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吏考核法律规制及其当代启示与借鉴

我国历代都极为重视官吏考核。从原始考课法到周朝的六计考核,从春秋战国的"上计"到秦汉官吏"考课"制,从《唐六典》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都官考课七十二法》、《五条课郡县法》、《三等黝陆法》、《六条课郡法》,从宋代的"四善四最"和金朝的"四善二十七最"到《明会典》规定"九年三考"制和《清会典》规定的"四格八法"制,我国古代官吏考核的法律规制一步步发展完备。对我国古代官吏考核法律规制进行流变考证,有利于探究其对我国当前行政责任法律规制的启示与借鉴价值,和对西方文官考核制度产生的深远影响。     

我国古代官吏考课制度建立于何时

我国古代官吏考课制度的建立时代,有上古说、西周说、春秋战国说、秦汉说等多种说法,其分歧在于对何谓考课认识不一。上古就有考课之说缺乏确凿的史料依据,不值得一驳。西周说则是以“巡狩”为考课制度,也颇为牵强。西周实行世官制,以血统选官,考课无存在必要。春秋战国说和秦汉说则以“上计”为考课制度,确有一定道理,但上计作为官吏的年终工作总结,只在各级地方行政首脑中进行,并非普遍适用,更接近于     

论明代的京官考课制度

从１３６８年朱元璋建立明朝伊始,便着手对官吏进行考课,并为此建立了一整套的官吏考课制度。考课京官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考满考课,一种是京察制度。对整饬明代的吏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先秦官吏考核制度考述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建于秦汉时期,先秦只是萌芽或是雏形,并未形成制度。实际上,官吏考核制度建于先秦时期,西周已较为规范。先秦时期的官吏考核制度,其考核目的、对象明确;考核内容、尺度具体;考核方法多样;奖惩措施严格,它是秦汉以后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发展、完善的渊薮。由于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先秦时期的官吏考核制度有其时代局限性,应客观评价。     

唐代考课与吏治关系

唐王朝对考课制度非常重视,考课制度执行得如何,关系到唐王朝的吏治兴衰。在政治稳定,吏治比较清明时,统治者和官吏励精图治,考课就会得到有效执行,考课奖优罚劣的功能得到了充分发挥,促进了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反之,当政治腐败,社会出现危机时,统治者和官吏无力或无暇顾及考课,考课制度无法得到有效推行,势必加剧政治腐败。     

对中国古代廉政法律制度的历史考察

中国古代社会是漫长的封建社会，其法律制度的历史具有丰富的内容。遵从“古为今用”之原则，对其中的廉政法律制度进行考察具有现实意义。文中以历史朝代为序，从官吏选举任用、官吏考核管理、官吏监察监督、惩治贪污贿赂四个方面，力图比较全面地勾画出中国古代廉政法制建设的轮廓，愿其中的经验教训有益于今天的中国。这符合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的精神。     

西汉官吏考课制度初探

考课,亦即考绩,考功。对于官吏进行考课,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实行的一项重要制度。这一制度是职官制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它与选举制度、监察制度以及法律制度等都有紧密的关系。这一制度所涉及的问题很多,其中主要有对各级官吏的选拔、使用、升降赏罚等。这些问题对于保证各级官府的上下联系和充分发挥整个官僚机构的统治效能,都有重要的作用。我国的西汉时期,已初步形成了一套考课制度。本文着重讨论当时对于文官(特别是地方官吏)的考课情况。     

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是一项很有特色的人事管理制度,对其进行总结、研究,于当前改进干部考核工作,仍有重要启示:考核主体的素质至关重要,考核原则必须是德才兼备,考核程序和方法必须规范化,考核法规体系必须不断完善,考核监督机制必须行之有效,考核必须起到奖廉惩贪、赏罚分明的作用。     

高校党政管理干部考核综合评价方法探讨

文章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及年度考核工作的实际做法,针对高等学校党政管理干部考核工作的特点,引入了模糊评价的有关理论,建立了党政管理干部考核的综合评价体系,使党政管理干部的德、能、勤、绩都得到了较为全面的评价,并突出了工作实绩的考核,提高了考核方法的合理性和系统性.     

试论隋唐时期的考课与监察制度在反腐倡廉中的作用与流弊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考课和监察制度不断发展和日臻完善的重要时期。不但封建国家对广大官吏进行考课和监察的专门机构已相继设立，而且还制订一系列相应的考课标准和监察法规，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激浊扬清”和“惩奸除暴”的积极作用，促进了吏治的清明和廉政建设的发展。但是由于这两个制度在施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流弊，因而也对廉政建设造成了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本文拟对隋唐时期的考课和监察制度在反腐倡廉中的作用与流弊略作探讨，庶几能得到某些有益的历史启迪     

当前党政领导干部有神论信仰状况的调查与分析——以南京地区为例

当前,有神论在我国党政领导干部中的影响力有所增强,不少党政领导干部对封建迷信态度模糊,对宗教的包容度有所上升,而对科学无神论的认知度降低。同时,有神论对党政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冲击,其价值观取向呈多元化特点。面对当前党政领导干部的有神论信仰现状,针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群体特征,以思想政治、科学理论教育为基础,以党政机关精神文明建设为条件,以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制度建设为保证,提出了具体可行的因应对策。     

中国古代廉政教化机制试探

在长期的治吏实践中,中国古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化机制:在入仕之前,即通过学校教育实施廉政感化;在入仕之后,又通过训诫、表彰、警示、示范等方式强化廉政教育。     

关于当前我国领导干部公选制问题的探讨

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政府管理中最为关键与重要的问题。本文对于当前我国领导干部公开选拔任用制度的概念形成、制度化基础、发展过程及其实践形式进行了初步探讨。对于考任制、选任制、竞任制与票决制等不同形式进行了独立的解释。对于当前领导干部的公选制,从学科理论上进行了基础分析,从实践过程层面进行了问题分析。就公选制如何改进竞聘者理论上的广泛性与实际中的有限性、评价主体的多元性与价值观的不一致性、标准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等六大问题提出了相关的对策与建议。     

对国家公务员考核的评析

以何种方式进行公务员考核 ,将直接影响到考核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现有的考核方式很多 ,比起以前的干部考核在许多方面都有所进步 ,但是为更好地建设公务员制度 ,本文也分析了考核中的一些不足之处     

中西方古代政府理念比较

中西方古代存在不同的政府理念。在政府起源方面,中国认为政府是君王“受命于天”而设立的,西方则认为政府是人们通过“相互约定”建立的;在对权力性质的认知上,中国认为政府权力只能是“君主独制”,西方认为权力具有“公共性”;在制约权力方面,中国主张以君主的内在修身为主、以外在约束为辅,西方则主张以权力制衡为主;在对最高统治者的认知上,中国认为最高统治者就是“天子”,而西方认为统治者是“民选执政官”;在对政府官员的认知方面,中国认为官吏就是“事君之臣”,西方认为是“公职人员”;在对政府的管理对象的认知上,中国认为老百姓是天子之民,西方认为老百姓就是国家的公民。     

论古代判词的文学化倾向及其可能的效用

判词是中国古代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裁决判定书。从留传的历史资料看,中国古代许多判词写得文采飞扬、辞藻华丽,且引经据典,工整对仗,使得本应严肃的判词显得文法(理)兼容,词情并茂,充满了浓郁的文学色彩。这种现象固然受惠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达和唐代文风的浸润,但其直接动因还在于开科取仕制度对判词写作的重视。古代判词的文学化倾向使之成为一种文学题材得到后人的承继。回眸其历史文化内涵,对于我国当代司法文书制度的改革或许存在某些可能的效用,特别是对于借用中国本土资源促进法律与文学运动,不无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的发展阶段及其文化特征

本文旨在对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形成及其发展阶段进行描述说明,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科举在不同历史阶段体现出的创新和发展,以及在不同朝代体现出的文化特征。选拔官员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巩固政权的必要手段,选拔官员的方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不同的人才选拔方式在不同阶段起到了不同的作用。科举作为我国古代封建社会选拔官员的重要方式,起源于隋朝,经历1300多年的历史,同时也为不同朝代选拔除了各种适应当时社会统治所需的人才。科举在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科举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及不同统治者利用科举选拔官员的不同需求,科举制度处于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科举科目从繁到简,科举规则从宽到严,科举内容由多样到统一,体现了科举制度在发展过程中的不断优化,也逐渐地使科举演化成了封建社会荼毒读书人的一种腐朽社会制度。从客观的历史角度,科举的出现确实为不同朝代的统治者选拔出诸多的优秀人才,为当时社会的进步发展和统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为现代社会人才选拔积累了历史经验和借鉴。     

地方官员治理与区域协调发展

新政治经济学强调以政治与经济互动的思路理解现实中的经济现象。文章以中国的干部治理体制为切入视角,分析了中国地方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地区经济差距拉大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干部治理体制的运作遵循了一种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机理,形成了一种强力的官员政治激励,推动了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热情,也导致了地区经济差距拉大。中国可以在现有的干部治理体制之下,通过优化官员配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论明代科举发展对选官世袭制的遏制作用

中国古代官员选任制度中的世袭制是维系贵族特权的重要基石,也是中国社会长期动乱和腐败蔓延最主要的原因之一。科举制的实行使选官世袭制受到遏制,但是唐宋在发展科举制的同时还保留了凭借父祖官职入仕的门荫和恩荫制度,这实际上是选官世袭制在新形势下的遗存和变种。明代科举制发展到鼎盛,选官必由科举,非科举者毋得授官和扩大科举取士数量等措施的推行,有效地遏制了长达数千年的选官世袭制,确立了远比唐宋更为完备的名实相符的以文官考试为基础的科举政治,对社会的稳定与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