写过三首以大鹏为题材的诗。《临终歌》表白的是他的死亡哲学,即钟爱坦率、乐观、超脱的死亡态度。诗歌显示了他对终极现象的思考高度。《上李邕》则表现了诗人作为交游高手的特有的心态,反映了青年李白优良的心理承受能力,展示了诗人积极的生存活力,也是李白情商学和交际学方面行为能力高强的佐证。《大鹏赋》是李白的少年之作,本赋不仅是李白少年意志的折射,也充分阐释了他高超的判断力和勇于扩张生存地域的非凡气质。大赋突现了李白的基本的性格,是诗人卓越胆商的象征。李白在中国诗史上的巨大成就当然是其优越智商的产物,而其超绝的胆商和情商也占据了他诗歌创作过程的基础性和主导性地位。正是李白高超的判断力,勇敢的探险精神,高蹈天下、纵横四海的生存方式,为他高水平的诗歌创作奠定了重要的生活基础。三种大鹏,不仅表述了李白智商学、情商学与胆商学三方面的精神维度,其现代性也值得今人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