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道德评价与墨子的“合志功而观”

墨子的“合志功而观”指的是对人们行为的好坏、善恶应将其动机与效果结合起来考察，司马迁继承了墨子的传统．创造性地运用了“合志功而现”的方法，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评价时更重视“忠”之高尚低下产生的效果．往往不单以其“功”之大小、事业成败如何为据，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古往三千多年的历史人物进行的道德评价，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史记》合传艺术

《史记》合传中，司马迁结合不同传主的生平、地位、功业等，采用灵活多样的结构形式，形成了并列式合传、蝉联式合传、交错式合传等三种典型的合传形式。运用比较方法对这三种典型合传方式进行具体深入分析，探讨司马迁巧妙的艺术构思和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分析认为：巧妙的构思、丰富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是《史记》合传的重要成就。     

《野棕榈》中“普通人”的存在主义解读

福克纳的第11部小说《野棕榈》是一部非＂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其中像穷苦白人（哈里）、罪犯（高个子犯人）这样的＂普通人＂成为主线人物,不同于没落的庄园主继承人们,给读者一种全新的感受。福克纳刻画的他们,都有着灵魂和肉体的矛盾。借助这些普通人,福克纳向世人展现他一直强调的人道主义思想。本文从存在主义视角,通过解读相互对位的主线人物的存在,对比分析两个＂普通人＂各自寻求＂真实的自我＂的不同经历,来探索福克纳对人类的现实状态及人类的存在意义。     

彝汉诗学中“风”、“骨”内涵之比较

＂风骨＂一词在汉语诗学批评中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范畴,汉文化中,它最早源于人物品评,随后转向诗文、书法、绘画等多个艺术门类。值得研究的是在我们多民族大家庭里,特别是在我国彝族发达的诗文论里,＂风＂、＂骨＂有别样的内涵,它们同样在自己的诗学理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日语翻译的角度看汉语“把”、“被”套用句的特点

＂把字句＂与＂被字句＂的套用是汉语的一个非常有特点的语法现象,它通过两个句式的杂糅使语言达到经济、简练的效果。本文尝试立足于汉日语言对比,侧重于翻译,从语法结构、语义特征和语用层面对汉语＂把＂＂被＂套用句这一特殊句型的特点进行分析和归纳。     

司马迁“三不朽”的价值观

“死而不朽”的说法早已有之，司马迁继承了传统的“三不朽”的价值观，他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区分出三个有针对性的价值追求层面，从而使“三不朽”说的内涵具体化、明朗化。他“好奇”的价值审美倾向，是他重人事、肯定人的主动性、宣扬积极进取精神的思想观念的反映，是对“三不朽”的价值观的发展和升华     

论司马迁对法家人物的评价

司马迁在“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大历史”史观的基础上,肯定了法家人物在历史变革时期不可替代的作用;客观描述了法家人物固有的局限性;深刻剖析和批判了法家人物道德人格的缺陷。并依此对司马迁评价法家人物的矛盾说提出质疑。     

盈虚之道论雄杰——由《项羽本纪》等篇谈《史记》人物塑造

司马迁笔下的历史人物,极具文学色彩,其性格表现与历史功过,无不体现司马迁以人物承载历史的史书创作的人文情怀。项羽、韩信、刘邦等栩栩如生的形象,演绎着《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文学价值与人文精神。     

“合芜蚌”自主创新试验区对策探讨

＂合芜蚌＂3市是安徽省3个重要的工业中心,分别对应着＂皖中＂、＂皖南＂、＂皖北＂3个区域,存在着很强的极化和辐射效应。作为3个地区发展的龙头,提升＂合芜蚌＂区域自主创新的能力意义重大。作为2010年省长课题＂合芜蚌＂自主创新试验区建设研究的部分成果,通过对＂合芜蚌＂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创新体制和机制及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     

霸王别姬：真实抑或虚假？

文章就《史记·项羽本纪》所述＂霸王别姬＂的真实性进行了论述,认为司马迁的记叙真实可信,不存在＂虚假报道＂一说。     

建立临时监护人制 关注留守儿童心理

＂留守儿童＂问题已成为全民关注的社会问题,由于这一群体长期生活在特殊的环境中,缺乏父母的监护与呵护,产生了性格多动、自卑、自负、暴躁、叛逆等一系列的心理问题。为此,政府应在＂留守儿童＂的教育上采取行政措施,通过制度化的行政法规,落实替代管护机制、以便帮助他们树立良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其身心能够健康发展。     

论《史记》人物悲剧超越性的艺术之美

《史记》多是悲情人物的悲剧之美,这并不是由于司马迁笔下的人物注定要如此,而是太史公在深刻的体悟中将自己的悲剧之思投射于人物,通过浓墨重彩的艺术烘托,使得这些悲剧更具有震撼性．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崇高美、悲壮美。超越性是司马迁笔下人物悲剧的共性,司马迁主要是通过对悲剧人物超拔的行动、超凡的才智、超常的功绩及超然的赴死等艺术描写来表现的。     

接受美学与文学翻译之“度”的把握

接收美学属于文艺理论的范畴,它揭示了文学翻译的审美本质和最终目的。本文以接受美学理论为指导,对如何正确把握好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行为及其限度问题进行探讨。文学翻译是接受美学视角下的＂度＂的艺术;作为特殊的读者,译者能否像普通读者那样去确定原语文本的具体意义,取决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能否对文学作品进行有＂度＂的、合理的创造性叛逆。如何运用接受美学理论去把握好＂度＂的艺术,是每一位文学翻译工作者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中的“事件”和“事件性”阐释

“事件”是巴赫金对话理论中的术语,他认为复调小说的价值和意义存在于所谓“事件”的展现中。事件不仅发生在人物与人物的对话关系中,主人公与作者、主人公与读者之间、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对话关系也构成一种“事件性”。     

司马迁评商鞅探微——兼论《史记》“太史公曰”的独立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中分别为先秦法家的商鞅、韩非、李斯列传并作评价。对韩非和李斯,司马迁在批判的同时还表现出了一定的同情。而对商鞅,司马迁则是矛盾的。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自序》《秦本纪》和《商君列传》正传中对其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却是《商君列传》的"太史公日"中不能抑制的苛责和怒斥。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李陵事件对司马迁身心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曰"独立价值的体现,同时也是儒法两家思想在司马迁身上合而未融的反映。     

略论《史记》的人物类传

“人物类传”是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这种传记突出传主的类型共性,兼顾其个性,表现形式多样。与“合传”相比,人物“以类相从”的创作思想更为鲜明清晰。“人物类传”扩大了《史记》表现人物的范围,增加了反映历史与现实的深度与广度,成为司马迁通过整合历史人物,研究社会发展,表达思想情感的重要传记类型。     

从本体论到主体论：“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话语误读

＂新批评＂理论家韦勒克提出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这一对重要的理论范畴,＂内部研究＂指的是对文学作品＂语言结构＂的研究,＂外部研究＂指的是对文学作品＂经验事实＂的研究。这对范畴传入中国后,从理论内涵到功能意义都发生变异,引起了划分标准、作家归属和读者归属的误读,中国文学批评实现了从文学本体论向文学主体论的过渡,引发了中国文论的＂向内转＂。     

论《史记》的心态描写

封建社会家天下的性质决定了统治阶级心态深刻地影响到历史的发展 ,而司马迁个人特殊的个性气质也促使他深入到历史人物心灵深处与之交流 ,这两个因素使司马迁特别关注历史人物的心态。文章运用心态史学方法 ,讨论了司马迁对民族文化心理、帝王心态、社会群体心态的描写。     

从“接受理论”谈中国出口电影字幕翻译的“信”与“达”

＂接受理论＂认为艺术作品只有经过读者（或观众）的积极参与和传递,才具有生命力,强调读者的阅读理解和创造性想象。一部电影作品能否在跨文化语境中获得成功取决于观众对翻译文本的认同和接受。影视字幕翻译要求在有限的时空里最有效地提供相关性最强的信息,观众的接受性和传播的有效性是决定翻译策略的关键因素。中国出口电影字幕在翻译过程中虽然造成信息缺损,降低了＂信＂的幅度,但是保证了＂达＂的效度,真正做到了＂传而达＂。     

潘金莲语言的交际特征和个性特征

小说中的人物语言既是作家为小说中的人物进行交际提供的工具,各种人物通过使用这一工具来建立、维持抑或破坏人物之间的种种社会关系;同时也是作家为读者所营建的一个特殊窗口,读者通过这一窗口观察、分析人物的个性特征以及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更好地把握作品的内在涵义。因此小说中的人物语言从交际功能而言具有多维性:人物之间用它来进行交际──从而形成作品中的那个特定的社会;作者用它来同读者进行交际──向读者传达、提供关于人物的各种信息。《金瓶梅》的人物语言也不例外:一方面,形形色色的人物运用各具特色的语言进行交际,从而构建了一个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