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聚氰胺"再现事件的审视——兼论我国食品的安全制度

在社会公众将要忘却"三鹿奶粉事件"之际,曾经震惊中外的"三聚氰胺"奶粉又卷土重来."三聚氰胺"再现事件,是对我国食品安全制度的拷问与挑战.我国必须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的市场准入制度,完善食品安全的法律制度,加快食品安全诚信体系建设及充分发挥政府的监管责任,才能真正搞好食品安全工作.     

对历史人物的"人性阅读"

在历史文化散文建设中,创作和批评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文体探索。"人性阅读"是王充闾历史文化散文总结的有效创作经验。以现代文化审美观,对历史人物做灵魂拷问,发掘历史文化精神,从而提升当代人的文化人格,体现了作家鲜明的文化自省精神和高度的审美转换艺术。"人性阅读"是基于人性的客观性、复杂性、多变性,以及文学深入地、艺术地表现它的可能性而确立的。     

“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现代性解读

把"真理标准大讨论"置放在现代性的话语框架之中,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判断: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思想界所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都以中国的现代化为背景,都是对中国现代化的拷问;改革开放使中国重新走上现代化之路,而"真理标准大讨论"则是改革`开放必要的理论自觉,正是通过这种理论自觉,中国的现代化在展现勃勃生机的同时,也不断地作为一个问题而被反复地追究其合法性与正当性.     

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后学困厄"及其实践超越

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邂逅与牵手,究竟是为马克思主义开辟了诸多自我生成之域并赢得了全面性胜利,还是造成了它的意义放任、思想低迷并陷入合法化危机?面对后现代主义的质疑和拷问,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应执行一种退行性的收敛、紧缩策略抑或是一种积极的扩张、开放计划?时下,关于此类问题的论争,至少有两点已初见分晓:(1)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暂时性合拍,其实对双方而言,都试图实现某种层次上的跃进.(2)"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语,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自我彰显和自我生成,压根无须借助任何"后"学的添加和补充,而是在深入生活、参与实践变革中完成的.     

《赫索格》对人性的拷问和自我的诉求

《赫索格》突出体现了索尔·贝娄作品对人性的拷问和对自我的一贯探求。主人公赫索格是一个疯癫和理性的合体,他不断地与“非我”产生冲突,但又渴望融合入社会,最终重新认识并超越了自我,完成了自我拯救的历程。《赫索格》对知识分子及其所处的社会境遇的关注,折射出贝娄通过小说创作对人性拷问,表明了作者的人文关怀。     

庄子,孔子“同命”乎?!——“安之若命”与“畏天命”的内在联系

"命"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之一。儒家与道家虽然分别阐释了"天命"或"命",然而这些解释都是与当时自然及社会生产力状况紧密相连,不能简单地将庄子的"命"等同于孔子的"命",亦或反之。实际上,他们在对"命"的态度与取向上有着内在联系。"畏天命"也好,"安之若命"也罢,都是重新拷问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过程中的必然。     

《紫颜色》里的宗教观

《紫颜色》是沃克的主要代表作,小说塑造了一个从传统走向反抗的黑人女性西丽的形象。除了黑人女性本身所具有的问题外,沃克在作品里还大胆地对传统宗教观进行了拷问,这种拷问从根本上是对传统上帝的反叛,其实就是女性对于压制自己几千年的男权社会的反叛。     

钓鱼岛历来是中国的

回顾历史,钓鱼岛是中国领土铁证如山。日本关于钓鱼岛问题"不存在争议"的说法经不起历史和媒体的拷问。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历史上就是中国固有领土,在行政上明朝隶属于福建省,清朝初年起隶     

"现代性"与"现代化"

"现代性"与"现代化"概念的区别首先在于,现代化主要是一个在经济学与社会学层面上谈论的范畴,现代性则主要是一个哲学范畴;其次,现代性乃是现代化的结晶,是现代化过程与结果所形成的属性。现代性具有如下三个特征:首先,它标志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表现为与某些传统的断裂;其次,自由构成现代性的核心,人的各种权利的保障构成现代性的前提;第三,现代性表现为建立起竞争机制与合理的规范,即竞争的理性化过程。     

或"变"或"常":流动的概念

"变"与"常",对于文学艺术而言,是一个古老的传统问题,也是一个年轻的现实问题. "变"与"常"是先秦时代中国哲学里就出现的一组命题,与阴阳、天人、古今、知行、名实、动静、心物等等一起,构成了诸子百家研究讨论的几大范畴,在后来引导了中国思想的苯酚主题和思维方式.     

管理伦理中的道德主体建构

管理伦理的逻辑中心在于道德主体的形成和建构。道德主体是道德内化与外化在管理活动中的枢纽，是“善”的本质的体现。管理伦理中道德主体的建构路径有三：道德认知形成，即对道德内涵和规则的学习、体认和理解，对道德善、恶的一种自我知觉和体认，对道德目标、责任和义务的理解和运用；道德情感建构，即主体对管理情境的情感直觉与体验，以及对管理角色的情感想象与理解；道德目标实现，即管理目标实现。其意义在于：重构管理者的道德精神本源，增强对管理道德情境的适应功能，实现管理过程中的道德作用。     

《信息科学中的哲学问题》评介

俄罗斯科学院信息科学问题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国际信息科学学会(ISIS)主席,康斯坦丁.科林(КонстантинКолин先生的著作《信息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对信息科学发展的历史、现状,对信息科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和范围、学科地位、体系结构、领域和方法,信息科学教育,信息的科学观和哲学观,信息社会与人类文明的发展等诸多领域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对信息科学的未来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在这本著作中,科林先生不仅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科学观和哲学观,而且还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观和教育观。科林先生所代表的俄罗斯学者的相应研究和工作,一定会给我们诸多启发,值得我们借鉴。     

谈当前文学批评的规范与标准

当前文学批评的混乱、“失语”或“缺席”状态,是由于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的失落。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包括两个方面,即批评家的独立品格和文艺批评自身的独立品格。批评家的独立品格一是指批评家的高尚的独立的人格;二是指批评家要遵循文艺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进行批评。就文学批评自身的独立品格来说,作家、批评家与读者之间根本没有高下优劣的等级之分,更没有主从或隶属之别,他们之间是平行、平等、互补互动的。创作是以现实生活为素材,批评是以作家作品为素材,二者同为精神劳动。作家和批评家的工作有联系但又是分别独立的,是具有不同的性质的,即具有“诗”和“思”的不同,创作是“诗”,而批评却是科学的“思”。     

小学数学文化培养的教学探索

数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小学数学的内容、方法及理论体系虽然相对浅显,但却蕴含了数学全部的思想与方法。教学中,教师要立足教育实践,注重数学内容、思想和方法的整合,注重多学科知识文化的整合,注重数学文化与社会文化的整合,并使数学文化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相结合,深入把握数学文化的特质,以此达到提高学生数学文化素养的目的。这样,使中华民族灿烂的数学文化在学生的成长、数学的发展乃至整个教育体系的完善方面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中国的绿色发展:特征规律·框架方法·评价应用

绿色发展是一种新的发展方式和模式,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从表现上看是环状的发展过程,从动力上看是绿色驱动,从途径上看是增殖发展,从目标上看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绿色发展具有时间上的持续性和阶段性,空间渗透性和非均匀特征,发展方向非线性并呈螺旋式上升,导向是价值增殖的过程且最终解决的是人地协调问题,技术是可传承和跃迁的且最终解决的是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但政策工具的选择会改变其发展路径。绿色发展具有状态、速度和效率三个维度特性,在状态上要求可持续发展,在速度上要求生态循环,在效率上要求低碳高效。中国现阶段绿色发展不仅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具有结构性固化趋势。更重要的是,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设立等政策工具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尚未显现,未来中国绿色发展还是应该从效率提高与技术创新两个方面着手。     

文本阐释模式与意义生成的知识论考察

文本的意义阐释问题是文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过度阐释”“反对阐释”与“强制阐释”构成了文本意义生成的三种形态。首先,阐释学的知识内涵可以划分为方法论和本体论双重层面,分别涉及符合论的真理观与存在论的真理观。其次,中国当代阐释学对文本意义的生成展开了积极反思和持续建构。张江教授提出的“强制阐释论”涵盖“本体阐释”“核心阐释”“阐释大循环”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概念范畴,实现了对阐释学方法论和本体论的融合,推动了当代阐释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最后,中国学者对场外征用与文本意义生成、主观预设与文本意义生成、批评的公正性和批评的伦理性等问题进行了细致讨论,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阐释学话语体系。中国当代强制阐释论是阐释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为文学研究与文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灵魂的沦落与"道德上的发现"——论康拉德的《诺斯托罗莫》

康拉德是20世纪最杰出的英语小说家之一,但近年来,国内研究的重心大多集中于他的海洋小说和丛林小说,对他的社会政治小说却少有人论及.《诺斯托罗莫》被认为是康拉德最为出色的一部社会政治小说,该小说的一个主要的政治和社会性主题就是道德理想主义和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通过剖析这种关系,康拉德展示了他对人性与道德等诸多社会伦理问题的深刻理解.     

悲剧精神的正义论

按照理性主义的观点,由于正义愿望与历史阻力之间的永恒冲突,正义蕴含着悲剧精神。首先,在发生论上,悲剧滥觞于古希腊,而古希腊悲剧常产生在人的命运与正义的关系问题上,具体表现常演化为哲学家对正义问题的思辨及论争,文学家以悲剧形式对正义价值进行追问,两者殊途同归;其次,在形式论上,人类对正义的追求具有非理性的特征,并在这种非理性的超越中实现人的卓越性,这种非理性的特性在形式上表现为悲剧式的酒神精神的狂热和迷醉;最后,在效果论上,悲剧是对正义的理性反思,它旨在培养人的正义理念,构建正义与悲剧同构同属的理性基础。在人类本体论的视域中探究悲剧精神的正义论,能给予我们生存论上的启示。     

2010年鲁迅研究综述

2010年鲁迅研究依然保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在平淡从容中出现了诸多热点和亮点。藤井省三、李今、冯光廉皆对鲁迅小说发表了极为精彩的看法。《野草》研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汪卫东的文章堪称力作。鲁迅杂文研究收获颇丰,陈方竞、黄健、陈迪强、王学谦的阐释皆有其新颖独到之处。思想研究主要集中为十个专题：鲁迅与当代中国、鲁迅与左联、鲁迅与启蒙、鲁迅与五四、鲁迅与现实主义、鲁迅与激进主义、鲁迅与中外文化、鲁迅与存在主义、鲁迅笔下的动物意象、鲁迅的接受研究等,李新宇、阎真、杨义、王锡荣、刘家呜、王晓初、姜振昌、吕周聚、陈汉萍、吴康、靳新来、钱理群等的文章（专著）皆堪称优异之作。鲁迅生平和传记写作研究以周楠本、冯光廉的文章最为突出,且出现了一大批初版和再版的鲁迅传。鲁迅教学研究中张梦阳、冯光廉的论述最为引人注目。赵延年、崔云伟的鲁迅与美术研究,王富仁、贺仲明的鲁迅研究之研究皆能使人耳目一新。     

在经验与先验之间——兼论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在探寻人类文明进程的普遍规律、获取人类文明的普遍性价值的过程之中,如何既避免“理不离境”的经验主义错误,又规避超越时空的先验主义谬误,显然是迄今为止在学术界仍未得到明晰的认知和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与经验论一样,完全脱离经验基础的先验论,无疑偏于极端和绝对。将经验与先验相统一而形成的有机认识论或普遍主义认识论,或许是更为合理的认知门径。而对于这一门径的找寻,正是知识分子尤其人文知识分子不可回避的历史使命。知识分子群体不同于其他阶层的社会职责和独有优势,在于它以必要的逻辑思维训练为前提,超越经验知识,通过知识占有和因此获得的思想力量,以先验与经验有机结合所获取的洞察力,批判性地洞悉、预判事物发展的趋势与前景,对社会现实及其发展前景作出必要的预警和展望;同时,在事物发展的多样性之中,探求、发现与抽象出远高于具体经验知识的共同经验知识及文明成果,也即体现事物发展之真理性的普遍性理念,最终积淀而为超越时空的共通性文明成果,进而推动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