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公务员廉政教育浅论

青年公务员廉政教育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具体体现,是各个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内部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基础工作,是构筑青年公务员道德防线,明确处世原则,促进廉洁从政的重要举措。当前青年公务员廉政教育存在机制单薄、氛围不浓、缺乏有效的监督管制和法律保障、方法单一、效率低下等问题。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青年公务员廉政教育:加强心理疏导,完善保障青年公务员心理健康的措施;完善青年公务员廉政教育体系,保障体制健全;改造腐败猖獗的社会风气,净化整体社会环境;加强他律环节,健全法律法规建设;完善青年公务员廉政教育方法。     

机关公务员创造力调查与分析

公务员创造力开发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意义重大.通过使用创意态度、创造氛围等量表,对省直机关公务员创造力作了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机关公务员创造力呈创意态度和创新行为"两高"以及创意生活经验和创造氛围水平"两低"特征;机关公务员创造力一定程度受性别、年龄、知识经验等因素影响;创造氛围与机关公务员创意生活经验、创造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对机关公务员创造力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机关公务员创造力开发对策建议.     

公务员廉政教育参与意愿实证研究：教育满意度的中介效应

基于理性行为理论（TRA）和期望确认模型（ECM）,探讨以情感因素为核心作用的公务员廉政教育参与意愿影响机制,选取与情感因素有关的变量构建了公务员廉政教育参与意愿的研究模型。依据所搜集到的292名公务员问卷,采用 AMOS 分析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和假设验证。结果显示：公务员廉政教育的参与意愿受教育信念、教育满意度和感知有用性三个变量的共同影响;教育满意度受感知有用性和教育信念的双重影响,其中感知有用性的作用更加明显;教育满意度在教育信念与参与意愿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地方政府组织文化、领导行为与公务员工作态度的关系研究

整合影响领导行为适应性的政府组织文化变量和反映领导行为有效性的公务员工作态度变量,构建反映三者影响关系的假设模型,再通过对S省368名公务员样本的实证分析发现,变革型领导行为在不同的政府组织文化背景下均具有良好的适应性,并能有效激励公务员的正向工作态度,最有利于实现地方政府组织的领导效能;交易型领导行为在理性文化背景下适应性较好,但不利于公务员正向工作态度的激励;家长式领导行为在层级文化背景下适应性良好,并能有效激励公务员对工作的投入。同时,政府组织文化与公务员工作态度显著相关,政府领导行为在组织文化和公务员工作态度之间具有中介效应。因此,地方政府领导应以变革型领导行为作为管理风格调整方向;政府在构建组织文化的过程中,要注意组织文化各维度特征的均衡发展。     

农村党员干部廉政教育的原则、内容与方式研究

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转型关键时期,各项工作不断面临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和新挑战。各方面变化对农村党员干部队伍的思想变迁、价值观演变、行为选择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使农村党员干部廉政教育工作出现了诸多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分析农村党员干部廉政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则、重要内容,并依据当前党建理论,立足当前农村党员干部廉政教育工作的现实状况,结合农村社会发展的需求,对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这一工作提出进行党校集中教育、开展示范与警示教育、创新现代网络教育等方式方法。     

人员测评工作的一个新尝试——关于科技专业拔尖人才选拔的研究

本文是通过编制行为指标式量表来选拔科技专业拔尖人才的一个尝试。所编制的量表包括德、识、能、绩四个方面共15个要素,共有40个指标(题目)。这一要素体系的确定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之上的,是在对原自编评定量表(26个要素,144个题目)的试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之上精简改进而来的。通过在两个研究院(所)对精简前后的两个量表分别进行测试的结果分析,以及对量表的科学性论证表明:(1)行为指标式量表有可能克服当今测评工作中所普遍存在的一些偏差,尤其是评定要素的定义含糊不清、要素间界限不够明确,交叉、重叠现象严重等缺陷,因而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2)所编制使用的这种评定量表的信度、效度等心理统计学所要求的科学性指标均已达到或超过了国内外同类量表的平均水平。它对于我国各地各部门正在进行或将要进行的各类人员(包括党政干部、科技人员、公务员、教师、大学生等)的评定与考核工作也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中国涉农公务员群体转基因态度、认知及其影响因素调查与分析

由于特殊的职业属性与身份特质，公务员群体的转基因态度对社会公众具有一定的示范与引导作用。通过对全国3018名主要涉农公务员进行转基因态度及认知的问卷调查发现：公务员群体整体上对转基因持有较为积极的态度，但同时伴有一定的担忧情绪。在转基因议题上，公务员群体呈现出明显的个人行为态度与国家行为态度的二元分化。在个人消费层面上，公务员群体依旧抱有较为保守的反对态度；而在国家研发与管控层面上，公务员群体则表现出与国家政策方针较为一致的支持态度。此外，公务员群体整体基因科学素养不高，并倾向于对转基因阴谋论持有中立或认可的态度。心理风险感知是公务员群体支持或反对转基因最为重要的认知因素。因此，有必要针对公务员群体开展定向的转基因科普宣传，提高这一群体的基因科学素养、降低其阴谋论认知并对其心理风险感知进行有的放矢的干涉。这些工作有望改善公务员群体对转基因的态度，进而推动我国转基因产业化的进程。     

变革型领导对公务员工作态度的影响——公共服务动机的中介效应研究

通过对北京市的425名警察进行实地抽样问卷调查,来探索变革型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对公务员工作态度的影响。研究选取组织公民行为、组织承诺和工作满意度来反映公务员的工作态度,结果发现变革型领导和组织公民行为、组织承诺和工作满意度正相关,公共服务动机和组织公民行为、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正相关。同时,公共服务动机在变革型领导与组织公民行为、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上述发现从理论上丰富了我国公共服务动机的实证研究,并且对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领导风格的选择、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提升和组织公民行为的激发具有指导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的公务员廉政道德治理对策选择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开展公务员廉政道德建设的基石,也是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增强其执政能力的保证。针对当前公务员队伍中存在的廉政道德失范乱象及危害影响,提出新时期公务员廉政道德治理的方向和路径,即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验认同;确立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行为规范;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境下的考评方法。     

基于TPB的应届本科生报考公务员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抽样调查,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公务员报考行为意向模型,模型变量包括报考意向、报考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行为信念、规范信念、行为控制等。采用偏最小二乘法对该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参数估计,研究结果显示,参数估计精度较高且合理,各项模型拟合检验值都达到要求,能够较好地预测公务员报考行为意向。研究发现,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报考态度对报考意向影响显著,其中主观规范影响最大,知觉行为控制居中,报考态度影响最小。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公务员报考持续升温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我国民间反腐败力量问题初探

文章对民间反肩败力量的主要类型、形成的背景、作用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探讨,提出要对民间反腐败力量进行制度化和规范化,要实现专业反腐和民间反腐败力量的对接,同时要对民间反腐败力量进行积极培养。     

社会资本视角下村改居社区反腐治理创新研究

受结构变化、管理滞后、监督不力等影响,村改居社区腐败形势相对一般社区更为严峻。社会资本以价值观、信任、制度等为基础,在社区反腐信息共享、精神铸造、行为促进、网络规范、秩序维系等方面有独特功效。鉴于村改居社区信任与道德规范社会资本、现代性社会资本、组织性社会资本等方面不足的现实,需要从居民素质培育、集体行动网络建构、现代性社会组织开发及制度建设推进等方面进行社会资本的优化,达到促进反腐主体自觉和扩展反腐行动网络,从而提升村改居社区反腐效能之目的。     

建立健全网络反腐法律制度论要

近年来,网络反腐尽管发挥了明显的正能量和正效应,但是仍然存在不少局限性和负效应.法律制度不健全不完善,是导致网络反腐局限性和负效应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是新时期网络反腐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建立健全网络反腐的法律制度,既要坚持审慎适度和循序渐进相结合、规范权力监督主体与规范权力行使主体相统一、“网上立法”与“网下立法”相配套、“废”“改”与“立”相衔接等基本原则,也要抓紧运作网络反腐旧法的修改和新法的制定等基本内容.     

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研究

毛泽东反庸倡廉思想的历史文化渊源是中华民族传统廉政文化,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庸倡廉思想。毛泽东反庸倡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包括：开展反庸倡廉思想教育,增强全党预防和遏制腐败的能力;开展整风整党运动,纯洁党的组织和严惩贪污腐败分子;发扬民主和强化监督,依靠人民群众开展反腐败斗争;厉行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建立法规制度,从根本上铲除贪污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率先垂范,发挥领导干邵的带头表率作用。毛泽东反庸倡廉思想的当代启示是,反庸倡廉建设必须常抓不解,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构建中国特色反庸倡廉体系。     

反腐制度论

反腐的根本在于制度建设.从制度安排的角度看,传统中国的制度安排是在人治的框架内实现的,这种制度安排必然会导致制度“三性”（制度合理性、制度合法性、制度现实性）的缺失,成为腐败滋生的根源.现今中国的反腐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实现制度安排,即从制度的“三性”方面推进制度变革：一是反腐制度路径设计必须以“民主”价值为导向,“人民监督”为前提,体现制度的合理性;二是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保障制度的合法性;三是科学定位政府角色,限制政府成为“特殊利益集团”,保证制度的现实性.     

论网络反腐的规约与发展

网络是把双刃剑。网络只是一种手段和工具,网络反腐归根到底还是人借助于网络进行反腐,网络反腐中人的因素较网络本身更为重要。另外,还应当看到网络反腐不仅需要对网络的制度规约,还必须将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嫁接好。规约和发展网络反腐应着眼于网络的工具性、人本身的素养以及制度的推进等多种因素。     

延安时期“依法保廉”对廉政法制化建设的启示

延安时期,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运用法制手段治理腐败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围绕“依法保廉”,在廉政法制建设和严格执法方面都有具体举措,为在新时期新的形势下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和建设廉洁政治,推进我国廉政法制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高校腐败及其治理状况的调查与研究

高校腐败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一种重要的腐败现象。本项研究建立在对高校干部、高校学生和学生家长三个群体的问卷调查基础之上,分别考察了高校腐败的总体状况、高校腐败的重点领域、岗位和人群、高校腐败的原因、人们对高校腐败的亲身经历及态度,并探讨了遏制高校腐败的可能的举措等问题。研究发现,高校腐败已较为普遍,尽管并不比其他领域更严重。基建工作、评审工作和招生工作已经成为高校腐败最为严重的三大领域。高校腐败与现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管理不善有着密切的关系。遏制高校腐败的方向是走向高校善治,具体来说就是在教学科研和教学事务中让教师和学生有更多的参与,高校管理的基本信息特别是财务信息有更高的透明度,对高校管理有更多的外部监督和审计,在不同类型高校之间有更多更公平的竞争等。     

“网络反腐”中媒体、民意与政府的互动分析

依赖于网络的开放性、虚拟性和快捷高效的特征,“网络反腐”正发挥着重要作用。增强网络反腐的实效性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能够做到尊重和回应民意,能否实现媒体、民意与政府的良性互动。通过对“表哥”杨达才的“落马”事件过程的回顾分析可以发现,在当前的“网络反腐”事件中,一种新型的互动模式,即“自媒体一传统媒体一全媒体一政府回应”的互动模式已经形成,这种发自网络自媒体直至政府做出有效回应的新型互动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媒体、民意与政府的互动,必将有助于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开展。     

反腐制度与个体道德发展——基于十八大以来公职人员腐败容忍度的分析

对2012—2017年间我国公职人员腐败容忍度的调查发现,中共十八大以来，公职人员的腐败容忍度显著低于十八大之前；2012年之后腐败容忍度总体呈下降趋势，且存在三个节点：2013年相对于2012年，腐败容忍度有所下降；2014—2015年相对于2013年，腐败容忍度有微小上升；2016—2017年相对于2015年，腐败容忍度再次下降。这种下降趋势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十八大以来的反腐从集中式和权力式向制度化和常态化转变，静态的制度规章建设伴随持续性执行的动态机制运行，导致公职人员个体道德发展的同步提升，即经历了集中反腐期的被动服从、制度初创期的道德心理偏差和松懈，以及制度强化期的“习惯道德”养成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