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海南岛的传播

基督教,我国旧时称为景教。基督教最早传入我国,约在我国封建社会全盛时期的唐代。据公元781年于长安西面所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么元635年(唐贞观九年),基督教的“异端”支派聂斯托里派,从叙利亚经波斯传入我国。但真正广泛传播则是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的,伴随着殖民主义势力,大批传教士纷至沓来。公元1557年,随着葡萄牙殖民者侵占我澳门,基督教传教士便跟着在那里立足传教。与澳门相近的海南岛便成为基督教传教的重要地区之一。基督教在海南岛的传播活动大体经历三个时期。     

印度锡克教的产生和发展

钖克教得名于“饧克”(sikha)一词,它在印地语的意思是“门徒”,系指锡克教徒是师尊纳那克等的门徒。 钖克教是印度的地区性政教合一组织,主要流行于旁遮普邦、泰米尔纳德邦和加尔各达市。加尔各答的汽车司机多半是钖克教徒。印度有钖克教徒一千多万,约占印度总人口的百分之二。近年来还传播到东非、英国、加拿大、美国、泰国以及香港等地,形成在印度国内外一支值得注意的教派。     

云南景教考

景教,又称“经教”、“大秦景教”,属于基督教的“异端”教派——聂斯托里派,主张“二位二性”、不拜圣母。唐太宗时,其教传入中国,得到唐初诸帝的扶持,势力迅速遍及全国,“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至武宗灭佛,景教一并遭禁,势力退及西北边陲与中亚,终宋之世阒无所闻。至于蒙古帝国建立,其教复随蒙古铁骑卷土重来,势力再次遍布大江南北。元亡以后,中西史乘不复记载,“盖元亡而与之俱亡焉”。     

辽朝宗教文化现象刍议

契丹人的宗教信仰,早期主要以原始的自然崇拜为主,兼有摩尼教、景教信仰。辽朝建立前后,佛教、道教等宗教形式先后传入契丹本土,并得到上层社会的支持,发展比较迅速,最终形成多种宗教形式并行传播、相互交融的局面,并对社会风俗产生深远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契丹宗教文化现象。相对其他宗教的影响,对契丹影响最深的莫过于佛教,但契丹本土佛教的传播是多源的,或从回鹘传入,或从中亚传入,或从中原传入。来源不同也使佛教崇拜的风格呈现多样性。加之契丹人原始宗教、摩尼教与聂斯托里教的交互影响,也使得契丹佛教不同于其他地区,形成其独具一格的特色。     

唐代中国景教与景教本部教会的关系

唐代,基督教的一支聂斯脱利派在中国境内展开传教活动,文献称之为景教。唐时,景教在中国境内并非孤立地开展传教活动,中国境内的景教人士与驻巴格达的景教本部教会组织有一定的联系与交往。景教自入华始即与本部教会组织有了联系,最初至长安的景教士阿罗本即为本部教会组织派遣而来。之后,本部教会组织继续派遣传教士至华,支援中国境内景教徒的活动,使景教得以在华继续传播。会昌灭法后,中国内地景教处于消沉状态,但景教在西域边疆地区仍有所流传。晚唐时期,在西域高昌地区,景教的活动与本部教会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高昌景教教团是景教本部教会组织领导下的一个教会分支。     

关于基督教在武汉市农村发展的思考

自1979年后,基督教活动人数在武汉市有一定的增加,尤其是农村教徒人数增加较快。其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城区,纵观全省乃至全国的基督教发展情况亦是如此。近几年来,为什么基督教在武汉市农村发展较快,农村教徒人数的大量增加易出现哪些问题?在对农村宗教活动的管理中我们应注意什么?本文拟就武汉市基督教的发展情况谈些看法。一、要分析农村教徒发展较快的原因在1979年,武汉市基督教徒约有5000人,其中在市所辖的四个郊县巾仅有基督教徒200     

知识社会中的知识分子

“公众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这一概念近来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知识分子”一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俄国。表面看来，公众知识分子似乎与印度教、佛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统以及希腊传统没有任何的渊源关系。印度教徒追求的是将真我与梵天统一，     

天教的输入与晚明士人的价值认同

天主教,在晚明学人的著作中常称“天教”或“天学”,是基督教的一支.虽然基督教的输入最早可追溯到唐贞观年间(时称“景教”),但唐代景教徒的活动仅限于举行各种宗教仪式和传授一鳞半瓜的宗教常识.天教作为一种比较完整的成体系的学说传播于中国,并为相当一部分中国士人所认同,则始自晚明.     

冲击与调适：义和团运动前后的英国浸礼会在山东传教事业

浸礼会传教士在义和团运动中受到保护,但教产与教徒均遭受重创。义和团运动后,浸礼会在相对稳定的传教环境下,转变传教策略,逐渐扩大传教区域;开办的新式教育日趋得到民众认同,开始走向正规化与高等化,开始将医疗工作作为传教重要手段,专门派遣医学传教士,建设正规化的医院,开展医学教育以培养中国医生与护士,实现从救灵到疗身的转变,医院世俗化趋势加强。浸礼会传教士在华推行普世之爱的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虽然带有传播宗教的功利动机,但却给中国带来了合乎时代进步要求的现代文明。     

清代四川天主教传教史拾遗(四)

清代的四川 ,既有一批信仰纯正、积极传教的教徒和传教士 ,也有少数藉教为名、为所欲为、引导传教活动走向畸形的别有用心者 ,艾嘉略、范若瑟便是其中的典型。通过对他们所作所为的分析 ,探讨清季民教矛盾的部分成因。另外 ,清代的四川教区曾经包括贵州、云南等省 ,通过对贵州个别教徒传教活动及被惩罚情况的介绍 ,充实清代四川传教史的内容 ,引出嘉庆皇帝对天主教认识的转变 ,揭示出嘉庆年间清政府严厉禁教的症结所在。咸同年间 ,当天主教弛禁之后 ,民教间的矛盾反却尖锐激化 ,教案频频发生。教内外一些有识之士有鉴于此 ,草拟《民教相安章程》,约束双方行为 ,消除对峙 ,求得融合。然因法使馆和其他省区天主教会的反对 ,四川《民教相安章程》成为废纸 ,民教的矛盾重新尖锐。一啄一报 ,罗元义枉杀之举 ,便是四川官府的报复行为。另外 ,中华书院交涉的史料 ,弥为珍贵 ,故附骥于此     

晚清柏塘教案始末

柏塘教案是19世纪下半期在广东地区发生的最重要的民教冲突事件,其爆发的原因是广东人民反洋教情绪的高涨和伸德辉神父的骄横跋扈。清政府在柏塘教案处理过程中,对内残酷打压,对外奴颜婢膝。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政治传教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吸引和保护了教徒,但也纵容无赖教徒,使教会的形象受到很坏的影响。     

疾病的隐喻:清前期天主教传播中的医疗文化

清代前期伴随天主教逐渐深入民间传播,其在民间医事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愈加重要.传教士不仅通过施药治病以换取社会好感,直接吸引民众入教,而且通过围绕疾病所建构出的一系列社会想像,在民间社会中与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为争夺宗教传播空间而展开激烈竞争.在传教过程中,天主教的圣水、十字架、念珠等物品及各项圣事仪式的驱魔治病功效,曾经被传教士与教徒有意识地加以放大.清前期天主教医疗故事中所呈现的与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之间的仪式对话,是天主教医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武宗宗教信仰之辨

明武宗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帝王,对各种宗教都十分喜爱,尤其对藏传佛教、伊斯兰教情有独钟。但《中国纪行》中记载的那位钟爱伊斯兰教与藏传佛教的明代皇帝并不是明武宗,很可能是弘治皇帝。至于明武宗喜爱伊斯兰教与藏传佛教,不过是其叛逆性格的一种表现,他不可能是一个伊斯兰教徒,也不可能是一个藏传佛教信徒,他充其量就是一个将伊斯兰教、藏传佛教等宗教当做儒教替代物的"叛逆"皇帝。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在中国的接触、碰撞和冲突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中国早先都是外来宗教,两者在历史上又颇有渊源。它们都在唐代传入中国,在元代,基督徒与伊斯兰教徒在中国有了接触,这可从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的作品中发现蛛丝马迹。明清时期,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有了碰撞,这可从一些伊斯兰汉文译著中看到端倪,它们之间的差异,在伊斯兰教著名学者王岱舆、马德新的作品中有了明显的反映。     

尊重民族习俗 淡化宗教意识 维护校园稳定——三峡大学留学生教育管理方式初探

随着我国高校国际化进程的推进,留学生招生人数逐年增加,留学生中各种宗教教徒也大量进入我国高校。如何面对各种不同的宗教组织和流派,如何根据教徒需求开辟活动场所,引导他们在我国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开展不同教派的活动,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可回避的一项特殊工作。我们在近几年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中,针对留学生中的宗教教徒及其活动的实际积累了一些经验,探索了一些方法,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明教“五佛”考——霞浦文书研究

10—19世纪的中国知识界将琐罗亚斯德教及其变种祆教、基督教东方教会(旧称涅斯托利教派)和摩尼教混为一谈,与此同时,欧洲基督教对不同的异教也混淆不清。摩尼承认一系列先知,把婆罗门教先知、琐罗亚斯德、佛陀和耶稣视为自己的先驱。因此摩尼教徒对婆罗门教、琐罗亚斯德教、佛教、基督教和本教的区别很清楚。吐鲁番出土摩尼教回鹘文文书声称摩尼在四佛之后降生。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绘画中有五个先知的画像,以释迦牟尼居于右上方,以耶稣居于右下方。宋人传说白居易曾有"五佛继光明"之句,但将明教五佛与《金刚经》五佛相混淆。通过对霞浦文书的研究,现在我们知道,明教徒崇拜的五佛是:一佛那罗延,出自婆罗门教;二佛苏路支,即琐罗亚斯德;三佛释迦文,即佛陀;四佛夷数,即耶稣;五佛摩尼,即最后光明使。中世纪知识界中的混淆,却在不经意间于中国民间宗教文书中得以澄清。     

天方先哲留迹南山 中阿友谊源远流长——话说西宁凤凰山拱北

在西宁凤凰山(即南山)顶,有一组富丽堂皇的建筑物,它与邻近的凤凰亭相互辉映,为古城西宁增添了美好的风光。 这是一座伊期兰先哲的陵寝(俗称拱北)。也许一般人只知道那是个有关伊斯兰教教徒们的场所,而对墓中葬着什么人?陵寝修建于何时?其人在中国伊斯兰教史及中国和阿拉伯友好交往史上有什么地位与贡献?却鲜有所知。为了不使这位阿拉伯人民的友好使者及其南山     

1861—1899年清政府对基督教的管理政策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至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这中间的四十年，是清政府对在华基督教被迫实行宽容政策时期，也是基督教在中国遭受长期禁止后全面恢复活动的最早四十年．教土、教徒的数量激增，民教、政教联系普遍加强．在这段时间内，清政府对基督教采取了许多新的管理政策．这在中国政府整个基督教管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本文试就这些政策的具体内容、特点、分期和执行效果作一探讨．从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签订起，持续到1858年《天津条约》．特别在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签订中，清政府在克可奈何中承允了在中国信仰、传…     

印度中世纪锡克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

印度中世纪,锡克教是在与伊斯兰教的冲突中形成的,二者的冲突主要表现在锡克教发展的不同时期。在锡克教古鲁时期,由于穆斯林统治者的不宽容宗教政策,导致锡克教为保卫宗教的生存而与伊斯兰教的冲突。锡克教古鲁后时期,锡克教反抗穆斯林压迫而发生的冲突继续下去,同时为保卫国家抵抗穆斯林的侵略而与穆斯林进行斗争。锡克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促使锡克教徒塑造了一种尚武精神,加速了锡克教的最终形成和发展。     

英山毕碑与淮南摩尼教

本文讨论的是１９９０年在湖北省英山县毕家坳北宋墓地所出摩尼教墓碑。此碑立于公元１０５２年，碑上刻有颇具摩尼教色彩的日、月二字，墓主人姓昭武九姓之毕氏，故知墓主人是从中亚粟特毕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来华的摩尼教徒。英山还有许多类似的摩尼教墓碑，墓主人都姓毕，因此这是一处毕氏摩尼教徒家族墓地。作者从文献和考古两个方面追踪这个粟特家族的来龙去脉，发现他们是安史之乱平定不久回鹘可汗派到江南经商和传教的粟特商人的后裔。宋代以来江南的许多农民运动都利用摩尼教举行起义。而毕碑的发现告诉我们，江南流行摩尼教当与唐代来华的粟特摩尼教徒及其后裔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