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隶"与"落厢":试论北宋厢军与禁军的互动关系

北宋初年,太祖、太宗通过简拔厢军精锐、扩充禁军,实现了“收其精兵”的既定目标,消除了藩镇割据的军事基础,改变了厢军这一藩镇旧兵的性质。此后,奉行“祖宗家法”的北宋君臣,在军队建设中,都把厢军与禁军视为一体,不断以厢军补充或升隶禁军,同时又把不合格的禁军兵员降为厢军。尽管厢军、禁军的主要职能不同,但在北宋时期却是紧密相连、互相依存的整体,二者的互动关系,是募兵制条件下北宋兵制的一个重要特点。     

宋代厢军役作职能考述

在宋代,厢军是役作部队,其职能是代替民夫从事各种力役。由于力役种类的繁多,由此决定了厢军役作职能的繁杂,主要体现为运输物资、兴修水利、屯田垦荒、服务官员与营建修葺。厢军的役作职能与宋代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对宋代社会的正常运转起着决定性的因素。通过出色地履行其役作职能,宋代厢军起到了保障社会正常运转、维护社会安定的作用。     

宋代厢军军事职能述论

在宋代，厢军是役兵，从事杂役，如修城、铺路、造船等。然而，宋代主力作战部队主要集中于边疆，造成兵力短缺，鉴于此，宋廷不得不赋予厢军以重要的军事职能。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厢军不仅被当成内部主要镇守兵力，执行对内镇压职能，如镇守地方、参与巡检等，还被当做对外防御的兵力，执行对外防御职能，如戍守边疆、对敌作战等。正是通过履行以上职能，从而为维护宋王朝的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     

宋代厢军军事职能述论

在宋代,厢军是役兵,从事杂役,如修城、铺路、造船等.然而,宋代主力作战部队主要集中于边疆,造成内部兵力短缺.鉴于此,宋廷不得不赋予厢军重要的军事职能.厢军不仅被当作内部主要镇守兵力,执行对内镇压职能,如镇守地方、参与巡检等,还被当作对外防御兵力,执行对外防御职能,如戍守边疆、对敌作战等.厢军正是通过履行以上职能,为维护宋王朝的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宋朝集权政治看厢军制度的形成背景——宋代冗兵成因研究之二

(一)厢军制度形成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在以禁、厢两军为基本构成的宋朝军制中,占兵员总额将近一半的厢军只是一支役作部队,类似于今天的工程兵性质。厢军之不预战事而专供役作,这是宋朝兵制的一大特点。《玉海》卷319引《神宗史志》说:“材不中禁卫,而力足以充役,为厢军。”可以视为厢军的扼要定义。宋人叶适说:“厢军供杂役,禁军教战守。”(《水心别集》卷12《厢禁军弓手土兵》)章如愚说:“宋有天下,悉役厢军。”(《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卷41)马端临说,“宋朝凡众役多以厢军给之,罕调丁男。”(《文献通考·职役一》)在将厢军定义为     

宋代南、北厢军差异探析

宋代南、北厢军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差异:首先,在素质方面,北方厢军在身体素质、军事素质方面均强于南方厢军;其次,在作用方面,南方厢军在南方起着主导作用,且主要用于对内镇压,北方厢军在北方起着辅助作用.且主要用于对外防御;再次,由于作用侧重点不同,二者在社会影响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宋代厢军役作职能考述

在宋代,厢军为从事役作的杂役军,通过履行其役作职能,承担原本由民户来完成的繁杂役作。其役作职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运输物资、兴修水利、屯田垦荒、隶役官员与修葺营建等。这些职能对宋代社会安定具有重大作用。     

宋代的特殊政区——在礼仪圣地所建的军

五代时期出现了一种新型政区——军。在之后的宋代,宋朝政府主要在一些军事要地设置"军",目的是加强军事防御和治安。除此之外,宋朝政府还在帝王陵寝和国家重要的宗教圣地设置"军"这样一种政区,这样做的目的除了加强治安的考虑外,主要是提高当地的行政级别,与当地的地位相称。     

宋朝骑兵在南方的布防与运用

宋朝建立,战略对手在于北方,而对"种类殊异"的南方民族地区的防范则比较忽略。再加上基于"南方非用马之地"的认识,除少数有马厢军外,北宋前期禁军未在南方驻防骑军。宋仁宗时期广南两路发生侬智高事变,岭南骚动。宋朝臣间在是否"用骑"的问题上发生争论,狄青率西北骑兵南下,"终以马胜"。此后宋朝开始在南方驻防新建的"有马雄略"军,有马厢军也有增多,骑兵在南方的运用也开始多了起来。受到感染,一些少数民族也要求学习马战。在某种程度上,侬智高事变的平定成为宋朝在南方"用骑"上的一个"转机"。     

宋元时期生券军与熟券军考

生券军、熟券军都是活跃于宋末及元代的军事组织。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形成于南宋,是以会子支付军饷、从外地抽调兵士镇戍边境的军事组织,属于镇戍部队,后者则定居于当地;前者多承担战斗任务而后者主要负责屯田。元代,生券军有征伐、镇戍、屯田和侍卫职能,熟券军的职能同生券军接近;二者都属于新附军,政府对其秉持着非兵即农、不为兵则屯田的管理原则。     

二战时期美国对日本的心理战研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美军为首的盟国军队用心理战从精神层面打击日军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借助历史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对二战时期美国对日本的心理战战略计划、心理战手段、心理战的成绩及特点等进行研究。研究认为,日本士兵在接受军国主义教育后有“效忠天皇”“皇军不可战胜”等信念,狂热信奉“进功精神”和“武士道”精神;对此,美国在大战略背景下确定了对日本心理战的目标是以揭露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和危害性为核心,使日本士兵和民众相信,日本政府发动的侵略战争注定要失败的,并相信美国的宣战和胜利将给日本带来民主自由,同时维护日本天皇的尊严,将发动战争的罪行归于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并尽可能减少日本士兵和民众遭受不必要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心理战具体的措施有正面的“白色”宣传,一是对日本军队进行广播宣传或阵前喊话,二是向日本军队占领的岛屿或前沿阵地投放传单,还有讲假话的“黑色”或“灰色”宣传,其基本手法是制造和传播假消息和假情报来扰乱日军士兵的心理,再利用日本战俘向原先部队宣传美军优待俘虏政策,向美国投降是“名誉停战”等;为了让心理战术的效果更明显,美军将心理战行为与军事行为相互配合,用空袭和投放原子弹等对日军士兵造成心理威慑,用真假情报信息迷惑日军士兵,使得日军士兵士气低落,抵抗意志逐渐减弱,“跳蛙”战术和心理战攻势节节胜利,心理战在打败日本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第四种战争”的重要作用。     

北宋的治军之道及其启示

鉴于唐季五代以来骄兵悍卒的历史教训,北宋重建治军之道,使军队牢牢地控制在皇帝和中央政府手中,从而消除了军队对社会稳定的破坏作用,军队成为维护中央集权的有力工具。但北宋的治军之道也存在着一些严重弊端,这些弊端主要包括:一,“重文轻武”的治军原则;二,广收流亡的召募之制;三,“将从中御”的御将之道。这些弊端的存在使得北宋的治军之道严重违背了军事规律,从而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可以说,不合理的治军之道是造成北宋乃至整个宋代在军事上始终处于积弱不堪、被动挨打地位的主要原因。     

简论伊朗帕提亚帝国骑兵制度的形成及特点

骑兵,一般在古代战争中作为步兵的辅助力量存在,而在帕提亚帝国骑兵却是军队的主要力量。由于帕提亚帝国发源于游牧民族传统,帝国幅员辽阔,内部多元和分散,东联中亚草原,西接两河流域,上承古波斯帝国军事优势,造就他们的骑兵称霸西亚。其骑兵的冲击力和机动性构成伊朗古代史和世界古代史上战斗力最强的一支军队。帕提亚的骑兵分为重装骑兵和轻装弓骑兵,他们装备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铠甲和武器,并配备了当时后勤保障最有力的骆驼队,双方根据自身的特点在战争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发挥不同的作用。双方的相互配合加上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往往能产生震撼的效果。     

辽代部族军兵役制度初探

部族军是辽代立国、守国之根本,其兵役制度在部落兵制的基础之上不断完善。辽代部族军具有双重属籍,既属军籍,又属民籍。部族军实行"补役之法",通常自富户当中征发,以"户"的形式镇戍地方,服役无固定期限。部族在役军队所需的粮、马前期需自备;后期逐渐由地方军事机构或政府供给,并无军饷。部族部分人户开始拥有兵役特免权,使得部族之间的等级划分愈加明显,体现出辽代社会秩序的变化趋势。而部族军整体兵役制度的发展演变,实际上暗藏的是统治者离散部落,削弱贵族权力,加强中央集权的大局筹谋。     

北宋剩员制度再探

禁军中的老弱病残通常被降退为剩员,这是北宋兵制的一项制度规定。但北宋禁军有诸班直、上四军、普通禁军等组成,不同禁军降退为剩员的情况各不相同。诸班直军士在北宋前三朝很少被降退为剩员,上四军军士在宋神宗军事改革之前,大多被降退为带甲剩员,带甲剩员在军事改革后逐渐被取缔。普通禁军则被降退为剩员或小分。     

宋代三峡地方武力初探

宋代三峡因其显要的战略地位,成为朝廷军事布防的重要区域。三峡拥有全国最为详备的地方武力,不仅兵种齐全、兵量众多,且具较强的战斗力,成为南宋后期西部抵御蒙古入侵的主力军。三峡宋军虽无统一的指挥系统,但它拥有全国独一无二的联防体系,密切了三峡地域军事合作,有力保障了宋代长江上游的军事安全。     

从台湾原住民祖灵信仰看高砂义勇军

1895年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吞并了中国台湾。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日本从台湾征兵共20万人。由于日本人将台湾原住民称为高砂族，便将从台湾原住民中8次征兵所有的2万多人称为“高砂义勇军”，这2万多人被派往马尼拉、新几内亚、拉哇鲁。高砂义勇军上了战场后在日军中地位极低，给日军打杂挑担，被日本人称为“苦力者”，没有地位，也没有军阶，最后能活着回来的，只有三分之一。就在这三分之一中，多数还是伤残。日本战败后，少数别有用心的日本人将在战争中战死的高砂义勇军的灵位放在靖国神社中，还宣称“台湾人是爱日本的”、“台湾人愿意做日本人”。而事实上在日治时期的台湾原住民，是被日军或胁迫或利用下被迫或少部分自愿成为“高砂义勇军”的。本文从原住民祖灵信仰的角度，研究高砂义勇军，探讨他们悲剧性命运的一个成因。     

论宋朝政府对民变的非军事对抗性策略

宋朝统治者在平息以民变为主的“内患”时,虽然也剿、抚并用,但与前代相比,却更多地采取以招安为主的非军事对抗性策略。这种策略在平定王小波、李顺起义,宋江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的过程中都有充分表现。宋朝政府对民变采取这一较为和平的策略,理由有三:一是军事力量不足,州郡兵力尤为空虚,经常是不得已而为之|二是宋代士大夫深受“仁政”思想影响,对部分民变怀有一定的同情,容易倾向于用和平手段平息|三是用武力镇压民变成本太高,并有严重后遗症。对民变采取非军事对抗性策略,有利于宋朝社会的稳定和减少对社会经济、文化的破坏,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以此策略平息民变并非都能奏效,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业已存在的社会矛盾。     

东晋南朝时期襄阳豪族集团的社会特征

襄阳地区的武力豪族是支撑南朝宋、齐、梁三代的重要军事力量,主要由来自秦陇、河洛地区的侨寓士族和汉水流域的土著豪族组成。他们能在南朝政局中发挥作用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关键在于其在襄阳地区形成了宗族—乡里式的共同体社会结构。襄阳豪族积聚部曲,把持地方政权,以宗族为纽带,重视血亲关系。在经济上,他们经营土地,参与商业活动,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结构和基础,造就了襄阳豪族的军政品格和命运。